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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顺:“贤能政治”将走向何方?

——与贝淡宁先生商榷

更新时间:2017-09-30 09:41:38
作者: 黄玉顺 (进入专栏)  
但这种改善需要以选举民主为基础,(因为)……民主的那些替代性选择几乎毫无例外地比选举民主更糟糕。”[19] 不仅在民主国家,而且在任何国家,民主都是必不可少的:“我认为可持续的政治尚贤制也要求拥有民主社会的一些典型特征:用法治制衡腐败和权力滥用,用言论自由和政治实验防止政治等级体制的固化。……政治尚贤制将发现很难或者根本不可能在没有给予民众政治参与权的情况下解决合法性问题。”[20]“如果没有任何形式的民主的话,很难相信当今现代政府在民众眼中的合法性。如今,我们都是民主主义者。”[21] 我不知道贝淡宁这里所称的“我们”是否包括他本人,但看起来似乎如此。这样一来,他就陷入了自相矛盾而不自知。

   显然,这里,政治权力合法性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然而该书第三章第三节讨论“合法性问题”[22],贝淡宁一方面拒绝“选举民主制”,主张“尚贤制”,但另一方面却在该节的最后结论中说,“合法性问题只能通过民主改革的方式处理,包括某种明确的民众认可”,并提出了所谓“民主尚贤制”[23]。这就是说,“明确的民众认可”属于“民主”的范畴。然而试问:这种民主的民众认可不就是民主制吗?

   贝淡宁引证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话说:“在人群中有一些天然贵族,他们因德行和才德而优秀。……天然贵族是社会教化、信任和社会治理的宝贵人才……我们难道会认为那种能够让这些天然贵族担任政府管理职务的政府不是好政府?”[24] 但贝淡宁没有意识到,杰斐逊这番话恰好是在讲:民主制和“尚贤制”并非对立物。因为杰斐逊作为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美国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正是一个自由民主共和主义者,他所主张的“好政府”绝不是贝淡宁所谓的“尚贤制”,而是民主制的一种形式,即贝淡宁所描述的:“自由民主的确赋予专家权力,让其履行行政和司法职责,但是这些专家必须对民选领袖负责,哪怕只是通过间接的方式。他们也不会在职责范围之外动用民选领导人给予他们的权力。”[25]

   贝淡宁在谈到“取消政党政治”时,提出的问题是“考虑到民主已经得到民众认可,问题在于如何设计出一种比政党体系更好的民主形式”[26],但他解决问题的方案却根本不是任何意义的民主形式,而是与民主制对立的所谓“尚贤制”。这显然也是逻辑混乱。贝淡宁谈到了取消党派政治的一个“尚贤制”例证,就是香港的立法会“按照利益群体的功能界别来分配”席位。但他自己承认,这种制度是从英国殖民地政府那里继承而来的,并且“缺乏合法性”,“大部分香港居民更愿意采用建立在多党竞争和一人一票方式基础上的直接选举取代这种制度”。[27]

   他还谈到,“新加坡式的贤能政治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政治领袖比普通民众能更好地把握共同体的长远利益。”[28] 但是,如贝淡宁自己所说,这个假设正在被新加坡的现实推翻:“尚贤制在新加坡已经成为一个贬义词”;“为了让政府变得更愿意回应民众的诉求,对普通公民的需求保持敏感,还是有必要进一步民主化”。[29] 这等于是说,新加坡的“贤能”政府并不是那么“愿意回应民众的诉求”,并不是那么愿意考虑“共同体的长远利益”,而是更愿意维护自己党派和政府的利益;究其原因,是因为没有充分“民主化”。这里,贝淡宁竟然是在以民主为根据来批评“贤能政治”。

   顺便说说,在贝淡宁笔下,新加坡是抵制民主制、采用“尚贤制”的一个典范。但这个基本判断是大成问题的。贝淡宁自己就说:“在新加坡,虽然民主程序会受到实质性的限制,但选举仍然是竞争性的,政党必须给选民留下好印象——积极为所在选区的居民争取利益。因为雇主是选民。”[30] 他还承认,“新加坡……其统治政党是在选举民主的基础上建立起‘贤能政治’的”[31]。这等于是说,就其基本政治制度而论,新加坡属于民主制国家,尽管其民主化程度还有待提升。

   关于中国的政治制度,贝淡宁同样是自相矛盾的。他的基本主张是中国应当实行“尚贤制”,抵制民主制。这里,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尚贤”与民主是对立的。但是,2016年11月8日,凤凰网刊发了贝淡宁11月3日在清华大学的演讲,题目就是《中国的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并不矛盾》,表示“民主和贤能政治本身并不矛盾,提倡贤能政治并非反对民主制,完全可以借助民主制以完善贤能政治”[32]。

   总之,贝淡宁不断地陷入逻辑矛盾:一方面主张“尚贤制”、反对民主制,另一方面却又将问题归结为“调和政治尚贤制与民主”[33]。他在谈到有学者“提倡把民主政治和贤能政治因素结合起来,即混合政治体制模式”时表示,“我也赞成混合体制,由贤能之人组成的议院被称为贤士院”。[34] 如此等等,足见其思维之混乱。

   (三)一种荒唐的逻辑

   在贝淡宁的心目中,或许还隐藏着另外一种逻辑:中国社会的传统曾经是怎样的,那么,中国社会的今天和未来仍旧应当是这样的。他说:“贤能政治过去一直是,将来也仍会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35]“既然中国逐步形成和实施了一套尚贤制来选拔任命拥有优秀的智识能力、社交技能和道德素质的政治领袖——尽管不算完美,任何的改进难道不应该以此为基础吗?”[36] 这是什么逻辑!贝淡宁全书都贯穿着这样的逻辑。

   按照这样的逻辑,也可以说:既然中国古代就逐步形成和实施了君主专制,难道任何改进不应该以此为基础吗?既然人类曾经实行奴隶制度,难道任何改进不应该以此为基础吗?既然人类曾经都是猿猴,难道任何改进不应该以此为基础吗?这样的逻辑,荒谬之极!而我们注意到,不少人都死抱着这样的荒谬逻辑:中国过去的传统一向如此这般,所以中国的现在和将来也理当如此这般。这种逻辑正在成为学界的一种理所当然、“政治正确”的思维方式,实在值得警惕!

  

二、“贤能政治”主要观点的谬误


   围绕所谓“贤能政治”,贝淡宁提出了一系列观点,我们就来分析一番。

   (一)所谓“民主的四大缺陷”

   在该书第一章,贝淡宁讨论了“民主的四大缺陷”,或叫做民主的四大“暴政”。

   1、所谓“多数派暴政”

   确实,约翰·穆勒所指出的“多数派暴政”,在古代和近代的民主政治中是存在过的;但是,贝淡宁自己也承认,这个问题已经由民主制本身加以纠正:“20世纪,自由民主巩固了对多数派统治的宪法限制,自由民主国家通常都会保护少数群体和不受欢迎的个人,使其权利免受多数人的侵犯”[37];“今天,正如你知道的,大部分民主国家都有保护少数派和个人的机制”;“民主政治的自由部分旨在通过各种宪法机制保护少数派的利益,防止多数派侵犯民众的基本权利”[38]。这其实等于贝淡宁自己已经承认了:在当代民主政治现实中,多数派暴政已不复存在。

   于是,贝淡宁只好“另辟蹊径”来否定民主制,他说:尽管“事实上,实证性的证据显示,选民往往根据他们认为的国民共同利益而非自私利益进行投票”(贝淡宁在这里又一次肯定了民主制),但“(民主制所存在的)基本问题是……大部分选民缺乏做出知情的政治判断所需要的知识”。[39] 这其实是偷换概念:将“多数派暴政”偷换成了“选民无知”。这样以“选民无知”、“人民素质低下”之类的理由来否定民主制,其实已经是一种老生常谈了,而且对此也早已有了许多有力的驳斥。例如,既然承认“实践出真知”,那么,民众就只能通过民主政治的实践来获得民主政治的知识和能力。

   贝淡宁的说法涉及两层问题:其一,选民缺乏做出“知情”的政治判断的知识。这里的要害在“知情”,然而这正是民主制度要求给予人民、而反民主者却拒不给予人民的权利,即知情权。其二,选民缺乏“(政治)知识”。但这样的知识同样是所谓“贤能政治”或“尚贤制”无法给予人民的。况且,没有任何政治制度是建立在人人必须通晓政治知识的基础之上的,贝淡宁凭什么这样要求民主制?而且,事实上,民主制已经通过代议制等一系列制度安排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贝淡宁不以为然的、民主制度下的“尚贤制”,包括“民主框架下的尚贤机构,如美国的最高法院、美联储和军队等或者英国的公务员体系”,这些机构最终要对选民负责,“它们只是作为选举民主的补充而非替代”[40]。

   2、所谓“少数派暴政”

   所谓“少数派暴政”,贝淡宁指的是资本操纵政治,亦即“富有的少数派暴政”[41]。无可否认,在民主国家,资本对政治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但事实上,在任何制度中,政治权力与财富之间都存在着密切关联,然而却有两种不同的路数和制度模式:一种是通过拥有权力来攫取财富,非民主制度下的情况即属于此种路数;一种是通过拥有财富来影响政治,民主制度下的情况即属于此种路数。贝淡宁认为,造成这种“暴政”的根本原因是贫富悬殊、收入不平等。关于民主制下的情况,他说:“金钱对政治的影响是大部分现有民主国家的苦难根源,美国或许是最极端的例子。”[42] 但是,关于他所谓“尚贤制”下的情况,他却承认:“在收入不平等方面,中国和新加坡并不比美国好多少,在过去20多年里,实际情况在进一步恶化”;“‘少数派暴政’在中国和在美国或许是类似的问题”。[43] 这样一来,我们就不知道贝淡宁到底要说什么:造成收入不平等、“少数派暴政”的原因,究竟是民主制、还是“尚贤制”?实际上,贝淡宁自己说过:“许多选举民主制国家——比如我的祖国加拿大,就在限制金钱对政治的影响方面做得更好。”[44]

   3、所谓“选民共同体暴政”

   所谓“选民共同体暴政”是指的一个民族国家的政府之政策的内外有别,即:“政治平等仅限于政治共同体的界线之内,界线之外的人则被忽略。”[45] 此所谓“外”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一国之内的非选民,另一种是一国之外的其他人,而其“界线”在于是否具有该国的有选举权的国民身份。贝淡宁说:“民主化往往会强化国民身份认同的政治显著性。”[46] 但常识告诉我们,“强化国民身份认同的政治显著性”与“民主化”之间并无必然联系,非民主化的国家政府同样经常在强化国民身份认同的政治显著性,以“爱国主义”为旗号的极端民族主义现象比比皆是。

   贝淡宁的意思显然是:民主制造成了“选民共同体暴政”。言下之意,非民主制国家的政府政策并不是内外有别的,而是内外一视同仁的。但显而易见,这个判断是罔顾事实的。其实,贝淡宁是找错了病根。如果说存在着“选民共同体暴政”现象,那么,这其实是民族国家时代的一个普遍问题,除非人类社会走出了民族国家时代。[47]

   有趣的是,贝淡宁比较了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外国劳工现象:“两地都依靠数十万外国劳工做本地人不愿意从事的肮脏、危险、有损身份的工作”,但是,外劳在香港拥有比在新加坡更好的权利和保护,“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香港的外劳(像其他居民一样)可以自由组织互助群体,也可以采用公开抗议的方式争取自己的利益”[48],其实也就是更加自由民主。这就是说,新加坡存在着“选民共同体暴政”;然而我们记得,在贝淡宁心目中,新加坡乃是“贤能政治”或“尚贤制”的一个典范。贝淡宁在这里毋宁是在为民主辩护,这恐怕是他自己始料未及的。

   4、所谓“竞争性的个人主义者暴政”

贝淡宁将民主制的社会描绘为“竞争性的个人主义者组成的社会”,其中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他们在民主选举中的恶性竞争导致社会和谐的破坏。[49] 这就是贝淡宁所谓的“竞争性的个人主义者暴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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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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