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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文婧:再论民主集中制的历史与现实合法性

——从“古田会议”到“中国模式”构建

更新时间:2017-10-02 23:18:39
作者: 龚文婧  
因为它将达成目的作为最终的结果和追求。我国的政治文化自古就存在积极自由的因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 而且,在中国现代化的路上,我们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帮助我们实现人类大同目标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积极自由观。

  

   柏林对积极自由的看法主要是对其可能产生的弊端进行认识,其实,积极自由如果在一定的条件下,是一种比消极自由更好、更高效的实现社会共同目标的政治哲学。问题是一定的条件是什么?Stephen C. Angle指出,“共同的善”是维持党治国家能够存在的合法性来源,“只有当一个社会压倒性地支持一元的‘共同的善’时候,合宜才会产生”,“一个强健的(robust)‘共同的善’确实在中国存在,而且应该继续存在,以证明民主集中制的合法性”[12] 。这一观点颇具启发意义。此时,问题就转化成了怎样才能实现“共同的善”, 有两点应该是必须的。一是要保证最终形成一个“共同的善”,即统一的社会目标,这一要素决定了民主集中制需要形成一个统一集中目标。虽然允许社会存在多元化,但是更强调共性的重要,如何在二者之间取得平衡并最终基于“共同的善”形成普遍共识是至关重要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逐步明确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社会共同目标以及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即这种具有“特别优先性”的“共同的善”。二是“共同的善”能够取得共识的关键在于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互动关系。决策的达成是建立在尊重人们的协商程序的基础上,同时人民群众也认可并尊重共识取得的程序。民主集中制在进行决策时并不是以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为唯一标准的,而是一种在达成对“共同的善”的“特别优先性”的潜在共识下,一定程度上发挥了集中的判断。这一程序恰恰在尊重人民并受人民尊重下形成的。此时,“共同的善”就满足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要求,是取得人民普遍共识的社会目标,而达成“共同的善”的必要的制度设计就是既尊重人民群众又得到人民尊重并认可的程序,也就是民主集中制,不是选举民主中简单的票数计算,而是在“共同的善”的潜在共识下执政党与人民群众之间柔性的决策程序,最终取得普遍满意的结果。因此,“共同的善”与“民主集中制”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两个最重要的要件;在制度层面,民主集中制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必须制度设计(如图2所示)。


图2

  

   (二)民主集中制的设计能避免西方选举民主形式与资产阶级统治属性之间的根本断裂

  

   西方自由民主政治经常会呈现出不稳定的状态,不能简单地归因为民主执行问题,而是自由民主理论本身出现了问题,即选举民主形式与资产阶级统治属性之间的根本断裂。选举民主往往以强调“竞争性选举”的“熊彼特式民主”为特征。“人民主权”即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理论被改造为“竞争性选举”,民主就是以选举为核心的一个政治过程,它的目的是使人民选出合意的政治家,人民的权力体现在选举权中。民主就是选民选举政治家的过程,这是自由民主政治的核心范畴。传统的人民主权理论中人民的核心地位必须通过选举过程去实现,政党成为了这场民主权力体现的代言人,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属性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因此,能够角逐政权并最后当选的政党的属性也必然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的政党。然而,人类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阶级构成决定了任何一个社会都不会是由单一的阶级构成的,所以,选举民主形式与资产阶级统治属性之间存在根本的断裂。也就是无论哪个政党选举上台,都注定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所谓的竞争与社会分裂的状态都是无法通过选举结果去改变的,而是社会的阶级属性与政权组织形式的断裂所必然产生的结局。

  

   最近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引发的争论,这次美国大选呈现的戏剧性表象其实是自由民主的属性与形式之间断裂产生的周期性必然结果。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被民众认为是原有政治集团的维护者与继承者,她支持对弱势群体包括少数族裔、女性、同性恋者等权益的维护,通过给弱势群体进行平权从而弥补其在统治关系中实际处于的弱势地位,使资产阶级统治属性披上了一层温情的薄纱。问题在于,真正处于弱势的群体并没有在这种统治关系下获得预期的收益,这种统治技术与方法的设计并未达成预期成效,使大众处在割裂的反叛意识中。特朗普的出现恰恰满足了大众另寻出路的希冀。特朗普一开始就被当做对原有共和党建制派的反叛,原有的建制派为了赢得更广泛的选民支持和选票,往往会提名温和派的候选人,很多时候以保守派之名行自由派之实,甚至被称为RINO(Republican In Name Only)名义上的共和党,两党的趋同化与温和化都是为了赢得选票,原有政治代表性逐渐消解。在这种政治疲软的态势下,特朗普提出的与民主党政府先前一贯做法不同的口号,比如保护美国本土的利益而不是为了维护民主价值对外提供保护,支持减税,反全球贸易、以贸易保护振兴美国制造业、保护美国劳工的利益、提高最低工资、阻绝非法移民入境等。这些口号能够一下子吸引对以往政策失望的广大中产阶层与低收入人群,他们希望这些简单的口号能带来现状的改变,产生了最后的表象,即精英与大众的分裂,最后构筑自由民主大厦的薄纱被大众无情撕毁,赤裸裸地接受了现实利益的诱惑。然而,资产阶级统治的根本属性并未改变,特朗普仍然是为资产阶级统治集团服务的一颗棋子。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西方自由民主下的选举民主形式与资产阶级统治属性之间的根本断裂,选举民主结果的变化无法改变资产阶级统治的属性,不过是大众麻木与挣扎中的一次周期性现象。

  

   民主集中制是我国统治的根本属性,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行使权力的方式,这种制度形式与无产阶级统治属性之间不存在断裂。国家权力都统一来源于无产阶级民主集中制,也是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下进行民主与集中的过程,尤其是在“三个代表”理论对阶级属性的进一步发展下,扩大了我党的群众基础,扩大了民主集中制的民主实质,使这种制度成为真正体现国家属性的制度设计。

  

   (三)民主集中制的高效率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奠定基础

  

   民主集中制不仅是我党的重要组织原则,还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和活动原则。邓小平说:“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 [14]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和原则,促使各类国家机关提高能力和效率、增进协调和配合,形成治国理政的强大合力,切实防止出现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的现象。” [15]因为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的一院制,这种结构是由于共产党所代表的人民群众的阶级构成决定的,所以必然具有权力的集中特性,决策的产生由于不是政出多门,最终的决定权集中而带来相应的高效。需注意的是,这种高效并不是家长制或个人独裁的高效,而是一种必须要保持“政策正确,方向正确”的高效,这是民主集中制既保持高效,又取得合法性的必要条件,如何满足这一条件恰恰是民主集中制要解决的问题和承担的功能。

  

   福山在《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America in Decay:The Sources of Political Dysfunction)中,对美国政治内在逻辑的观察得出了结论,即“否决政治”导致美国的“政治衰败”,美国党派之间已经很难合作,两党之间难以达成一致,容易引起政治系统的僵局及党派斗争极化。[16]自由民主的理论根基是建立在消极自由基础上的,多元主义民主就是让各种多元力量之间通过选举制度竞争,不求最好的,但至少不是最极端的势力上台,属于保障型制度。这种制度无论是最高权力执掌的过程还是国家权力运行的过程,都会带来巨大的内耗、高成本与低效率。民主集中制是建立在上级与下级、全党与中央、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充分民主协商后的集中决策,在广泛吸收民主的意见与建议后,党的领导核心根据对人民群众的“明白”,并结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及“中国梦”实现的“共同的善”进行的决策。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最具标志性历史性意义的成果,就是明确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形成稳定的、强大的领导核心,是全面发挥政党政治功能的重要保证,也是民主集中制发展的必然要求。民主集中制虽然没有形式上的两院制或权力的分立,却仍是经过双向思维程序后的决策,不仅能反应民意,还能协调“共同的善”的总体目标,经过柔性协商与考量,最终做出形成共识的决策。这种过程避免了西方自由民主由刚性的选举制度与分权制度形成的对有争议的议题议而不决,无主体愿意承担责任,最终导致低效率的局面。

  

   (四)民主集中制是人与制度充分协调的产物

  

   任何制度都是由人执行的,无论是自由民主下的选举制,还是社会主义民主下的民主集中制,人与制度的契合度最终决定结果。在此过程中,人与制度往往形成一种此消彼长的平衡关系,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以较为精密与完善的制度著称,以“性恶论”为制度源头的人性假设,企图通过制度去规避人性的缺失。这种制度设计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与此同时此种制度也形成了一些对制度中的人的负面影响。这些处在制度中的人往往没有共同的目标,只是制度上的一个中立人,一个环节。西方经典的行政学理论也认为政务官与事务官是分开的,事务官政治中立,不能有政治信仰与党派追求,只负责具体政策的执行,只是国家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制度对人的要求不高,主要依赖制度解决问题,所以当制度产生问题的时候,人往往会产生迷茫与失望的情绪。

  

   保障民主集中制良好运行的一个要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民主集中制本身并非一个刚性制度,而是我党与国家权力机关的组织原则,西方通过上议院下议院制衡、选举制度及政党轮替,我们通过执政党内部的民主输入与精英决策的权衡,体现东西方文化差异,西方通过刚性制度,而东方通过柔性权衡,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特色。能使我们民主集中制保持活力与弹性的关键性因素在于两点:

  

第一,人的方面。需要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的不断提高去保证中国共产党的精英性。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是先锋队的组织。“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17]。中国的历史经验,就是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国实践,实现了传统松散化的农业国向高度组织化的工业国的转变。从我党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开始,我党所代表的人民走向大众性,但并不意味这共产党员的党性可以降低标准,因为要保持民主集中制的活力,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始终反映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方向正确,就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党的十八大后,从《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开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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