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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走出阁楼后的金岳霖

更新时间:2017-09-27 11:11:27
作者: 许纪霖 (进入专栏)  

   在现代中国,真正称得上有自己体系的哲学家,金岳霖可以算一个。他在三、四十年代先后完成的《逻辑》、《论道》和《知识论》,从方法论、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构建了一个完整的金氏哲学架构。让人不可理解的是,解放以后金岳霖对自己的哲学作了全面的否定,而且是那样地彻底,即使到八十年代,至死都不曾后悔过。金岳霖的变化,自然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成功范例。国外一些研究者在论述思想改造运动时,多强调其外在强制的一面。但“强制说”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五十年代,有那么多的知识分子虽非自愿、却是如此自觉地接受改造,而且,越到后面,越显得心悦诚服。金岳霖就是“强制说”无法破译的反常个案,他成为一个令人困惑的历史之谜。

   近年来,有关金岳霖的回忆和研究,陆陆续续出版了一些。在那些语焉不详的记忆断片之中,我们是否能够找到那条通向谜底的幽径呢?

   解放前的金岳霖,按照他的知识出身,属于英美派自由知识分子。1914年从清华学校毕业,留学美国,6年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拿到政治学博士学位。一般研究政治学的,往往对参政有浓厚的兴趣,象王世杰、张君劢就是如此。但金岳霖回国之后,发现国内政治黑暗得一塌糊涂,他既无力改变社会,也不想被社会改变,遂从此不问政治,一头扎进形而上的哲学世界。在清华园里,他是一个近乎不食人间烟火的怪物,整天沉浸在他自己抽象的逻辑世界中,为心中的挚爱林徽因女士终身不娶,家中除了书,就是一头与他同食一桌饭的大斗鸡。浪漫、风流而率性,视名利若粪土。冯友兰说他有魏晋风度,很象大玄学家稽康,“越名教而任自然”,可谓一语中的。

   尽管超然物外,也不是对现实世界一点没有感觉。至少,道义上最起码的好恶还是有的。他看不起国民党,起先是因为不抗日,后来是由于太腐败。到四十年代后期,整个清华园越来越激进,金岳霖也多次在教授们抗议国民党暴政的联名信上签名。到1948年底,解放军围住了北平城,蒋介石派专机接清华、北大的名教授们南下。胡适、梅贻琦两位校长为盛名所累,很不甘心地抛下学校走了,陈寅恪也因为“不赞成俄国式的共产主义”而南下广州。金岳霖也面临着一个何去何从的两难选择。他不想替蒋介石陪葬,更不愿到国外做白华,对共产党也不了解。中国知识分子虽然有自己的正统观念,但到王朝末年,政治腐败到不可忍受的时候,也往往愿意接受来自社会底层的改朝换代。最后,他决定留下来,理由是共产党毕竟是同胞,不是洋人侵略者,还是可以接受的。这想法在当时颇具普遍性,一般教授都觉得又不是日本人入城,自己是搞学术的,再怎么样,学术自由总还是有的。

   低调的期待,反而有了意外的收获。共产党不是李闯王,所率领的军队也不是一批乌合之众。他们有信仰,有纪律,也有文化。刚刚解放的清华园,目击者的传说不径而走:“共军纪律极好,不扰民。见老百姓称呼老大爷、老大娘……”。金岳霖想必也有所闻。不过,真正触动他感觉的大概还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亲身经历的事情:解放军在准备攻城之前,奉毛泽东亲自起草的急令,特地找来请求他们在地图上标出北平重要的古建筑,以便攻城时避免炮火。解放军走后,梁思成、林徽因两人激动得紧紧拥抱,欢呼懂文化的“义师”来了!以金岳霖与他俩的亲密关系,梁、林的感情变化不会不影响到他。再比较蒋介石派飞机到解放了的清华园来投炸弹,政治天平开始向一边倾斜了。

   像金岳霖、梁思成这样的知识分子,一直将文化的价值看得极重。承认新政权是有文化的,就等于承认了它的合法性。不久,金岳霖也亲身领教了共产党的文化风采。他见到周恩来,“头一个印象就是共产党员也仍然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而谈吐又斯斯文文”,如此儒雅,如此斯文,与文化人似乎是那样地气味相投,金岳霖顿生一种亲近感和认同感。尽管不曾明说,却在心底默认了共产党也是文明家族中的一员,也是与“我们”同类的文化人!

   中国有句古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话倒过来理解,意思是说:只要是我族类,他厌恶行政,曾经辞去清华哲学系主任一职,让给了冯友兰;如今不仅二度出山,重返旧栈,而且还以无党无派之身,出任清华文学院院长。这之中,自然有感恩谢德的意思。因为刚刚解放,许多教授惶惶不安,连金岳霖也一度无所事事,成为局外人,想去摆烟摊,聊度余生。不久,在怀仁堂碰到毛泽东,毛对金说,你搞的那一套还是有用的!金岳霖放心了,他似乎找到了自己在新社会的位置,而且还不坏。士为知己者而死,他没有理由不出山。金岳霖的变化不是偶然的、个别的,在他朋友圈中,张奚若已经做了新政府的大官,连一向清高的梁思成、林徽因,也空前热忱地参加了新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尽管,自由知识分子们对新社会还不太适应,但新中国却具有一种无法抵御的魔力,一种极富感染力的“场”,让人振奋,让人想动。不知不觉地,金岳霖、梁思成们也失去了往日的定力,他们被气象一新的时代氛围所吸引,身不由己地卷入到群体的激情之中。

   新中国究竟有些什么魔力,会令这些心如止水的清高学者,一夜之间变得如痴如醉起来?在这里,不得不提一提金岳霖的一块心病,一个纠缠在他心底几十年的情结,这就是“瓜分恐惧”。金岳霖出生在1895年,他说自己“余生也晚,没有赶上朝气蓬勃的时代,反而进入了有瓜分恐惧的时代”,早年从家乡湖南去上海,长江水路上的火轮船,不是日本的,就是英国的。这在金岳霖的心灵深处留下了一个长长的阴影,一直挥之不去,骨鲠在喉。即使以后在清华学堂念书、到美国留学,他一直为祖国的屈辱而痛心疾首。尽管他满脑袋的英美思想,但那颗心却是中国的。别的事情可以姑且将就,但只要有人说中国没有救了,他就会情绪激动,与人大声争吵,甚至打起架来。当年留美的那批自由知识分子,有两类人,一类是胡适那样的世界主义者,不是说胡适不爱国,而是指其判断事情的标准以普世性的“现代化”价值(如民主、自由、科学等)为首要,民族立场还是其次的。另一类是金岳霖这样的民族主义者,虽然在理性上也以西方的价值为依归,但假如西方的价值与民族主义的情感发生冲突了,理性就会乖乖地为情感让路。

   1949年以后的中国,的确让人扬眉吐气。帝国主义赶跑了,大英帝国、小日本的火轮船也不见了。据许涤新回忆,在开国大典上,当金岳霖听到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以他熟悉的家乡话慷然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时,兴奋得几乎跳了起来!9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是否真的会象年轻人那样“跳起来”,这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情结、那心病——“瓜分恐惧”真的从此解开了、没有了。回到清华,他逢人便感叹:“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真好呵!解放了,中国人再也不受列强欺负了。”

   所谓“解放”,在当时的含义也许是因人而异的。对于一个佃农来说,“解放”是个人意义上的,意味着自己不再受地主的剥削。而对于金岳霖而言,“解放”不是指个人地位的上升,而是所属民族在国际上的翻身。他晚年曾经私下对人说起,只要民族有了自由,个人即使少一点自由,受一些委屈,也就认了!胡适为个人的自由去争民族的自由,而金岳霖为民族的自由可以牺牲个人的自由,这里就体现出“世界主义”知识分子与“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不同的追求和理想。

   金岳霖那代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也许是我们这一代人所难以想象,甚至是不可理解的。大部分的旧中国知识分子,就是从民族主义走向了马克思主义。1958年,刚刚入党的金岳霖访问英国,有一个从东欧逃到西方的前共产党教授质问金岳霖,为什么不好好做一名教授,而去参加共产党?金岳霖当即很响亮地回答:“我加入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才能使中国翻身。我从一位教授变成共产党员,感到自豪,感到自己的活力增强了!”那位东欧来的教授大概一辈子都不会理解金岳霖的情感,因为东欧的共产主义是苏联红军的坦克捎来的,无法使知识分子产生“民族翻身”的情感。而金岳霖对共产党的确有由衷之情,即使到了晚年,也是如此。1982年,当他觉得自己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特意给党组织写信,为“瓜分问题的完全解决”,再次感谢党和毛泽东。

   不过,从共产党的要求来说,知识分子仅仅在民族立场上作认同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世界观深处转变立场,接受新意识形态的思想改造。延安整风运动以后,中共对改造知识分子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经验,即理论学习—小组批评—公开检讨三部曲。1951年秋季之前,主要还是和风细雨的学习阶段。也许是爱屋及乌,对共产党的好感引发了金岳霖对马克思主义的莫大兴趣。他自告奋勇,在清华园里带头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课。还刻苦学习俄语,下决心掌握马列主义。他把自己比做一年级的学生,信心十足地说:“明年是二年级,十年八年总有进步”。其态度之虔诚、劲头之高昂,连一向积极的左翼教师也自叹弗如。不久,金岳霖交出了第一份学习的答卷:《了解〈实践论〉的条件——自我批评之一》。不过,思想转变毕竟不及政治认同那样简单迅速,金岳霖尽管愿意接受新哲学,但对旧哲学还有点恋恋不舍,在文章中说,恋旧是非常自然的事,问题是如何将对旧哲学的眷恋,转变为“对于历史上的宝贵材料的眷恋”。

   1951年底,急风暴雨式的思想改造运动终于正式降临。外有镇反运动的强大威慑,内有学生同事的四面紧逼,再也等不得你从从容容地细思慢想,而要立马表态、火速转变。除了那些投机分子,大凡认真一点的知识分子都为此而痛苦不堪。顾颉刚当时就谈到,“本年三反、五反、思想改造三种运动,刚无不参与,而皆未真有所悟。所以然者,每一运动皆过于紧张迫促,无从容思考之余地。……今马列主义之精深博大,超过我《古史辨》工作何限,而工作同志要人一下就搞通,以刚之愚,实不知其可”。金岳霖是如何度过这一关的,如今已不复可考,不过,即使金岳霖比顾颉刚更欣赏马克思主义,要想脱胎换骨,以新我否定旧我,又谈何容易!毕竟他是一个有自己体系的成熟哲学家,而非人云亦云的幼稚青年。内心的痛苦还在其次,更难堪的是要当众检讨,自我作践。冯友兰几次检讨都没有通过,金岳霖去看他,一时情急,两个大哲学家竟然相拥一块,抱头痛哭!

   不过,痛哭归痛哭,检讨归检讨。所有的屈辱感早在运动之始,就已经被周总理巧妙地化解了。1951年秋,周恩来向京津高校三千多名教师作了长达五个小时的《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报告。为了有所示范,总理首先拿自我开刀,检查自己的历史错误。金岳霖在台下听了惊讶,他还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高位的人在大庭广众之中公开自我认错。了不起,真了不起!金岳霖对总理崇拜得五体投地。既然总理都能当众检讨,自己还好意思要知识分子的那点面子?身为清华文学院院长,金岳霖带头“洗澡”,先后三次在全院师生大会上沉痛检查,承认自己“从前是都不住人民的人,是有罪过的人”。他接连写了两篇忏悔录,痛责自己的唯心主义思想。自此以后,金岳霖的名字与他的大批判文章,频频出现在党的报章杂志上,成为五十年代知识分子自我批判的一道最耀眼的风景线。

   后来的人常常感到奇怪,堂堂一个大哲学家,几十年所形成的内心世界和思想体系竟会如此不堪一击,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摧毁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金岳霖的“旧我”全线崩溃,发誓“要做一个新人”?我发现,象金岳霖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过去他们的全部自信,是建立在两块基石上的,其一是相信自己是站在知识分子超然的立场,卓而不群,不私不党,代表着公共的良知;其二是相信自己所孜孜探求的知识是中立、客观的,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具有神圣的意义。自由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独立品格和超然立场,就是以此作为基本预设的。然而,思想改造运动却对金岳霖们提出了两个尖锐的问题:一是阶级立场问题:知识分子只是一根毛,超然、中立是最大的欺骗,你不向工农大众靠拢,不就是依附在统治者的皮上,成为地主、买办的帮凶?二是为谁服务问题:知识从来具有鲜明的党性、阶级性,英美的资产阶级知识体系难道不是麻痹了人民大众的斗志,维护了蒋介石的反动统治?

强势的新意识形态以道德批判和反智主义这两把利刃,使知识分子产生了与民众的疏离感和知识的罪恶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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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许纪霖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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