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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壁生:何谓“做中国哲学”?

——陈少明《做中国哲学》评议

更新时间:2017-10-12 10:22:57
作者: 陈壁生 (进入专栏)  
便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在《兑换观念的支票》一文中,陈少明先生认为“经验从当下开始”:

   这一“当下”的经验,虽然是既现代又中国的,但它并不排斥古典的与西方的。人类经验有普遍性的内容,既通古今,也通中西。不过,对任何人群或文化共同体而言,它必须是自身在“当下”能体验到或领会到的。……经验的理解必须从最普遍的类型开始。(同上,第242页)

   在文章中,陈少明先生大体列出几种经验类型:其一,身体活动的经验;其二,关于道德(首先是伦理)生活的经验;其三,语言学习与运用的经验;其四,意识经验,包括认知与情感活动。(参见同上,第242-245页)这段表述中,包含着“做中国哲学”的几个关键问题:

   一是可以在纷芜杂乱的个体经验中,抽象出共同的人类经验,作为哲学研究的问题;

   二是这种人类经验具有普遍性,不分古典与现代,也不分中国与西方;

   三是这种人类经验可以在哲学思考中被把握。

   陈少明先生屡次说到从当下开始的“经验”对中国哲学创造的重要性。在《经典世界中的人、事、物》序言中,他说:“要充分吸收古典智慧,便需要在现有的哲学史之外,从挖掘经典文本的各种叙事内容入手,进行中国哲学创作。这样,它要求的,首先不是面对古典思想概念,而是面对经典世界的生活方式。是经验而非概念,才是哲学的根本出发点。”(陈少明,2008年a,第5页)在同名论文中,他又说:“哲学或其他知识创造,历来有两大思想资源,一是前人的思想成果,一是当下的生活经验。归根到底,生活本身才是思想创造的最终源泉。”(同上,第143页)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认为:

   以当下的生活经验为反思的对象,当然是当代中国哲学最基本的任务。但就中国哲学创作而言,储存于文献中的古典生活经验,更是重要的思想资源。(陈少明,2015年,第103、104页)

   “经验”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当下的生活经验”,当下的生活经验包括个人的情感、意识、思想体验等方面的内容,这完全是当代的、个体的。只有对当下的生活经验的研究,才可能有真正的“学”的创作,而非“史”的梳理。一是“储存于文献中的古典生活经验”,主要通过读经典所得,与之相对应的是哲学史的框架与概念,经典本文中的知识——教科书式的哲学史往往关注前者,考据式的学术史往往关注后者。而“做中国哲学”,则关注把经典文献中保存着的活生生的古典生活经验。

   这涉及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即在“做中国哲学”的方法论之中,如何看待经典?陈少明先生认为:“经典只是哲学反思古典思想经验的中介。”(同上,第109页)哲学地看待古代经典,不是把经典当成已经死去的书籍,与我们无关的知识,而是把经典看成鲜活的“古典生活经验”和“古典思想经验”。经典最大的意义,便是它们记录着无比丰富的古典生活、思想经验。在这里,与“经验”相对的是概念以及对概念的各种再诠释。

   例如,对《论语》而言,哲学式的思考,不是把《论语》理解为仁义礼智信所组成的概念世界,而是首先把《论语》中的每一句话,还原为孔子的教化实录。陈少明先生在《立言与行教:重读〈论语〉》中就说过:“《论语》是孔子行教的记录,不是孔子的教材。”(陈少明,2008年b,第63、64页)只有还原文本背后的经验,才能够真正看到孔子的行教是如何进行的。

   事实上,这种读法古已有之。朱子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言“读《论语》《孟子》法”,便引程子之言云:“学者须将《论语》中诸弟子问处便作自己问,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自然有得。”(《朱子全书》第6册,第61页)如此读《论语》,便是将《论语》的每一则语录都还原为孔子的教化场景。而这种特征遍见于朱子对《论语》的注解之中。将《论语》视为孔子行教实录,便有必要注意这些实录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人、事、物本身的关系。比如《论语·颜渊》所录季康子与孔子的对话:“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如果把这则对话看成一种思想表达,惯常会把孔子的回答,仅仅理解为孔子的思想学说,将这句话与“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等语相发明。更进一步的做法,甚至把这句话理解为孔子的思想与行为的基本原则,用它来反驳孔子诛少正卯等问题。①

   但是,如果把这则对话还原为生活经验,问题就没有那么简单,它跟季康子的权臣身份有关,也跟当时对“有道”、“无道”开始失去标准有关。甚至,如果从“事”的角度,把它与《荀子·宥坐篇》孔子答季康子言父子争讼的案由联系起来,又是另一种理解。②假设问者不是季康子而是颜回,师弟之间对“道”的标准有统一的认识,那么孔子必定不是做出这样的回答。

   再如对“孝”的理解,“孝”是一个道德词汇,但其背后是父子关系,也就是子对父的态度。教科书式哲学史的做法,是把儒家讲到孝的内容,做归类与总结,说明孝的特征、演变等问题。更“哲学”的,是将孝更加抽象化。但是,如果用“做中国哲学”的角度来看待孝问题,儒家经典中大量讲到“孝”,其背后都是父子关系的经验思考,而父子关系则是古今、中西都普遍存在,并且在人类社会扮演着重要角色的一种最基本的人伦关系。将经典所述的孝还原为父子关系,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圣贤如何用这一道德词语去定义、规范子对父的感情,并由之发展出一整套伦理秩序。而今天要理解当代不断变动的父子关系,古人的智慧仍在为我们理解现实生活提供至关重要的思想资源,甚至为分析西方的家庭生活提供了理论支撑。③

   可以说,陈少明先生所说的“经典只是哲学反思古典思想经验的中介”,提供了一种对经典的新的认识与理解。将文本还原为经验,需要体察文本的能力,也需要想象力,更需要对当下生活经验的洞察力。面对储存在经典中的古典生活经验,从今人的立场上可以赞同或反对,从效果上可以认为有效或无效。但是,因为今人每一个人的生活经验都受个人生活世界的限制,即便是抽象出生活经验的基本类型,这些类型也只是今人的总结,因此,“储存于文献中的古典生活经验”,便成为做中国哲学最重要的思想资源,而且其重要性超过了当下的生活经验。可以说,“做中国哲学”关注的是现实生活,研究的对象则主要是经典文本。

   在“经验”的意义上,当下的生活经验与古典生活经验是相通的。当我们用汉语思维、表达的时候,无论古今,都经验着同一个世界。中西之间因为语言差别,所涉及的问题会更加复杂。但是对中国而言,经典所描述与今人所认识,在“经验”意义上具有相通性。例如,在陈少明先生的《解惑》《明耻》《忍与不忍》等一系列论文中,可以看到大量可命名的道德情感,有着古今共通的意义。从当下开始的经验,只有走向经典研究,才能超越个体经历的局限,而实现经验的真正普遍化。因此,“做中国哲学”的方法,实质上是一种古典思想研究,也表现为古典思想研究。

   事实上,陈少明先生所认为的经验从当下开始,可以类比于朱子学说中特别强调的“切己之学”。朱子读书之法,注重读书过程中要切己。《语类》其言:“读书须是虚心切己。虚心,方能得圣贤意;切己,则圣贤之言不为虚说。”又说:“虚心切己。虚心则见道理明;切己,自然体认得出。”(《朱子全书》第14册,第335页)在读书时,每于圣人之所言,切合于自身的体验,才能对圣人之言有真正的认识。程伊川有语云:“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与圣人所以至圣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昼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则圣人之意见矣。”(《二程集》,第322页)《语类》云:“问伊川说‘读书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一条。曰:‘此条,程先生说读书,最为亲切。’”(《朱子全书》第14册,第633页)也就是说,通过读书,领会经典文本中的古典生活经验,使之与自己当下的经验相参照。这样,面向经验的哲学研究与创造,便能够克服个体经验的局限,而达到普遍经验。

   从中国现代学术转型以来,如何看待“经典”,向来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在“整理国故”的思路中,经典成为历史的陈迹、风干的标本,用陈少明先生的比喻,是“用概念的标签把它标本化,就像把鲜花制成干花”。(陈少明,2008年b,第144页)而“做中国哲学”所提倡的,则是借助经典,不是利用西方的概念去总结、概括中国经典的内容,而是把经典还原为古人的思维、生活、意识、情感经验,并在经验的层面上,使之获得古今共通的力量,以成为今天建立在现代生活经验的哲学创作最重要的内容。

   正因如此,“做中国哲学”必然要有文化意义上的“中国”,甚至可以说,中国人“做哲学”,天然就是“做中国哲学”。如果要超越“中国”“经典”这个维度,也就是否认今天的哲学创造必须创造植根于二千多年的传统,而用汉语“做哲学”,那只能是自说自话。传统只有中国传统与西方传统,没有非传统。同样道理,“哲学”可以无中西,但哲学研究乃至哲学创造,如果以汉语为载体,便只有“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区别。

  

三、“做中国哲学”的“中国关怀”

  

   中国哲学从研究中国哲学史发展到“做中国哲学”,即强调中国哲学创造,这种以方法论转移为中心所带来的中国哲学变革,其背后所凸显出来的,是哲学的“中国关怀”。

   近十余年来,中国哲学研究的诸种突破,都与这种中国关怀密切相关,“中国哲学”正在摆脱单纯的哲学史描述,而越来越明显地直接面对中国现代生活。而其背后,则是对古今问题的新认识。中国哲学这一学科建立之初,把“中国”看成“古代”,并由此把哲学史研究等同于哲学本身,这一学科只能培养出大量的哲学史研究者,而不可能培养中国的哲学家。而强调面向现代生活的哲学创造,其背后是对“中国哲学”这一学科所能够且应当承担的责任的重新思考,即把中国文明视为一个独立的文明体系。在此前提下,可以借鉴西方哲学的方法,去重新阐述经典,理解当下中国人的思想处境和情感世界。

   从陈少明先生《做中国哲学》一书中所强调的中国、经典、经验来看,这种方法论所倡导的哲学创作,主要以经验去沟通古今,并借助西方哲学的一些合适的方法去分析这种经验。“储存于文献中的古典生活经验”之所以必然成为今天哲学研究乃至创造的资源,背后还有一种历史观作为支撑。历史对一个国家的意义,就像记忆对一个人的意义,正如一个人是靠记忆才能成为他自己,中国因为自身的历史才能成就其存在。对记忆的理解,即是经验。陈少明先生认为研究历史的史学,是理解经验的方式,他说:

   严格地说,史学不是同哲学、文学、社会学、经济学或者数学及其它自然科学门类并存的一门学问,它是理解人类经验的一种方式。(陈少明,2011年)

   在这种历史观中,甚至可以说,“做中国哲学”中的“哲学”,是因为“中国”才存在。因此,“中国”不是一个界定词,“中国哲学”是一个单独自足的词汇、语言单位。他在《孔学、史学与历史形上学》中说:“正如一个人在学习、工作与修养的过程中,成就自己的人格一样,一个民族或者国家在文化价值的传承、创造和发展中,形成自己的共同体。记述了这一切的历史,就是承担文化传承的伟大职责。”(同上)也就是说,国家历史即是国家存在本身。“做中国哲学”的背后,有浓厚的历史自觉与中国自觉。

现代学术转型以来,以经学与理学为中心的传统学问崩溃瓦解,如何真正沟通古今,成为有传统文化情怀的学者追求的目标。20世纪前50年的两次大革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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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云南士恒国学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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