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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勇:中国经济增长的优势和潜力

更新时间:2017-10-08 19:18:13
作者: 周天勇 (进入专栏)  

  

   前20年人口增长下行形成未来的经济收缩压力,老龄化,包括错过城市化人口的积累,是不是说中国未来国民经济的增长,就潜力丧失和没有了优势呢?笔者不认同这样的悲观看法。基于以下这样几个方面的分析。

  

   增长的基本因素:勤奋与创业

   常常听到质疑者提给笔者观点的问题:“你认为人口增长速度下行、人口结构老化,人口红利丧失,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基础原因,那非洲和中东一些国家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高,人口结构年轻,人口的地理密度也很大,肯定有雄厚的人口红利,为什么他们没有中国曾经的高经济增长成就呢?”

   从简单的道理上讲,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其经济是什么,一方面,人生来是要吃穿住行,要消费和享受;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人类还要建造生产设施和工具,也要身体力行,利用其创造财富。人口增长快、密度大、结构年轻,其消费享受欲望强,潜在需求很大,但是创业工作欲望和能力都很低,没有储蓄投资意愿,建造不了相应的生产能力,人口的创业工作红利和人口市场需求,都不能够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当然,大家都勤奋工作,都储蓄投资,生产能力较强,而消费不足,同样也会导致生产过剩。

   从微观看,一个村庄里,有的家庭,工作勤奋、生活节俭、盈余储蓄、买牛置地,不断地增加着家庭的财富,子女有受教育的财力,知识能力一代比一代强,代代的生活越来越来越富余;有的家庭,儿女很多,好逸恶劳,借债消费,甚至出售祖产,陷入越来越穷的境地,子女没有财力上学,知识和工作能力低下,贫困在代际之间恶性传递。其实,将其扩延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范围类比,也是如此。

   因此,除了一个正常的人口增长率,合理的人口结构外,“…—勤奋工作—储蓄投资—创业创造—生产财富—教育学习—合理消费—能力提高—勤奋工作—…”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人口潜在红利能够转化为现实红利的价值观念、文化习俗和行为传承。因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人口再多,人口结构再年轻,如果总体上工作不勤奋、花费不节俭、消费去借债、不愿学知识、就业技能差,其从人口数量和结构方面看的应该有的人口红利,其实基本上不存在,无法为经济增长提供真正的人口红利动能。

   一个国家的民族的职业精神如何,是否有勤奋和认真的传统,其同样劳动力投入条件下,装备的维护成本,产出的数量和质量是不一样的。一个国家的民族,越有勤劳和认真工作的敬业精神,其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就要比出工不出力、工作不认真的国家和民族快和高一些。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农民工进入城市,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劳动纪律看,按劳分配、计件工作、出工出力、认真负责、遵守时间、有事请假等,成为工作的行为方式和规则。相当多的单位中,许多管理人员和一线职工,继承了中国农民优秀的勤劳传统,在投入和精力上,忘我工作。总体上看,中国人传承的勤劳精神没有变,而且在现代社会中,变得更加有组织和有纪律。

   节俭储蓄是中华民族的另一文化传承。一方面,没有储蓄,就没有投资的源泉,储蓄率高,则投资充裕,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基础。节俭简约的生活方式,对于平衡人口需求与资源供给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只有节俭,才能有更多的储蓄。从现代看,无论是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居民家庭的储蓄率也较高。2017年,央行第二季度的城镇居民调查显示,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42.8%,倾向于“更多投资”的居民占31.8%,愿意更多储蓄和投资的占近74.6%,而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占25.4%。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居民储蓄率迅速下降,由10%左右下降到了2011年的2%左右。 虽然在此期间有些年份略有波动,但是近五十多年来,美国人储蓄率的峰值也在10%左右。当然,中国居民储蓄率高,也与教育贵、房价高和养老保障水平不高有关。但是,即使除去这三大因素,中国居民储蓄率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中华民族是向往创业的民族,从古到今,民间蕴藏着巨大的创业创造活力,这种每个个人、家庭、家族、合伙和股份的创业,涓涓汇集,充满无限的活力和巨大的能量,成为这个民族发展兴盛的根基。中国的创新创业大规模开始于2014年。这次双创的特点在于:(1)创业从少数人的追求,变成了大众创业。创业者越来越年轻,参与的大学生越来越多(从过去的1%不到,上升为5%左右);大学、科研院所的教师、工程师、技术人员,甚至一些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的管理职员,也纷纷按照政策,创新创业;有的国有企业科技人员,甚至一些普通员工,也走上了创新创业之路。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数据, 2016年市场主体保持旺盛增长势头,全国新登记市场主体1651.3万户,同比增长11.6%,平均每天新登记4.51万户;新登记企业552.8万户,同比增长24.5%,平均每天新登记1.51万户。2017年一季度,新登记企业125.5万户,同比增长18.0%,保持平均每天新登记企业1.4万户。 (2)创新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科技掌握新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人才,与商业模式创新的人才相结合,大数据、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给这次创业提供了新的技术条件,形成了新的商业模式和各种互联网+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新业态。(3)大量的海外人才回国创业。中国与东亚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地一样,先是大量青少年出国留学,许多毕业后在外就业和创业,到一定阶段后,海外人才开始回流祖国,参与创新创业。(4)创业创新与更多渠道的政府和金融支持相结合。有政府提供的创业财政一次性补助、孵化器的租金补贴、税费优惠等,有天使、风投、股权、并购等投资方式,也有创业板和中关村产权交易资本市场融资,还有投贷联动、认股权证等硅谷银行式的新型科技信贷。

   笔者想要说明的是,中国虽然人口增长速度放慢,人口结构老化,但是,总体上勤奋工作、储蓄投资、创新创造、合理消费、崇尚知识的意识观念、文化习俗和行为传承的民族特质没有改变。这是中国虽然由于计划生育使人口规模过度收缩,人口结构过度老化,但是在未来国际经济社会发展竞争中,与其他这种特质不强和不明显而人口相对较多和较年轻民族和国家相比,能立于不败之地的一个基础性因素。

  

   人力资本积累与技术后发优势

   现代经济分析了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贡献率,主要是分析教育投资、知识水平提高,形成人力资本,成为区别与普通劳动力的经济增长的投入要素和动能;而科学发现、创意试验、知识专利等,作为在资本和劳动投入边际收益率下降的情况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的投入要素和动能。当然,二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交叉复合性。

   这对人口红利消失情况下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即用人力资本红利和技术进步红利弥补和替代人口红利,持续地推动经济实现中高速度的增长。当然,一个平行的前提是:相应地提高大众收入水平,扩大消费需求,使在经济主力人口减少的状况下,能够平衡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投入创造的相对多的产出。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睿智开启最早的民族之一。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500年之间,在哲学、政治、法律和宗教等方面,中国出了与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等齐名的大思想家孔子,以其哲学理念,形成了中国后来的儒家文化。而且在春秋战国年间,思想界形成诸子百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产生了老子、孟子、庄子、墨子、商鞅等一大批中华民族思想进步的先驱者。

   国内外华人,如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崔琦、朱棣文、钱永健、高锟、屠呦呦等,先后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从现代历届国际奥林匹克数理化等中学生竞赛看,中国学生多次获得各科团体总分第一,加上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参赛学生的成绩,华人在奥林匹克竞赛中的优势更加显现。这说明,中华民族的智慧能力,并排于世界各优秀民族之列。

   有研究机构计算过,1985年时,中国人力资本总量按当年价为33.59万亿元,到了2012年时不变价增长到了161.23万亿元。 如果城乡人力资本2012年以后,年平均分别按照1.3%的比例长消,并以1958年各自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计算,2015年中国按照1985年价,人力资本总量为186.23万亿元。

   从上述基数推算,一是由于人力资本投资,主要是以消费品为主,考虑物价变动系数4.6329;二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受教育人口及人力资本退出工作;三是知识折旧和智能退化两个缩减因素,以40%计算,2015年中国人力资本规模现价517.67万亿元,折汇率美元近79.64万亿。即使收益率为5%,2016年人力资本创造GDP的潜力近26万亿元。假定2016年GDP总规模72.2万亿元,人力资本创造GDP的比例将达到36%。根据舒尔茨等人力资本积累推动经济增长的理论,这将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强劲的动力。

   2015年出国留学超过50万人,留学在读规模达到172万人。改革开放以来到2015年,留学生回国人数总规模在210万人左右。近两年留学生归国人数在30万人左右。

   中国仍然是一个收入中等偏上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在劳动比较成本、工业化经验、人口红利等后发优势结束后,实际上应当进入利用技术后发优势的阶段。首先,从时间上看,中国不用对许多技术从生产头学起,我们还可以大量地引进、学习、消化、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以节约技术研发的时间,并向每个技术先驱学习,选择成功的率先创新进行模仿改进,避免大量技术探索中的失误,大大降低其技术开发活动的不确定性和失败的风险。其次,我们可以在现有的技术上,既可以进行技术进一步突破的创新,如中国的核电CPA1400,就是在引进美国西屋公司CAP1000基础上的技术提升,并且在CAP1000图纸的实际建设中,对西屋公司的主泵、爆破阀等关键技术进行了修正和提升;也可以对引进技术综合,进行集成再创新,如中国的高铁技术,就是引进学习日德法不同国家的高铁技术,在取各家之长的基础上,对技术再提升,集成再创新。再次,目前许多前沿技术,如大数据、计算技术、3D打印、智能机器人等,各国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中国已经储备了足够的专业的研发人员,资金实力也开始足以支撑前沿技术研发的投入,并且我们在20%左右的前沿技术领域中领先,未来我们有实施追赶超车战略的后发优势。

   2015年中国科技人力资源规模在7500万人左右,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在2500万人左右。2014年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达371.06万人/年,研发人员投入规模占世界第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总部发布的《2015年科学报告:面向2030》称,美国用于研发的投资占全球28%,依旧处于领先位置,中国紧随其后(20%),超越欧盟(19%)和日本(10%)。 从2003年到2013年,中国在研发领域的投资大幅增加,每年投入的研发资金平均增长19.5%。尤其是中国在航空航天、医药工程等高科技制造业的投入占据了全球总产出的27%,仅略低于美国所占29%的份额。而在科学和工程教育方面,中国的投入则远远超过美国,拥有所有这些领域学士学位的人数大约49%来自中国,来自美国的仅为33%。从2000年至2012年,中国拥有科学与工程学位的人数增长了300%。

技术研发组织体系逐步发展和完善。到2015年,科技部公布了新增的75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分布在新能源汽车、农业生物技术、高性能复合材料、核能、智能电网、电子核心基础等多个领域。至此,中国国家重点实验室已经达到252个。 2015年中国各类众创空间已超过2300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加速器有2500多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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