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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新育:新中国前期历史回眸

更新时间:2017-10-01 21:08:55
作者: 梅新育 (进入专栏)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679亿元增长至2943.7亿元,增长333.5%,年均增长6.30%;1952—1978年间年均增长6.65%。[③]比规模增长意义更为重大的是结构变迁,因为清朝中叶时期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规模虽然仍高居世界之首,但“前现代”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彼时的中国不过是一头空有一身膘的肥猪,在西方列强虎狼环伺之下完全没有招架之功。从结构方面看,1952年,中国第一、二、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依次为50.5%、20.9%和28.6%;在“文革”爆发的1966年,第二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一产业比重;由于第二、三产业受政治动荡影响较大而导致1967—1969三年第二产业比重再度低于第一产业,从1970年开始,第二产业所占比重永久性地超过了第一产业。自此,这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传统农业国脱胎换骨步入工业国行列,在国际社会“丛林”中,昔日空有一身膘的肥猪中国就此蜕变成为筋强骨健的猛虎,虽然暂时还比较消瘦,但地位已不可同日而语。到1976年,三次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变为32.8%、45.4%和21.7%;1978年,三次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依次为28.1%、48.2%和23.7%。[④]从工农业主要产品实物产量看,这一时期增幅更是动辄数十上百倍。

   横向比较,中国该时期经济增长实绩高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纵向比较虽然低于改革后30年GDP平均增幅,但不要忘了彼时大部分时间中国都在战争威胁之下,解放战争后期以来被美蒋军队切断的南北沿海航运直到1974年方才得以开通,穿过台湾海峡的南北沿海航线直到1979年才开通;而且改革前中国GDP中不包含外资取得的外国要素收入和许多不曾市场化的产出,而改革后这部分成分极为可观。

   准确、客观评估这一点,不仅是历史问题,在国际竞争环境下更有现实意义。因为与建国初期单纯作为追赶者的地位不同,我们现在一方面仍在继续赶超发达国家,同时又在越来越多的领域成为越来越多国家赶超的对象。在近代资本主义四百年历史中,已有许多后发国家的“赶超”事业在取得初步成就时半途而废,不仅未能赶超守成大国,自身反而被新的赶超者所超越,我们现在未尝没有这样的风险。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由于新赶超者产出市场化程度通常不如我国,单纯引用GDP指标衡量多半会低估最有潜力的新赶超者的增长实绩与潜力,不利于我们准确评估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态势、进而制定正确的竞争战略。

  

   三、全民思想和文化教育的历史性成就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人民共和国前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更体现在人力资源的培育,这种培育体现在自我奋斗的民族精神和文化教育两个方面。

   有独立自主之个人,方有独立自主之民族;正是毛泽东时代强力推行的大规模社会改造运动进一步洗刷了满清统治者和西方殖民者所灌输的奴性,在全社会大大普及、强化了平等和自我奋斗的思想观念。

   在文化教育方面,人民共和国前期建立的全民教育体系彻底改变了中国国民的文化教育水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全国文盲率近90%,1949年普通高校、普通中等学校、普通小学在校学生人数分别只有11.7万人、126.8万人和2439.1万人,招生人数分别为2.1万人、35.2万人和64.6万人。1964年人口普查时文盲率已降到33.58%,1982年人口普查文盲率22.81%,2000年人口普查文盲率6.72%。[⑤]到1976年,普通高校、普通中等学校、普通小学在校学生人数分别为56.5万人、5905.5万人和15005.5万人,招生人数分别为21.7万人、3240.2万人和3161.1万人。

  

   注释:之所以选择1976和1978两年,是为了充分表明文革结束和改革前夕的情况;选择1998年时因为1999年高校大规模扩招,当年普通高校招生159.7万人,比上年增长47%。

   资料来源:①2004年之前数据取自国家统计局《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第80—82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

   ②2007年数据取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8》,第779—780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

   不必否认,一些文学作品对某些知识分子下乡之类遭遇作了很多渲染,我母亲也很遗憾由于出身成分不好而未敢报考清华大学,高考后清华招生者见我母亲成绩出众,企图挖人,但被我母亲报考的学校坚决挡了回去,就连父亲给我取的这个名字“新育”也是“接受新的再教育”的意思,因为当时我父亲正在军垦农场下放,对此不无牢骚。但我更明白,当时基于家庭成分实施的某些管理政策对于维护政权稳固是必要的,看看大汉奸殷汝耕侄女、台湾高铁董事长殷琪的所作所为就不难明白这一点;而没有共和国前期的体制,我父亲这样的贫下中农子弟能否读书自不待言,就是出身于地主家庭的我母亲,倘若是在解放前的体制下,她此生也只可能是某个乡间的文盲农妇,绝无可能读大学并成为业务拔尖的高级工程师。得到一元钱千恩万谢,得到十元钱却抱怨人家没有给自己100元,这样的人永远都会有,但我希望不要成为主流。

  

   四、社会公正之一:“平均主义”再认识

   作为一个起点低下的发展中国家,倘若不能实现社会公正,就不可能凝聚人心抵抗外部如此长期、如此强大的压力。人民共和国前期历史社会公正成果首先体现在更加公正的社会收入和财富分配,这一成果的遗产即使在以“打破大锅饭”为开端的改革时期,也对经济建设发挥了重大促进作用。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相对平均的收入分配格局有助于购买力集中于国内产品而非昂贵的进口品。而且,一个国家收入分配较为平均,也意味着每种消费品的需求一旦出现就会迅速爆炸式膨胀,这既进一步强化了国内市场的规模优势,也令在发现并满足国内市场需求方面决策相对迅速的内资企业(因为决策环节少于外资跨国公司且更了解本土市场)优势更为突出。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的中国市场家电消费热潮中,正是凭借这一点和当时的贸易壁垒,中国家电行业几乎白手起家,就迅速成长为可与西方同行同台竞技的巨头。

   当然,改革以来中国收入分配公正的优势已经显著削弱;更令人忧虑的是,随着收入分配失衡的恶果日益显著,某些高举“改革”旗号的人不是努力矫正,而是一方面努力维护甚至加强既得利益集团的特权,另一方面竭力把收入分配失衡说成是改革前即已有之的缺陷,丝毫不顾改革初期的旗号恰恰是“打破大锅饭”而不是“平均主义”。这样的表现令人不能不担心改革30年后的中国社会是否已经丧失了承认并改正失误的能力;但我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现实压力必然推动人民共和国前期历史这一遗产至少部分回归。

  

   五、社会公正之二:对人民政治权利的超前探索

   共和国前期社会公正成果同样体现在对实现人民政治权利的探索。共和国创始者之所以是人民领袖,就是因为他在开国创业成功之后没有把自己当做新权贵阶层的代表人,而是毕生不懈地思考、探索如何有效维护人民大众的经济和政治权利,其思考之深邃、目光之远大,远远超越了时代,直到他身后数十年后,人们才开始理解。

   早在1950年代,毛泽东就通过阅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著作,思考、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而没有盲从。《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卷第275页有一段重要的话:“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在这本书中还有一段:“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他们的影响的问题。……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⑥]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正是为了树立和维护人民大众的经济和政治权利,他不仅注重收入和财富分配体制的安排,更关注培育人民大众维护自身权利的能力和意志,如全民教育制度既是对经济建设人力资源的培育,也是赋予人民群众维护自身权利的工具。如果一方面高喊“民主”,另一方面却从收入和财富分配、教育机会等各个方面剥夺大众行使民主的能力,那么这种“民主”有何意义?

   不可否认,共和国前期在这方面的某些探索走了极端,遭到了失败;但时至今日,面对现实,我们是否应该考虑,我们后来的某些做法矫枉过正了呢?我们是否应该回顾、领会和发展开国领袖这方面思想的合理内核,去探索长久的安排呢?

  

   六、对共和国前期历史的评价也是对评价者的考验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由于牵涉当今人们的利益,对现代史的评价尤其复杂。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四面受敌的环境中寻找复兴之路,不可能有现成的答案,注定了中国的探索过程必然充满波折,导致共和国前期历史评价进一步复杂化。正因为如此,对共和国前期历史的评价也是对评价者的考验。它考验的是评价者是否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认识和思考问题,也是评价者能否超越个人恩怨和一时的个人私利而秉承客观立场;它考验的是评价者对历史的了解,也是评价者对现实和未来发展的预见;它考验的是评价者对当时当地的观察,也是评价者的世界眼光;……如果不能够站在国家、民族立场超越个人恩怨和一时个人私利评价本国历史,这一举动本身就足以证明评价者没有资格、没有能力担任这个社会的领导力量。面对这场考验,我们会交出一份怎样的答卷呢?

  

   (初稿2009.9.18,修订2009.10.19,仅代表个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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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英】琼·罗宾逊:《现代经济学导论》,第399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

   [②]林毅夫等:《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第16—17页,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③]国家统计局:《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第9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

   [④]国家统计局:《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第10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

   [⑤]见“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基本情况”,载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8》,第90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

   [⑥]转引自《邓力群国史讲谈录(三)》,第335—336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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