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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两个“L”型:中国经济增长中期和长期展望

更新时间:2017-09-27 11:46:22
作者: 蔡昉 (进入专栏)  

一、“V”型复苏已成历史

  

   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前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每逢经济下滑之后,总是能够见到随后的增长复苏,表现出一轮又一轮的“V”型增长格局。事实上,当阻碍增长的因素主要来自需求方面时,采用刺激总需求的方式,往往能够较快奏效,使实际增速回归潜在增长率,这也是中国经济过去所以能够呈现出“V”型复苏的原因。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意味着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在于供给侧,过去长期作为经济增长重要助推力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并且不可逆转。在这种环境下,难以依靠以往的方式让经济增长重新回到原来的速度。

   首先,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已呈负增长态势。为了统计的便利,我们通常用15~59岁年龄人口数量来代表一个经济中的潜在劳动力总量。中国这一年龄段的人口规模已于2010年达到峰值,此后呈负增长态势。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15~59岁人口为93962万人(占总人口的70.14%),而根据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小普查)推算数据,全国15~59岁人口为92471万人(占总人口的67.33%),五年下降了近3个百分点。此外,国家统计局历年发布的基于抽样调查数据的推算也显示,无论是从人口总量中的占比还是数量规模来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几年前已开始出现逐年下降趋势。

   其次,中国的经济活动人口也已经迎来负增长时代。如果说劳动年龄人口只不过反映一个经济中的潜在劳动力资源的话,那么,经济活动人口更加真实地反映一个经济中的劳动力供给情况。我们知道,在现有的劳动年龄人口中,并非所有人都是劳动力,有一部分人在劳动经济学意义上不被算作劳动力,例如,有些人完全没有就业意愿,正在全日制学习,全职从事家务劳动,提前退休因而退出劳动力市场等。因此,在劳动年龄人口中真正构成有效供给的是劳动力市场参与者,也就是经济活动人口,即正在工作的人以及失业者。通常,经济活动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被称为劳动参与率,这是一种行为偏好的结果,决定劳动力供给。如果劳动参与率在一定时期大致不变,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经济活动人口会随之减少。

   为了进一步印证劳动力供给的减少趋势,在图1中,我们采取一个不尽相同的估算。第一,我们采用16岁及以上人口作为劳动年龄人口,这样可以包容延迟退休等效果对劳动力供给的正面影响,同时也为了与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进行比较,并且符合国际上的一般定义。第二,按照预测的劳动参与率,把劳动年龄人口调整为经济活动人口。从中可以看到,劳动力供给在2011年之后仍有一个短暂的提高阶段,2015年是其峰值,之后则呈现负增长态势。与此同时,我们也把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经济活动人口数字放在图中,以便进行比较,虽然从实际数据尚不能知道其是否到达峰值。

   再次,中国的劳动参与率正在下降。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在全国六个大型城市(上海、广州、福州、武汉、沈阳、西安)开展了最新一轮城镇劳动力调查(CULS-4),结合前面三轮调查数据的对比,能够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中国近年来各年龄组的劳动参与率均呈下降态势,这与我们早先的判断略有不同。此外,根据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所进行的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因此,在劳动参与率实际上没有经历一个提高阶段,而直接进入缓慢下降轨道的情况下,经济活动人口规模峰值已经到来的判断,应该是确信无疑的。在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都发生下降的情况下,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则具有叠加性,也就意味着中国实际的劳动力供给下降要比预想的情形更加严峻。

   改革开放以来至本世纪初,中国制造业凭借其比较优势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在改革开放以后长达30余年的时间里,通过劳动力的市场配置扩大了就业,而很长时间里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没有实质性提高,保持了制造业产品的竞争力,也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发生。然而,随着刘易斯转折的完成,劳动力短缺逐渐成为常态,普通劳动者工资进入加速上涨轨道。工资(特别是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固然是好事情,有利于提高中低收入家庭的人均收入水平,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现状,实现包容性增长,企业也可以根据劳动力成本变化而逐步重新配置生产要素、调整市场结构和技术结构,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消化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然而,如果工资上涨过快,劳动生产率提高明显滞后以至于难以支撑工资的增长,则直接后果是大大提高企业的单位劳动成本,造成企业经营困难,继而对整个经济造成伤害,反过头来也会造成对劳动者造成伤害。

   劳动生产率提高是工资上涨的基础。现实情况是,伴随工资的普遍快速上涨,劳动生产率越来越表现出难以支撑的势头。相关研究表明,当前中国单位劳动成本(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比率)正在快速上涨,逐步逼近一些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使得制造业的传统竞争优势逐渐下降。根据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The Conference Board)的数据,中国2007~2012年间劳动生产率平均年增长9.5%,2013年陡减至7.3%,2015年进一步下降到6.7%。与此同时,普通劳动者工资继续上涨,如农民工工资2015年实际增长7.2%,达到每月3072元。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难以跟上步伐,导致单位劳动成本提高。2010~2013年,中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大约增长了37%,与世界主要制造业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在缩小。通过测算中国出口产品中占主导地位的11种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也可以看出,自2000年以来,这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发生了非常明显的下降。

   通常,将各级各类教育在各阶段的辍学人数、毕业后不再升学人数相加,能够大致得到当年新进入劳动力市场寻找就业岗位的人数,我们可以将其称作新成长劳动力。在一个经济体中,人力资本存量的提升主要来自于新成长劳动者群体拥有更高的人力资本积累,对于中国而言,新成长劳动力附着的较高人力资本素质对于提高全社会的平均人力资本存量具有非常重要的贡献。改革开放以后,九年义务教育、高等教育扩招等超常规的教育发展政策,又极大促进了新成长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因此,随着新成长劳动力规模的减少,整体人力资本改善速度必然会随之放缓。我们的一项预测显示,中国每年新增的人力资本总量,自2013年开始呈现逐年下降态势。

   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基本前提假设是,在劳动力供给有限的情况下,存在着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现象。当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成为历史,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势必会发生作用,资本回报率也会相应地下降,而这正好是我们当前的状况。实际上,中国在2004年左右经历“刘易斯转折”之后,资本-劳动比迅速提高,与之相伴随,资本回报率发生了明显下降。相关研究表明,中国2004~2013年期间,资本回报率从24.3%下降到14.7%,以年均5.7%的速度下降。

   通常情况下,当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的部门,由于资源配置的优化,便可以获得资源重配效率。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这种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贡献。目前,中国通过劳动力重新配置,特别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趋势也在变得更加缓慢。由于16~19岁农村人口(外出劳动力的主体)规模在2014年已经达到了峰值,导致农村外出劳动力的增速大大放缓,例如2015年增速仅为0.4%。也就是说,在现行体制下,目前可以用于重新配置的农村劳动力已经基本配置完毕,由此再难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可观改善。除此之外,如果户籍制度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体制性制约不消除,由于不能获得均等的城镇社会保障,农民工一般在40岁以后就陆续返乡,则可能出现新增农民工少于返乡人口的情形,从而形成城乡劳动力的逆向流动。

   以上这些都是从供给侧导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因素。根据这些变化因素,我们估计并预测了中国经济在不同时期的潜在增长率,并与实际增长率进行比较(表1)。总体的画面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10年之前大致为10.3%左右,“十二五”时期的平均水平为7.6%,2016~2020年期间如果不发生重要的改革和经济刺激政策,潜在增长率会下降至平均6.2%。

   按照定义,用实际增长率减去潜在增长率,可以计算出经济增长缺口。如果增长缺口为正,说明经济运行超出了潜在增长能力,通常会表现为经济过热或助长经济泡沫。如果增长缺口为负,则说明经济运行没有达到潜在增长能力,还有可以从需求侧进行刺激的空间。从图2可以看出,在改革开放期间,中国出现较大负增长率缺口的年份,恰好是需求侧冲击导致宏观经济低迷的时期,在这些时期,往往通过可以刺激总需求的方式,让经济重新回归到潜在增长率水平,从而表现出增长率的“V”字型变化格局。

   如果我们以为潜在增长率仍然处在以往的水平而没有下降,在实际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下,则可以计算出仍然存在负的增长率缺口,如图2三角形曲线所示。由于这是因为对潜在增长率做了不符合实际的假定,因此,我们将以此为基础计算的增长缺口称为“虚幻缺口”。在这种认识下,人们会期待通过采用常规的刺激性宏观经济政策,以便使经济增长率回归潜在增长率,即呈现一个“V”型增速反弹。然而,遗憾的是,出于前面所分析的种种原因,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也发生了明显下降,“十三五”期间平均潜在增长率已经降至6.2%左右。与实际增长率的对比可知,目前已经不存在可供填补的负增长缺口,进而可见,不应该再对“V”型增速反弹抱有希望。

  

二、近中期的“L”型增长轨迹

  

   虽然我们不再期冀产生一个“V”字型的速度反弹,但是,从供给侧施力的结构性改革,可以消除阻碍生产要素供给和配置的体制性因素,取得潜在增长率下行曲线更加平缓的效果,分别形成短期、中期和长期的“L”型增长轨迹。

   事实上,2016年经济增长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小的“V”字型的速度反弹。一反2012年以来经济增速呈逐年下行的趋势,2014年第四季度至2016年第一季度期间呈逐季下行趋势,2016年每个季度都保持在预期的增长速度区间内,并实现了全年6.7%的增长率。相对于此前的持续减速趋势,这个部分由于改革红利的释放、部分由于总需求的扩大而实现的增长率,可以说形成了一个短期的“L”型企稳变化。

受此启发和鼓舞,我们完全可以进一步预期,在依靠改革释放红利的前提下,中国经济在中期实现另一个更加明显的“L”型增长轨迹。根据不同假定前提下的预测,我们认为在“十三五”这个近中期内,中国经济的合理速度区间,应该在平均6.2%与6.7%之间,但是,无论下限还是上限,均会表现为逐年下降的趋势(如图3中所示)。确保“L”轨迹运行于下限和上限之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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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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