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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骏:重大问题的再历史化

————对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一些思考

更新时间:2017-10-07 18:31:55
作者: 瞿骏  

   转眼间“辛亥革命”已近百年,与法国1789年大革命仍在争论不休、反复拉锯不同,早在十几年前,这场革命在某些学者那里就成了理应告别的对象。1其实,无论就辛亥本身的历史过程,还是其作为20世纪中国革命中的巨大符号而言,告别本无从谈起,之所以能谈起,恐怕是因为我们自觉已对其了解够多,不过这恰恰要打上一个问号。问号的产生不仅仅在于尚有不少“辛亥革命”中的具体人和事留有空白需要填补,更重要的乃是不少关于“辛亥革命”的重大问题至今仍未充分厘清,部分论者将这些问题归类于空洞的宏大叙事,亦有一些论者坚持它们的意义与研究价值。在笔者看来讨论若纠结于此,双方所能获得的成果恐怕都无太多的学术增量。因此,笔者希望能以“再历史化”的方式来回应这些问题。“再历史化”指的是我们以往关于“辛亥革命”影响、性质、成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研究建立在一个与今天相比相对窄小的史料基础之上,而且解读、分析问题的方法比较单一,受官方意识形态影响较大,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问题就毫无价值,可以弃之如敝履,相反我们要尝试扩大史料的范围,重新进入历史的情境,进而更深入地通过这些问题去认识“辛亥革命”实际的与作为符号的历史演化进程。

   一、“再历史化”的基础——史料

   “辛亥革命”研究作为近代中国“革命高潮”的重要环节,对其相关史料的整理出版早已有非常大的成绩,比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的“辛亥革命”部分;大量的“辛亥革命”回忆录和各地“辛亥革命”逢十周年纪念即出版的文史资料,以及武汉、上海等地整理的各类“辛亥革命”史资料。2不过这批史料的局限也相当明显:第一,意识形态的色彩比较浓厚,尤其表现在众多的“辛亥革命”回忆录中,这些回忆录往往多选择能够呈现“走向革命”、“支持革命”等面相的材料,而无意或者有意地忽略了那些“不革命”或“不那么革命”的材料。第二,在选材的视角上多关注官方档案、报刊,而对日记、书信等私密性材料选择较少。第三,整理、选摘总难避免在一定程度上损失材料的原始性和完整性。相较前辈学者,我们目前的资料条件无疑要优厚得多,尤其是近二十年可供研究辛亥的新材料层出不穷,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

   首先是大量私密性材料的出版,像日记在笔者有限阅读范围所及即有恽毓鼎的《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版)、《吴宓日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叶圣陶日记》(收入《叶圣陶集》第19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蔡元培日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王锡彤的《抑斋自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张謇日记》(收《张謇全集》第6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朱峙三日记》(载《“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0、11、12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2002、2005年版)、《许宝蘅日记》(中华书局2010年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开放的谭延闿日记、《钱玄同日记》(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严修日记》(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尚在出版过程中的《徐兆玮日记》、《历代日记丛钞》中的相关日记(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此外还有书信像《赵凤昌藏札》(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

   其次是一批比较重要或难见的报刊的影印出版或再版,像《中国早期白话报汇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8年版)、《时报》(线装书局2008年版)、《益世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新民丛报》(中华书局2008年版)、《清议报》(中华书局2006年版)、《国风报》(中华书局2009年版)、《民报》(中华书局2006年版)等。

   最后则是近年来各地图书馆馆藏清末民初文献的大规模电子化,还有不少由单位、企业开发的数据库产品,如浙江大学中美百万册图书合作项目,国家图书馆的民国书报数据库,上海图书情报公司开发的晚清、民国报刊全文数据库,北京国学时代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开发的近现代日记全文检索数据库,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发的中国百年中小学教科书全文数据库,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中心开发的各类相关数据库等。

   以上三类材料为“辛亥革命”的史实重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得再分析和诠释“辛亥革命”的老问题有了可能性。主要表现在:第一,大量材料直接影印出版,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材料的原始性和完整性,让我们能够不断发现和修正基于选择性材料上的辛亥革命老问题解读中的一些疏失。

   第二,私密性材料提供给我们不同于报刊、回忆录等以往常用资料的另一种视野,“如果能审慎而有效地使用它们,几乎可以按月按日排撰出各个阶段、不同阶层的人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和心态的变化”3,从而更深入地理解辛亥时期那些具体、细微、丰富、多歧的历史情境。

   第三,大量材料的电子化为“辛亥革命”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手段如关键词检索、数据库意义上的排列分析等,不少以往棘手的难题现在有了新的解决途径。比如,我们过去要了解清末民初一种思潮或者说法的流行程度,必须要依靠长时间的寻找、翻阅、摘抄各种史料才能有一个大致的,且不甚牢靠的估计,但如果数据库收录的史料量足够大,通过关键词检索的方式,我们可以在较短时间内作出一个比较正确的估计,并能了解其出现、扩展、流行乃至低落的一个时间线索。

   二、“再历史化”的方法——去熟悉化与通贯史事

   有了新的史料基础,接下来就出现了方法论的问题。我们现在对“辛亥革命”的影响、性质、成败的基本历史评断很多是从“后见之明”出发而产生的,比如至今不少研究者仍把辛亥革命归结为不彻底的革命,而其不彻底的很大原因是革命竟然让袁世凯篡夺了胜利果实,之后他非但不坚持共和,还做起了开历史倒车的皇帝梦。这样的逻辑看似条清缕顺,也可以找到不少史料来佐证,但却和历史的真实情境并不是那么接近。李大钊在1912年评价袁世凯道:

   袁项城之事业历史,在武汉起义之先,公使也,总督也,军机大臣也。处前清专制淫威之下,欲建悠远重钜之事业,固必须出以机警深稳之手段,操纵捭阖,虽不能尽人尽地而施,然有时为成功之捷径。要箸所需,容有不得不施者。小儒动持小信小义,立人之背后,而斥其长短,此其眼光只可论白衣秀士王伦耳。……武汉起义后之袁项城,事业历史,前此曾国藩、李鸿章之所瞠目惊心,不敢为,不能为者。袁项城动声色,除旧布新,定国事于至危极险之倾。虽曰时势造英雄,前后所遭遇之时势,固有异同,然其举大任于风声鹤唳之时,外为急进志士所摩齿唾骂抨击,欲得而甘心,炸弹日环伺于侧,生死至难决定;内为宗室强要所扼防,深忌缧绁在身,时有不慎,则必至举国以殉,而民国亿兆同胞胥断送于万劫存亡不可知之数。内患外迫,至难捉摸,稍纵即逝,卒能从容布置。千难万险,合南北而一之,螎五族而共进于共和之域。得至于今日者,袁项城之所以为袁项城,固自有在,常智又乌足以测之?复仇云者,胁迫云者,举为井蛙梦呓之语。旋乾转坤之业,固非按部就班者所能达也。往事既如此矣。民国之经营搆设,亦非袁项城之大刀阔斧,无由荷其负担十年……诚如孙中山所道:揆诸人心国运,袁项城所以自效于国,与其所以自待,人之所以望袁项城及其所以望袁项城者而望之于国,俱不难昭然若揭。……俟我民国之袁项城,丰碑铜像,巍巍高立于云表,最后之一日。尔所谓拿破仑之雄才大略者,以视我袁项城何如?尔所谓克伦威尔之热心魄力者,以视我袁项城何如?尔所谓华盛顿之德量信念者,以视我袁项城何如?4

   这番对袁氏赞赏有加的评断并非孤证。《时报》上的文章就说:“袁贼世凯未出山以前,非人目之为英雄耶?及助桀为虐而假面具揭破,昔之崇拜者自知迷信后悔无及。然今犹有一般人迷信袁贼者,竟梦梦不醒一至于此!”5此说虽从反面立论,却可说明当时与李大钊持相同看法者不在少数。即使在袁世凯称帝失败后,顾颉刚仍观察到“一般社会”皆以为称帝是“英雄事业”,“太息其垂成而失”;6陈独秀也承认:“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实在见得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就是反对帝制的人,大半是反对袁世凯做皇帝,不是真心从根本上反对帝制。”7许啸天在1926年出版、到1949年止重版近三十余次的《清宫十三朝演义》中则说袁世凯是“民国的第一个雄才”,“政府里一点也不曾残缺,真是整整齐齐,只有袁世凯做大总统时,有这种气象。民国在这时,很有些太平的气概”。8在这些说法背后其实涉及一个很复杂的帝制解体后“秩序”如何重建?当时具备哪些可能性?以及为何某一种可能性最后能脱颖而出的问题。类似的大问题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有许多还没有得到深入讨论,其进路则在于对既有答案的去熟悉化和通贯史事9,兹举两例。

   第一个例子是“辛亥革命”有没有让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这一问题,此问题带有的重视“普通民众之历史”的倾向本包含着极丰富的内容。当下中国思想观念史研究的薄弱环节正在于较少去追问我们所津津乐道的那些思想观念有没有“深入人心”?如何“深入人心”?深入了哪些人的心?以往在此问题的研究中由于将史事倒放电影的倾向过于严重,我们通常低估了当时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的程度。王奇生的研究就指出“民主”主题词(包括德谟克拉西、民权、民治等)在《新青年》中出现频率极低,而之所以在通常认为以民主和科学为基调的五四运动中出现此种现象,恰是因为从晚清开始民权、立宪、共和等话语已成为知识界的主流,是不必多谈的东西。10这个判断极富有洞见。它提示我们,虽然学界已经对清末立宪运动,民初的建政努力,政论报刊的宣传,白话报刊的功用,下层启蒙的状况等课题做出了许多优秀的成果,但有几个面相仍然是缺乏了解的。

   第一是科举改革对民主、共和观念的传播作用。对于清末十年民主、共和观念的传播我们多注意的是报刊舆论这一层面,而较少关注1902年科举改策论这一层面。其实从时人的记述看已明显透露出科举改策论后从考题到应试风气的大变化。黄遵宪就说梁启超主编《新民丛报》之言论已进入了“大吏之奏折”和“试官之题目”。11任甘肃学政的叶昌炽更是在七月初二日((1905年)刚读到五月初的《申报》,得知俄国舰队惨败于对马海峡。七月廿二日就把此事放进了童生考试的策论题电云:“俄国波罗的海师船又熠于对马峡,海军两次失律,势难复振其陆军,能否延续战局策。”12而在考生一方,所谓“玉版金符兼秘牒,非是时文非试帖,新闻之纸东洋书,叠叠重重堆满箧,腹中学此间接挟”13。在湖北士子朱峙三眼中,新书报就是“科举利器”。14亦有记者在江苏泰州调查报刊销量时发现,当地士人阅读报刊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供岁科乡试之抄袭”15。正是有了这样的上下呼应,虽然大多数士子并不能真的去深入理解新学知识中所包含的精神和义理16,但却能借助应付考试的普遍性和获求功名的进取心,形成新学包括民主、共和观念浅层次普及的持续动力。如朱峙三的塾师在科举改策论后就会出“泰西何为君主之国、何为民主之国、何为君民共主之国,试举各国之所在”这样的题目让他们练笔。17关于此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我们需要关注《清代硃卷集》,各省留存下来的乡试录,各种报刊,书商为盈利而汇编的策论集,时人日记、回忆录中留存的考题、答卷和阅读体验来做更全面的把握和分析。18

第二是学堂建立的衍生效应。废科举、兴学堂后,因为财政困难、人员混杂和新政骤兴,很多学堂面临着“经费难筹、教习难延、经理无人”的窘迫局面。19地方社会对学堂也是爱恨交织,一面对新学抱持很高的期待,一面又因观念冲突,利益争夺等因素而频发毁学风潮。但学堂取代科举作为一项截断中流的大改制,其在各方面的衍生效应仍非常明显,尤其是在观念的传播上。从较长时段看,由学堂开始的观念传播和城市中新兴起的各类生意紧密联系在一起,并未因学堂处境的窘迫或毁学风潮的频发而受到太大影响。万千学堂首先带来了教科书买卖的勃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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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1年第43卷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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