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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哲学的历史命运及其自我反叛

更新时间:2017-10-09 12:27:57
作者: 赵汀阳 (进入专栏)  

  

   1、第一哲学问题

   时至今日,罗蒂20年前在《哲学和自然之镜》一书中对哲学的重新定位仍然是哲学的一种未决选择。罗蒂相信,哲学不应继续以知识论思维方式来定义,而应由追求知识的哲学转变为在谈话中克服自欺的“教化”哲学。他似乎是说,用智慧去谋求知识是从希腊以来的对智慧的错误运用,在一条追求最终的、永恒的知识之路上,“哲学越成为科学的和严格的,它与文化的其它领域的关系就越少,而它所坚持的传统主张就显得更为荒谬”(中译本三联87版,“导论”),而如果把智慧用于谈话和教化,则可以“防止让谈话蜕变为研究”(p.324)——当然指的是那种生产知识幻象的研究。

   确实,当哲学与日常观念以及与文化和社会的各种研究失去密切关系,哲学就很难证明自身的意义了。不过罗蒂的哲学选择恐怕也不乐观——他所嘲笑的“研究”固然生产幻象,但是“谈话”难道就能保证不会走向另一种无聊、诡辩和自欺?哲学定位问题不能这样简单地解决。

   可以说,在20世纪里,哲学对自身的定位成了哲学第一问题,而且将继续是第一问题。哲学家不得不思考这个哲学危机。回避这个危机不是办法。我们注意到,20世纪里尤其是后半个世纪里,许多人文——社会科学家对哲学失去信任,于是或明或暗地回避哲学危机甚至回避哲学,这种做法虽然似乎使社会科学显得更像科学,但是社会科学的各种基本假设却只能是哲学性的,回避哲学思考等于在基本假设的层面上积累思想的隐患,这些隐患非常可能导致盲目可疑的知识,而且假装不需要哲学实际上等于承诺了一些没有经过思考的哲学假设。闭上眼睛不等于危险消失了。

   我们可以要求哲学变成另一种样子,却不能回避哲学,只要一种文化需要有关于思想的思想,实际上就要求有哲学。哲学是整个文化的元语言,这种元语言的意义在于使一种文化成为具有自我塑造、自我表述的完整语言——假如一种文化只能表述各种外在事物,而不能自我表述和自我塑造,那么一定是相当呆滞的,它将只有习惯而不会有创造力。在某种意义上说,当今社会科学以及一般文化观念对哲学的忽视已经损害了文化的整体感觉,我们不难发现,现在关于政治、社会、道德、生活的话语虽多,但却不能形成精神——不是通常所说的精神失落了,而是形成不了精神,于是出现一种悖论性的文化状况:话语很多但又非常缺乏话语。吉登斯看得很对:

   在前现代社会里,传统虽然可能是无理的和独断的,但独断的传统反而维持了精神和生活的确定性,现代社会相信理性能够提出真正合理的原则,可是理性所开放的正是所有怀疑,结果“现代性的反思性削弱了知识的确定性”(《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98版,p.23)。

   现代社会把科学当成了精神支柱(希腊的精神支柱是哲学,中古是宗教)。科学虽然是最好的知识,但却不能是精神支柱——知识再好也成不了精神。当我们用科学知识去替代思想和精神,就犯了一次错误,可是现在我们想纠正错误时却又去批判科学技术、知识和理性,这恰恰又犯了另一个错误,因为批判了科技和理性并不能因此就产生我们所需要的精神。事实上所谓的精神失落是误导性的说法,它包含着一个不良暗示:我们过去有精神,所以精神就是过去精神的那种样子。显然,过去的精神只能是精神的一部分含义,否则精神就不会有创造性,而没有创造性的东西不是精神。

   哲学史表明,哲学的发展方式不是“积累”(知识才能积累),当然哲学史也积累了一些东西,例如哲学专业词汇、命题和论证,但这些积累就像艺术史中各种艺术风格和技法的积累一样,这种积累并不意味着思想层次“进了一步”,而是使得思想或创作的背景更加复杂辽阔。哲学在时间中发展,但却在一个平面空间上展开。哲学的发展方式是“旁置”,即不断试图把老化的哲学推到旁边去成为次要的风景,使之对思想的整体画面失去决定性,同时给出一种新的思路以恢复思想活力。因此我们就观察到了,哲学的话题(subjects)变化不大,但是问题(problems)和解释却总是不同,一代一代的哲学家都在“革命”,但都是“在原地的革命”,好比一座城市不断改建,虽然城市地点不变,但构成这个城市的各种道路和建筑却在变化中,“地理空间”不变,但是“生活空间”却在变。

   对哲学的不同定位产生不同的思想框架、问题和解释方式,这意味着对哲学的不同定义,因此,“哲学”的含义是可能变化的。我在这里试图回答陈嘉映向我提出的一个问题(参见“书评周刊”1998,6,19),他不同意我关于哲学可以变成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概念的说法,他似乎相信,哲学这个概念的传统含义仍然有充分理由决定哲学的基本含义。他有一个生动的例子:也许我们可以发明做饺子的各种花样,但总不能说原来的那种饺子就不算饺子了。这里触及到哲学现在面临的关键问题:哲学的历史?否能够决定哲学“是”什么?或者,哲学一直“是”什么是否意味着哲学“只能是”什么?

   如果从一般分类学的角度去看,当然不管哲学有哪些花样都算是哲学;但是如果从思想的任务和工作价值的角度去看,我们就有理由认为符合思想发展需要的哲学才值得算是哲学(艺术上也有类似的讨论:一个作品“像”艺术品就算艺术品还是一个作品“是好的”才算艺术品)。我更愿意以“人”而不是“饺子”作为例子(因为哲学更像人而不像饺子):一个人由于思想情感的变化可以前后判若二人,尽管在生理上还是同一个人。无疑我是在哲学的工作性质的发展方面谈论哲学的含义的。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容易解释的。真正严重的是陈嘉映的另一个疑问:我们怎么知道“应该做”的哲学是哪一种呢?

   事实上每代哲学家都试图修改哲学的含义,甚至用新的含义挤掉原来的含义,无论是笛卡儿、康德还是马克思和海德格尔,尤其是维特根斯坦和德里达,都是如此。“哲学”好象是一个空着的括号,或者是个x,哲学家们在这个象征性的兼收并蓄的概念里填入非常不同的内容。也许过去的哲学家多少是无意识地修改着哲学的含义,但是至少自本世纪以来,哲学对自身含义的修改已经远远不仅是一种自发的哲学冲动,而是自觉的工作。

   我们似乎也不能因为“哲学”是一个西方名称就因此认为中国本来没有哲学,当然,中国的哲学确实长得不太像西方哲学。我们可以说中国没有油画和交响乐,但不能说没有绘画和音乐。用某种特定文化的风格去定义人类文明的形式是不恰当的。我想说,如果从文明需要配备什么样的文化功能这样一个角度去理解文化形式,是比较合理的,这不仅有助于理解哲学的多样性,而且有助于发现任何一种足够丰富的文化都需要发展出哲学的理由——哲学就会被看作是文化的一个必要功能,而不是某种文化的一个偶然特征。事实上今天多种文化的交织已经给哲学造成了需要更多想象力的思想空间。

   无论如何,哲学把哲学做成什么样是一个真正决定哲学命运的问题,可是,哲学怎么才能知道方向呢?怎么才能知道要做什么呢?不妨把哲学看作是文化有机体中的一个功能去思考: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生命体,它需要各种功能和配置,否则就不能构造一种有活力的生活;另一方面,文化又是自身存在的生态环境,因此文化中的每个部分的存在都必须是对文化生态状态的一个贡献。于是,我们可以从“功能”的角度去重新解释(1)人类文化是否确实需要哲学;并且(2)如果哲学是需要的,那么人类文化需要哲学去成为什么样。

  

   2、思也悖论,活也悖论

   也许思考哲学是愚蠢的,但是不思考哲学就更加愚蠢。希腊人很可能会这样说。希腊人希望给各种事情找到logos(确实有理由的说法),因此就需要有最后理由,追求最后理由的思想就是哲学。大概地说,各种文化的发明(例如城邦和法律的发明)是智慧(sophia),为各种智慧说出道理是哲学,就是去爱智慧(philo-sophia)。由于希腊人崇拜知识,好的道理被认为应该是知识(坏的道理就似乎是诡辩),于是,爱智慧就被进一步具体地理解为谋求最后的知识,典型的形式是meta-physics(元知识。除了关于physis的physics即关于自然的知识,还有关于nomos的知识,即关于制度和规范的知识,这种知识虽然没有冠以meta-,但其实也是一种元知识。本来与nomos相配的是意见,但是希腊人更倾向于为所有事情找到知识的说明)。这种哲学定位尽管在今天已经不再合适,但仍然是了不起的。何况这种定位仍然有一半是恰当的:meta-可能永远正确,尽管meta-后面接什么是个问题。当思想不再需要知识的知识,meta-就有了空缺。哲学需要的新含义正在于去填上这个空缺。

   在讨论现代哲学的努力之前,先讨论苏格拉底会是有意义的。苏格拉底对自然的最后知识不感兴趣,他只关心伦理的知识问题。这样的哲学论域似乎有些狭隘,但却是由建立城邦生活的“智慧”直接引出的“爱智慧”论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虽然也非常重视伦理问题,但知识问题已经开始发展为对任何哲学问题具有普遍解释能力的知识论。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甚至认为哲学本来就不是实用学科,而是始于惊讶的为求知而求知。近代科学的兴起和成功最终诱使哲学把知识论原则定调为哲学正统(康德哲学是榜样),人们相信哲学能够找到一些最后的知识。相比之下苏格拉底的知识论是一个另类模式:通过“苏格拉底式诘问”所得到的最后结果并不是知识,相反,得到的是一些可能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所谓“认识自己”实际上所认识到的就是彻底“无知”(阿里斯多芬的《云》中的儿子问父亲跟苏格拉底能学到什么,回答是“知道自己愚蠢透顶”)。

   这个似乎荒诞的结果暗示着哲学的另类定位:哲学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一种知识,而是敞开智慧的各种意义的一种操作,因此哲学就是要从各种知识走到无知的境地,从各种规范和制度的观念走到各种疑问,从“理所当然”走到“理所当然的局限性”。当然,苏格拉底的原初动机是想找到各种最后的知识的,但是实际上找到的是一些疑问,所以说这个戏剧性结果特别有暗示性。我想像如果苏格拉底有机会与老子对话,双方必定欢喜不尽,老子也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而且“知不知尚矣,不知不知病矣”。老子似乎比较乐观:知识是局限的、僵化的,不足于“闻道”,但是实践中可能产生的非知识性的经验和觉悟(也许可以解释为一种具有艺术水平的觉悟)却使人得道,所谓“道者同于道”。不过,苏格拉底的那些挡不住的疑问也很可能迫使老子重新考虑他的乐观结论。

   随便一说,老子的“为道”或“闻道”概念在思想“位置”上说非常接近希腊的philo-sophia,意思上也略有些相似,许多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我强调哲学是“思想中的一个思想位置”,一个相当抽象的位置。不管是philo-sophia还是“为道”,就其原义的逻辑可能性而言,都是含义开放的。

   乔姆斯基曾谈到有两个根本问题,一个是“柏拉图问题”:为什么我们所拥有的材料如此之少而产生的知识却如此之多?另一个是“奥威尔(Orwell)问题”:为什么材料如此之多而我们的知识却如此之少?(Chomsky,《Knowledge  of Language, Its Nature, Origin, and Use》Newyork, 1986,pp.27-28)可以说,柏拉图问题引向了典型的知识论和知识论中心的哲学,但是后一个问题——与其说是“奥威尔问题”还不如说是“苏格拉底问题”来得深远和准确——却通向智慧的重新理解而不是知识论,这是一条更好的哲学道路,但是显然大多数哲学家选择了知识论的道路。不过在现代哲学的反叛中有一些哲学家走向了类似苏格拉底方向的道路,如维特根斯坦和德里达等。

在现代哲学的彻底反叛之前,希腊化时代早就有过一次不彻底的反叛。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们没能解决知识的问题:信念或者说意见是不可靠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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