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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允星:专制型组织是如何衰败的

更新时间:2017-10-07 15:29:49
作者: 辛允星  

   组织,是人类文明得以产生的重要基础。与人类相比,其他种类的动物虽然也有着不同程度的“集群性”特征,但是几乎都没有达到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和水平,因此,人类得以成为这个世界的(也许是暂时的)“主宰”。关于此,荀子曾言:人,力不如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显然,这里所谓的“群”主要是“组织”的意思,人类通过“自我组织”而征服了世界上的很多生命主体。

   如果说“组织现象”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那么,“如何组织”则存在着诸多的差异,或者说,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类型具有鲜明的多样性。从“理想型”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组织至少可以分为专制型和民主型两个基本类别,前者的基本特征是:存在一个垄断组织内各项权力、享有绝对权威的个人或小集团,后者的基本特征是:基于多数人的意志而形成的公共规则具有最高权威,组织内部的任何个人与小集团都需要服从这些规则。

   从人类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出发,我们不难发现,两种类型的社会组织模式都具有各自的优缺点。专制型组织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在有些情况下可以大幅度降低公共决策的成本,甚至可以通过“压制性”手段减少社会矛盾的发生;民主型组织则有利于群策群力,充分发挥组织成员的集体智慧,防范“轻率决策”的做出及可能引发的各种极端风险,推动社会正义的不断增进。显然,两种社会组织各自的优点也正是对方的缺点所在,很难笼统地给出价值判断,但从长时段的历史维度来看,我们就会发现,民主型组织通常更有活力,而专制型组织则摆脱不了走向衰败的宿命,而且这其中有着一些“共通”的原因。

   首先,在专制型组织中,最高“长官”享有不可挑战的权威,它虽然在名义上代表全部组织成员的公共利益,但实际上只能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作为一切行动的指南,这是由人的“自利”本性决定的,而且组织的可分配利益越大,这种自利化的倾向就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组织的最高权力持有者便转化成为组织本身的“潜在敌人”,他(们)一方面需要利用组织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又经常为了满足个人的“眼前私欲”而牺牲组织的长远利益,特别是当这种长远考量还未表现得特别紧迫时,习惯于“自负性”思考的专制者就更加容易这样做。这可以很好地解释苏联最高领导人何以“背叛”自己的组织。

   其次,受到专制型组织的基本运行模式之影响,普通组织成员通常对最高“长官”有着畏惧和依赖双重情感体验,这虽然有利于内部“权威秩序”的构建,但是同时也很容易导致他们对组织的高层决策“阳奉阴违”,对“长官”的所谓忠诚难以真正坚定,因此,在面对外敌“侵犯”时不可能具备真正的自我牺牲精神。与此同时,专制型组织的普通成员在长期的“犬儒化”生活实践中很容易形成“奴性”人格,从而使得他们精神萎靡、缺少自尊,在既有组织结构遭受重创之后,更缺乏迅速新建组织的能力,这使得专制型组织看似强大,但其“再生”能力却十分欠缺,难以形成民主型组织所表现出来的内部活力。

   再次,专制型组织在决策过程中特别容易形成“一言堂”,却很难容纳真正的异己声音,因此组织的命运与其最高领导者的能力和性格有着致命的关系,他(们)一旦做出错误决策,就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并且很难得到及时矫正。当然,如果领导者能够做到英明神武,专制型组织的运行就可以成功克服民主型组织的“低效率”问题,顺利完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目标任务;但从人类政治历史的经验来看,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即使发生,其成效也往往被后续的决策失误及其造成的损失所“抵消”掉。因此,与民主型组织相比,专制型组织的决策模式更加不利于组织对复杂外部环境的“灵活适应”和其自身的长远发展。

   最后,专制型组织的领导者在选拔各级管理者(特别是最高长官的接班人)的过程中,首先看中的因素是候选人的忠诚度以及个人的“感官”好恶,其次是自己可以“发挥余热”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有个性、有能力、有独特想法的组织成员很容易被边缘化,而那些善于逢迎拍马、才能平庸乃至“智商稍有欠缺”的人反而更容易得到器重,这就形成了人才选拔过程中的所谓“逆淘汰”机制。在这种机制的强力作用之下,专制型组织的各级领导者必然出现“黄鼠狼生老鼠,一窝不如一窝”的素质递减现象,这虽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组织的“守成”,但对于其长远的发展构成了致命威胁,并将其引向“衰败”的必然结局。

   基于以上的思考,我们可以发现,在日益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很多国有与家族企业之所以大量出现经营不善、破产,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源自于专制型组织的基本特征,它导致组织内部的人才流失、决策短视,少数领导者的智力水平难以很好应对风云变幻的复杂市场行情。与此相比,各种股份制企业则可以很好地发挥民主型组织的优势,更容易吸纳人才,更充分发挥组织成员的集体智慧,因此,其生存机会也大大增加。企业组织如此,国家政治组织同样如此,以希特勒的德意志第三帝国为代表,这种专制型政治组织之所以失败,显然正是由其基本运行模式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它不是由哪位政治强人的意志所决定。

   言及至此,我自然地联想到了当下中国的“高校人才竞争”。众所周知,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群体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更有个性,更在意公平感,更在乎尊严的价值;他们会自发地流向那些民主风气“相对浓厚”的高校,与此对应,那些“专制”色彩强烈的高校则必将迎来一轮大规模的人才流失浪潮。值得预期,专制型组织和民主型组织的优劣可以借此机会进行一场精彩的“展演”,它可以很好地“回应”政治学关于民主与专制的诸多理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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