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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远招:论神对于康德道德律的多重意义及其限度

更新时间:2017-10-12 09:47:22
作者: 舒远招 (进入专栏)  

  

   摘要: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将被设定为实存的神作为道德律的“规定根据”; 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他把神圣的、绝对完美的理性存在者的意志实即神意视为使先天综合的定言命令成为可能的“第三者”;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他提出神意是一个必须被用作原型的实践理念,该理念将神圣的道德律呈现在一切有理性的存在者眼前。但康德在赋予神意对于道德律以多重意义时,也为此设置了一个限度,这就是:被设定为实存的神对道德律作用的间接性和直接作用于道德律的神的观念性。

  

   关键词:神,道德律,道德学,宗教学

  

   康德的伦理学(道德学或义务论)与宗教神学(宗教义务论)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康德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康德曾一再指出自己的伦理学作为一种道德形而上学完全奠基于纯粹实践理性,其道德基本原则是由纯粹实践理性向人的意志颁布的,但他常常把理性的命令类比于“神的诫命”,并认为对人这种受感性欲望刺激的有限的理性存在者有效的道德律,也对一切理性存在者——包括神圣的、绝对完满的理性存在者(神)——有效。康德还对神的存在作出了“道德神学”的证明。这表明尽管康德本人想在自己的伦理学与宗教学说之间划清界限,但两者之间总是存在密切的联系。叔本华在其《道德的基础》一文中曽声称:康德之所以最终提出自己的道德神学,是由于他的道德学有关责任和义务的观点是从神学中借来的,主要地来自于十诫,“它本质上是牢固地建立在人之依存于另一个意志的假设之上,这一意志向他发布命令,宣布奖励或惩罚。”1由于康德从神学道德学中借来了自己的道德学的命令形式,他才容易从自己的道德学中发展出道德神学。

  

   显然,康德伦理学所提出和论证的道德律与最高存在者(神)到底有何关系,是准确把握其伦理学与宗教学的关系的关键。本文试图探讨神对于康德的道德律的特殊意义,并指出康德为此所设置的限度。

  

   一、神作为“本源的至善”构成道德律的“规定根据”

  

   《纯粹理性批判》先验方法论第二章“纯粹理性的法规”第二节把“至善理想”当作纯粹理性之最后目的的一种“规定根据”来加以论述。这个“至善的理想”并非指个人的德性与幸福的相称,也非指一个德福普遍相称的理知的、道德的世界,而是指那个保障德福相称的“最高理智”(神)。康德认为,如果我们基于单纯的自然,则获得幸福的希望与使自己配享幸福的努力之间的必然连结就不会通过理性得到认识,只有把一个依照道德律颁布命令的最高理性同时当作自然的原因置于基础地位,对于这种连结的希望才可以出现。2这就是说,只有设定神的存在,才能使配享幸福者看到享受幸福的希望。因此,神作为这样一个最高理智便是“至善的理想”。在此理念中,“与最高永福相结合的道德上最完满的意志是世上全部幸福的原因,倘若这幸福与伦理性(作为配享幸福之物)保持精确比例的话。”3康德把神当作本源的至善,把尘世上的德福一致当作被派生的至善,并认为纯粹理性只能在这个本源的至善理想中找到被派生的至善的那两个要素(德与福)在实践上必然连结的根据,亦即一个理知的、道德的世界的根据。4由于以本源的至善为根据的尘世的至善不可能在今生见到,因而需要设定有来世即灵魂不朽。

  

   人们很可能认为,标题中的“纯粹理性之最后目的”就是由本源的至善理想派生而来的德与福的普遍相称。但倘若我们只满足于这种认识,则神作为本源的至善与道德律的关系就被忽视了。结合第二章“纯粹理性的法规”第一节和第二节的内容,我们有必要、也有依据将第二节标题中的“纯粹理性之最后目的”直接与道德律相关联,将神这个本源的至善不仅直接当作被派生的善的规定根据,而且在间接的意义上也当作道德律的规定根据。

  

   “纯粹理性的法规”这一提法原本就在提示道德律。在第一节“我们理性的纯粹运用之最后目的”中,康德把确证意志自由、灵魂不朽和神的存在当作纯粹理性的最高目的,认为它们依据理性的本性具有统一性,其目的在于共同促进人类的道德兴趣——一种不再从属于更高兴趣的兴趣。换言之,在纯粹理性这三个最高目的后面,还有一个“最后目的”,即颁布道德律,为人的行动确立起至上的道德准绳。康德也把确证意志自由、灵魂不朽和神的存在当作三大问题,认为在人们称为纯粹哲学的探究中,理性的全部武装都针对着这些问题。他指出:“但是,这些问题本身又有它们更深远的意图,这就是说,如果意志是自由的,如果有一个神和来世,我们应该做什么?现在,由于这个问题在与意志自由这个最高目的的关联中同我们的行动相关,因而睿智地照料着我们的大自然在把理性赋予我们时,其最后的意图本真地就只是放在道德的东西(Moralisches)上。”5这个“道德的东西”指道德法则,因为康德在此前的一个段落中,把以幸福为目的的实用规律与由纯粹实践理性所颁布的无条件的先天命令即道德规律相对照,认为只有道规律才属于纯粹理性的实践的运用,并允许有一种法规。康德认为实用规律与道德规律都与自由的任意有关,因而都是“实践的东西”,但只有道德规律才是构成纯粹理性运用之最后目的的“道德的东西”。

  

   在第一节中,康德主要探讨了意志自由这一最高目的与道德律这个最后目的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我们之所以要确认意志自由,就是为了引出无条件的道德律。在第二节中,他进而告诉我们之所以要设定灵魂不朽,是为了有希望看到道德的、理知的世界。不仅如此,他在肯定神作为本源的至善是被派生的至善的规定根据的基础上,还指出神使得道德律不至于成为“空洞的幻影”,即保障所有按照道德律行动的人享有自己理应享有的幸福。于是,神在保证至善实现的意义上便对道德律有了意义。关于神的存在对于道德律的意义,康德写道:“伦理性本身自在地构成一个体系,幸福却不然,除非它精确地按照伦理性来分配。但是,这只有在一个理知的世界中、在一个智慧的原创者和统治者之下才是可能的。理性看到自己须要假定有这样一个统治者,并假定在一个我们必须视作来世的世界中的生活,否则,它就不得不把道德律视为空洞的幻影,因为道德律的必然后果(理性把该后果与道德律相连结)缺少那种预设就必定会被取消。因此,即使每个人都把道德律视为诫命,但如果道德律不是先天地把相应的后果与其规则连结起来,因而具有预兆和威胁作用的话,则道德律就不可能是诫命。但如果道德律不是包含在一个必然的存在者中,即包含在那个唯一能够使这样一种合目的性的统一成为可能的至善中的话,也不会有那样一种作用。”6

  

   可见,神对于道德律的意义,就在于能够使道德与幸福的后果必然地连结起来。康德甚至认为,如果道德律不具有预兆和威胁作用,就不会是命令了。这种说法似乎与他的严格的义务论相矛盾,因为在其严格的义务论中,道德律被说成是无条件的定言命令,人的行为理应完全排除对幸福的考虑。但在这里,康德却让幸福这一与德性相称的后果对道德律本身起制约作用了。正因为康德认为道德律理应包含幸福的结果,而神又是道德律包含幸福结果的保证,能够保证道德律不成为“空洞的幻影”,他才认为神作为至善的理想构成了道德律的“规定根据”。

  

   二、神作为“第三者”使先天综合的实践命题——定言命令——成为可能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一书中所要完成的主要工作,是要确立起道德形而上学的基本原则——定言命令。定言命令区别于假言命令:假言命令是有条件的命令,它要求我们为了一个可能的或现实的目的而行动,它或者是或然的实践原则,或者是实然的实践原则;定言命令不与任何意图相关,无需任何别的目的就宣称行为是客观必然的,因此是一个必然的实践原则。康德还把这三类命令分别称为技巧的规则、机智的建议、道德的诫命,即它们分别是技术的、实用的和道德的命令。

  

   在第二章“由通俗的道德世界智慧到道德形而上学的过渡”提出上述三种命令式之后,康德进而提出了这些命令之所以可能的问题。这个问题并不涉及行动之具体实施的可能性,而只涉及到行动意愿之确立的可能性。康德认为技术的和实用的命令的可能性没有问题,它们作为假言命令,其目的意愿与行动意愿完全是一回事,两者是可以相互分析地推导出来的。

  

   定言命令作为一个先天综合的实践命题有别于假言命令。正如康德在《奠基》第二章的一处脚注中所解释的:这是一个实践的命题,它并不从另一种预先设定的目的意愿分析地推导出一种行动的意愿(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如此完满的意志),而是将此行动意愿作为某种并不包含在某个理性存在者的概念之中的东西,直接与该理性存在者的意志概念相联结。7总之,在定言命令中,一种行动意愿并未事先包含在另一种预先设定的目的意愿中。

  

   定言命令所包含的目的意愿和行动意愿到底是什么?定言命令的第一个公式——“要按照你能够同时意愿它成为一条普遍法则的那个准则行动”8——可以告诉我们答案。在此公式中含有两种意愿(Wollen):一是“意愿准则成为法则”的目的意愿;二是“你要按此准则行动”的行动意愿。在目的意愿的前提下,康德把一种行动与意志联结起来了,从而把一种行动意愿综合地添加在目的意愿上。

  

   康德认为,定言命令之作为一个先天综合的实践命题,它所包含的目的意愿和行动意愿究竟是如何联结起来的,这是一个需要专门探讨的难题。这一探讨在第三章“由道德形而上学到实践理性批判”展开。

  

   在第三章第一节“自由概念是说明意志自律的关键”中,康德首先指出意志的自由就是意志的自律,因此,如果预设意志的自由,则仅仅通过分析其概念,就可以推出伦理性及其原则,但该原则本身却是一个综合命题,因为通过分析绝对善良意志的概念,不能找到准则的普遍合法则性。在这里,康德表达定言命令的公式是:一个绝对善良的意志是一个其准则任何时候都能把自身视作普遍法则包含在自身中的意志,这个表达式与定言命令的标准表达式略有区别,但意思是一致的。在指出定言命令是一个综合命题后,康德将“第三者”提了出来。他说:“但这样的综合命题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两种认识都通过与一个第三者的联结而互相结合起来,在此第三者中,可以找到这两种认识。”9

  

   对康德而言,所有的分析命题都不需要在主词和谓词之外再找到一个第三者,因为谓词业已包含在主词之中,是通过对主词的分析就可以推出来的。但所有综合命题都需要在主词和谓词之外找到一个第三者,它能够同时包含主词和谓词并把两者联结起来。由于康德在此虽然说到了“两种认识”,却并未清楚地交代这两种认识到底是什么,这就增加了把握定言命令第三者的困难。

  

康德对这个第三者作出了提示:自由的积极概念造就了这个第三者,它并不像在自然的(physisch,物理的)原因那里一样具有感性世界的本性。10康德甚至说,这个第三者是自由向我们提示的,我们对它先天地就有一个理念。11不过,在第三章第一节中,他说还不能立即指明这个第三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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