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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祥辉:“送字下乡”:晚清及民国时期扫盲运动的传播社会学考察

更新时间:2017-10-02 21:11:17
作者: 潘祥辉 (进入专栏)  
在扫盲教育中也是如此。

   中国人自己的“送字下乡”运动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启蒙运动”。就思想的根源来说,甲午战争之后已见端倪。1890年代中期,严复在阐述致达国家富强之途时,强调“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梁启超也作“新民说”,对作育新民以保种救亡之思想“谆谆致意”。1895年之后,随着新式报纸、学堂和学会的大量出现,知识阶层的启蒙运动已经从理论层次落实到实际行动,“开民智”一下子变成清末十年间最流行的词汇。“有识之士”深感于“无知愚民”几乎招致亡国的惨剧,纷纷出谋划策,通过开办白话报、创立阅报社、宣讲所、演说会,发起戏曲改良运动,推广识字运动和普及教育等,开展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民众启蒙运动。[13]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形式的“义学”、民众学校、识字扫盲班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

   到“五四时期”,平民主义教育观念更是深入人心,包括对农民扫盲在内的乡村教育正是在这一时期引起人们的重视。傅葆琛在1934年出版的《乡村教育纲要》一书中明确指出:“废除科举改设学校之时,无人知乡村教育应当特别研究。乡村教育最初的呼声,始于民国五四运动。”[14]

   五四时期乡村教育之所以受到知识分子重视,这和清末以来实行的“义务教育”的失败有直接关联。清末以来就推行义务教育,但直到民国初年也未见成效,这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反思。不少人认为义务教育失败的原因,在于只注重城市而忽略了人口占85%以上的乡村。古楳在1939年编纂的《乡村教育》一书中写道:“因为中国以前的教育走错了路,忽略了百万个乡村,直到民国八年,才有些人觉得义务教育的重要,不仅在少数的都市城镇,而尤重在这百万个乡村。由于这样一个觉悟,乃正式的起来提倡乡村教育运动。”[15]知识分子终于认识到,中国是一个以乡村为本的社会,只有农村和农民有知识和文化,中国才能发展。

   另一方面,五四时期对乡村教育的重视也和当时的“民主”思想密切相关。1915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发表《今日之教育方针》,提出要实现“以人民为主,以执政为公仆”的“民主国家”,就必须给人民以各种权利,其中包括教育权利。这种平民教育的观念显然和当时西方思想的传入和影响相关。“五四”前后,西方启蒙思想家对中国知识精英产生了重要影响。伏尔泰、孔多塞、卢梭等人都十分重视对民众的教育,他们认为,对于消除人民的愚昧而言,普及最基本的学习能力如阅读和识字能力十分重要。俄国民粹派思想也对中国知识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洪长泰先生指出的:“自1910年后期至二十年代,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民粹派的理论,开始倡导‘到民间去’。”[16]这一趋势无疑对中国的“送字下乡”运动产生了直接影响。

   正是在西方的“民主”思想的影响下,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积极投身平民教育运动。1916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做出“注意贫民教育案”的决议,之后又作出“失学人民补习教育办法”的决议。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也在1919年分别创办《平民教育》和《少年社会》杂志,宣传平民教育。1923年6月,陶行知、朱其慧等发起组成南京平民教育促进会 ,8月在北京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此后全国20个省区组成平民教育促进会,办起平民学校、平民读书处和平民问字处,还编印《平民千字课》等平民学校读本,促进平民教育的发展。在湖南长沙,从1922年3月到7月,便成立平民学校和平民读书处达1718所。据统计,平民教育促进会出版的平民千字课本,先后发行300余万册,受教育者达500万人以上。[17]

   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送字下乡”实践活动以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为典型代表。1922年,晏阳初发起了平民教育运动,这一以识字教育为主的运动号召“除文盲,做新民”,具有强烈的社会改造色彩。在平民教育运动中,尽管其提倡者与基督教关系密切,但运动本身却以中国社会为对象,突破了基督教的局限。[18]晏阳初的教育实验一开始就是以一般民众(乡民)为对象。他在发表于1924年的《平民教育运动》一文中说:“将中国数百万不识字的人改造成识字、有知识的国民,这是平民教育运动的基本目的。”[19]

   晏阳初长达近10年的教育实验对以后的扫盲和识字运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据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的调查,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全国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和机构达600多个,先后设立的各种实(试)验区有1000多个。除了晏阳初外,梁漱溟先生及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创办的山东邹平菏泽实验区影响也非常之大。江苏省的乡村建设运动更是有声有色。虽然各主办者们举办教育的立场、观点、内容不完全一致,其实施教育的机构和方式多种多样,但对民众进行扫盲都是他们工作的重要内容。如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在实验区中就将招收失学儿童和成人文盲入校作为他们民众学校的首要工作。[20]

   这种以民众识字为中心的平民教育、乡村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主体主要是民间知识分子,其动机和目的在于“改造中国社会”。如陶行知先生就认为平民识字的终极目标是“做新民”,平民教育应该“使人起而行”。[21]中国民众教育运动主要倡导者之一的高阳先生也指出:“民众教育之目的在造成健全的公民,改造整个的社会,并充实个人的生活”。[22]可见,他们的扫盲不同于宗教传播,也无多少政治色彩,而是旨在培养“公民”。在立场上,平民教育运动也力求独立于政治和党派之外。晏阳初在1920年就明确表示:“有生之年献身为最贫苦的文盲同胞服务,不为文人学士效力。”[23]晏阳初的“平教会”以“除文盲,作新民”为宗旨,始终保持着独立、超党派与学术自由的立场,他拒绝参加政党的活动。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也十分注意和政治保持距离。他说:“乡村建设从根本上说是要完成社会大改造,而非枝枝节节的做好事。既要社会改造,那就不应接近政权,依靠政权。”[24]与晏阳初不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具有深厚的“文化重建”的色彩,但改造乡村社会的目的和动机与晏阳初是一样的。因此,就“送字下乡”的动机而言,我们可以用“为社会服务”来概括民间知识分子的扫盲运动。

  

   四、“为政治服务”: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扫盲运动

  

   (一)国民党的扫盲教育

   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任命从欧洲归来的蔡元培为第一任教育部长。蔡元培主张中国应有“极广之社会教育”,他还在教育部创设了社会教育司,专管全国群众性的社会教育事业。1920年代后期,国民党执政后延续了这种重视社会教育的做法。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识字运动宣传计划纲要》。1929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通令要求全国各省市“一体于最短时间内举行大规模识字运动宣传,以期唤起民众对识字读书求知之兴趣”。各地因此兴起了创办民众学校的热潮。

   在学制改革方面,国民政府教育部从1928年到1949年多次进行修改,肯定了成人扫盲在学制中的地位。1929年教育部颁布的《民众学校办法大纲》、1934年颁布的《民众学校规程》、1937年颁布的《各级学校兼办社会教育办法》、1940年颁布的《中心学校国民教育办理社会教育要点》、1941年颁布的《补习学校规程》等都强调了成人学校和扫盲教育的重要性,并且以法规形式强制施行。不过,与民间知识分子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教育不同,国民党政府的扫盲教育带有较为强烈的“政治色彩”,这种扫盲往往伴随着政治教化和意识形态的灌输。

   1922年,国民党提出“训政”主张,1924年国民党“一大”通过了“一党建国”的纲领,各种形式的教育因此都服务于这一政治纲领。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即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政纲提出了“三民主义教育宗旨”(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1936年,《国民党中央文化事业计划纲要》第9条中明确提出:“以促进生产建设及培养民族意识,为教育事业之二大目标,并宜注重科学研究及扫除文盲之工作。”[25]可见国民党扫盲的基本要点在于进行强化国民政府的政治教育。

   1934年2月,蒋介石发动了所谓的“新生活运动”,他希望通过这项“先求全国国民于食衣住行四项实际的基本生活能澈底改进之一种社会教育的运动”,重新确立国民党对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并促成国民革命的成功以及民族复兴。这一运动在1934-1937年间通过一个拥有1300个分会的组织网对公众进行指导。“新生活运动”带有鲜明的政治性。作为一种军事化色彩浓厚的国民教育运动,“新生活运动”包括了对民众进行扫盲和识字教育的内容。虽然“新生活运动”通过开展清洁运动、改革社会陋俗、推行社会教育以及扫除文盲等措施,在特定时期、特定领域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6] 但未能全面有效地扫除农村文盲。

   为了普及识字教育、降低文盲率,从1935年开始,国民党又发动了更为有针对性的“强迫识字教育”,并在南方各省广泛开展。如江苏省政府于1935年6月通过了《各县实行强迫识字办法》,并首先在省会镇江开始推行。计划要求不识字男女要分3期进行强迫入学,要求省县政府机关及中小学社教机关各同业行会都应办理识字班。课本由识字运动委员会选定,公安局还派警士在各识字班负责秩序。民众学习的课本是《三民主义千字课》,规定教学时间是4个月,以授完千字课为限。[27]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这种扫盲教育的政治色彩变得更加浓厚。为适应抗战需要,国民政府于1939年制定《国民精神总动员纲要》,明确规定了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主要目的是要达到“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不容其分歧及怀疑,不容作其他之空想空论”的目的。1940年3月6日,教育部发布《社会教育设施与党部联系办法》,规定推行地方社会教育事业的委员会应请国民党党部参加;党部方面应发动党员参加扫盲工作,举办民众学校或补习学校等社会教育工作。1944年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发布《教育部修正补习教育推进委员会组织规程》,决定成立补习教育推行委员会。提倡举办各种短期职业训练班及各种职业补习学校,这些学校都以宣传抗战、动员民众、协助军训为基本任务。[28]

   战时民众补习学校遍布国统区。在偏远省份的贵州,各县市也都兴办了战时民众补习学校。如毕节县1938年共设民众学校46所,共115班,招收15——40岁失学男女入学。在安顺县,1937年当地驻军曾捐资开办扫盲性质的中华第一、第二和中正民众学校。1939年安顺办有各类民众班级1000多班。贵州省教育厅更是明确提出“民众学校为实施抗战教育,扫除文盲”服务的宗旨。贵州省政府还发布了《贵州省实施失学民众补习教育6年计划》,旨在使民众在抗战期间“获得公民必备的基本知识……以培养民族意识,激发抗战情绪为中心……以平正通俗为尚”。当时的贵州省主席吴鼎昌还亲自编纂了一本结合抗战救国的《贵州省民众学校课本》作为教材。这本教材共40课,第一课课名为“中国人”,第二课课名为“国旗”,第三课课名为“孙中山”,第四课课名为“国庆”,第五课课名为“读书”,该课课文是:“我们爱国家,便要学爱国家的本事,必须从读书起。” [29]扫盲教材的内容还包括军训、兵役、抗战救国纲领和当时推行的新生活、国民经济建设、造林、卫生、体育、扫除文盲等内容,具有十分鲜明的政治教化色彩。

   (二)共产党领导的扫盲运动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导思想,共产党人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推广平民教育和扫盲运动的主力军。“五四”运动前后,一些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开始加入平民教育的行列。毛泽东就于1917年11月,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创办了工人夜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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