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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中国的担当——新结构经济学分享

更新时间:2017-09-25 09:20:04
作者: 林毅夫 (进入专栏)  

  

   9月19日晚,《守正创新,引领未来:讲述》国家发展研究院专场活动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隆重举行。林毅夫教授在活动中以《中国的担当——新结构经济学分享》为题发表演讲。以下为林毅夫教授演讲全文:

  

   2009年,我在世界银行当首席经济学家一周年,在一个活动上,我正式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思潮提到的问题。

   刚才在短片当中总书记谈到,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产生思想的时代。作为一个学者,我提出新结构经济学,实际上就是在呼应总书记的这个号召。

   我们知道,新结构经济学称为发展经济学第三波思潮,发展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当中是个相当年轻的子学科,现代经济学从亚当·斯密1776年以后形成体系。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很多发展中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在他们国家第一代领导人的带领下追求他们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希望他们国家能赶上发达国家,实现民富国强的目标。因应这个需要,才从现代经济学当中独立出来发展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思潮或者说发展经济学的第一版,现在称为结构经济学。因为发展经济学刚刚独立出来的时候,是希望发展中国家能够民富能够国强。如果要一般老百姓都富有起来的话,它的物质基础是什么?这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必须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怎么样才能够让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就必须有像发达国家那样先进的、资本很密集、规模很大的现代化的重工业。怎么才能国强呢?必须像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那么强。经济实力要像发达国家经济实力那么强的话,就必须有发达国家的枪炮、发达国家的飞机、发达国家的战舰,那些现代化的武器也都是当时发达国家先进的、资本密集型的、大规模重工业生产。

   所以当时发展经济学刚刚分离出来的时候,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民富要国强,就应该去发展跟发达国家一样的现代化资本密集的大产业。可是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是在市场的经济状况、市场资源配置之下,这些产业都发展不起来。所以当时的认识,发展中国家有很多市场失灵,因为文化的因素、风俗习惯的因素,导致市场没有办法把资源配置给生产现代化的资本密集大产业。他们把这种市场(失灵)认为是结构刚性造成的。既然市场失灵,发展中国家要发展现代化大产业,就应该由政府直接配置资源发展现代化大产业。

   其实二次大战以后,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他们的发展战略、发展的路径基本上都是沿着当时的结构主义,用政府的干预来克服市场失灵去发展现代化大产业。那么在这样一个指导思想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把一些现代化大产业建立起来,并且在建立大产业的时候通常有一段时间经济发展比较快,但是把那些大产业建立起来以后,这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就开始停滞了,就开始危机不断了,然后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学习理论,是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结构主义在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落后这个问题上好像说的很清楚,但是按照这个认识去做的结果并没有缩小跟发达国家的差距,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经济学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就开始问世。

   发展中国家下了那么大的力气做了那么多的努力,为什么跟发达国家的差距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呢?当时认为发展中国家有太多对市场的干预,对市场的扭曲。我们知道要是有对市场的干预就会导致资源错误配置,有市场各种信号价格扭曲等等就会创造租金就有寻租。这是经济学术语,翻译成老百姓的话,就是会有贪污腐败现象。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当然非常差。

   所以第二波思潮现在称之为新自由主义,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他们为什么经济发展不好,当时的看法是说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政府对市场做了太多干预造成资源错误配置,造成腐败、造成社会各种问题。所以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就形成了第二波发展经济学的思潮,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改善经济绩效就应该把政府对市场的各种干预、各种扭曲取消掉,然后建立一个像发达国家那样完善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

   用什么办法呢?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而且当时还有一个认识,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必须把这些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制度安排一次性到位。当时有一个看法,政府主导的经济不如市场经济,如果由政府主导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必须一次到位。如果说养一条小狗,觉得它尾巴太长,把它的尾巴砍掉,必须一次性砍掉,不能一段段的砍。所以当时有一个看法,如果是三心两意的渐进的,改一点留一点,那是最糟糕的方式。

   但是现在发展经济学怎么样?按照当时新自由主义政策做的国家,遭遇到一个共同命运,他们经济崩溃了、停滞了、危机不断。而且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盛行的这段时间,按照新自由主义去转型的发展中国家,他们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比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政府干预结构主义的时代还慢,并且危机发生的频率还高。

   所以第二波思潮跟第一波思潮从问题认识上面好像讲的很清楚,也有说服力,但是按照这个认识去改造世界的结果没有达到原来的预期。

   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现在,两百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从低收入到高收入的经济体非常少,目前为止只有两个,一个是韩国、一个是台湾。到2025年的时候,我们中国大陆很可能会变成第三个从低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经济体。到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只有13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当中有8个是欧洲国家,本来和发达国家差距就非常小。另外5个是日本跟亚洲四小龙。所以二次大战以后,真正能够实现大家共同追求的民富国强的发展中经济体非常少。东亚这些比较成功的发展经济体有一个共同的特色,他们的政策在推行的时候,从当时的主流理论来看是错误的。

   比如说我前面讲的有五个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国家),他们在五六十年代推行的政策是什么?当时的主流思想说要赶上发达国家,就应该发展跟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产业。但是东亚经济体他们就从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小规模的制造业开始,不是一下子就开启现代化的大产业。当时对这种做法是有非常多批判的,发达国家发展先进产业,你去发展传统小规模制造业,生产率水平那么低,怎么能赶上发达国家?今天真正赶上的就是他们。

   在八九十年代转型的时候,当时普遍看法是要转型的话,必须一次性把现代市场制度所需要的安排一次到位。当时认为最糟糕的是像中国那样渐进的双轨的改革方式。当时学界有一个共识,说这种方式比原来的计划经济还要糟糕。

   但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到现在,少数几个转型过程当中维持稳定跟快速发展的,像中国、越南、柬埔寨,在东欧国家当中表现最好的波兰、斯洛文尼亚,前苏联国家表现最好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都没有按照休克疗法。都是一种渐进的、双轨的,大型国有企业普遍没有私有化。而且这些表现好的经济体还有一个共同特色,他们一般是市场经济或者是转向市场经济,东亚经济体本来就是市场经济,我们是转向市场经济。

   所以新自由主义讲的市场很重要,他们没有,但他们政府又不是像新自由主义那样的,他们更像是结构主义所讲的一种对市场有很多干预的政府。

   这种状况下,我们知道理论是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帮助我们改造世界的。现代主流理论好像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世界,但是还没有办法帮助我们改造世界。对这些成功的经济体,主流理论不管是结构主义、新自由主义都没有办法解释他们的成功。

   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份子,有责任根据发展中国家自己成功跟失败的经验来了解背后的道理,而提出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新结构经济学就是往这方面在努力。

   那么在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的时候,我常讲我们应该回归亚当·斯密,但是我说回归亚当·斯密不是回归《国富论》的结论。《国富论》强调分工、强调一只看不见的手。我说回归亚当·斯密是回归亚当·斯密的研究方法,亚当·斯密的研究方法其实在他的书名上边已经标的一清二楚。

   《国富论》是对国民财富的本质跟它的决定因素原因的研究。发展经济学是研究现代经济的发展,它的本质是什么呢?本质表现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背后的决定因素是什么?是因为劳动生产水平不断提高,技术不断创新、新的附加价值产业不断涌现。

   在创新产业升级过程当中,由于规模经济扩大、市场范围扩大,所以基础设施电力供应、港口供应、道路基础设施要完善。软的制度安排,金融、法律也必须不断完善。用经济学家的术语讲,这样才能够降低交易费用,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部分能够真正实现它的价值。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一个技术、产业、硬的基础设施、软的制度结构不断改变的过程。

   所以在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的时候,我倡导用新古典的方式来研究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的这些结构的变迁。它背后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它产生的因素是什么。

   那么按照现代经济学的命名方式,我如果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结构跟结构变迁,我应该称为结构经济学。就像用新古典的方法研究金融,叫金融经济学。我既然用新古典的方法研究结构跟结构的变迁应该叫结构经济学,那我为什么称之为新结构经济学,是因为前面有结构主义。

   为了区隔结构主义,所以我称为新结构经济学。这在现代经济学也有先例,比如上世纪六十年代,倡导用新古典方式研究制度跟制度变迁说是新制度经济学。二十世纪有一个制度学派,为了区隔制度学派,称为新制度学派。新结构经济学的新是为了和结构经济学做区别。

   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产业、技术、硬的基础设施、软的制度安排都是要素禀赋结构,经济学说禀赋是资本、自然资源。我们看到发达国家都是在资本很密集的产业具有优势,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来看,因为发达国家资本相对丰富,在资本密集产业有比较优势。一般发展中国家资本短缺,不是劳动力多就是自然资源多,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者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不同产业是由要素禀赋不同造成的比较优势造成的。

   经济发展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怎么做呢?就必须从劳动力比较密集的或者自然资源密集的农业,向现代化资本比较密集的制造业不断转移、不断升级。

   但是因为不同的产业是由它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要让这种升级能够持续,那必须先改变要素禀赋结构。必须在资本相对短缺状况之下想办法让资本相对多起来。怎么办呢?

   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思路,最好的方式是在每一区生产当中按照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选择产业技术。

   如果能这样的话,生产成本会最低,如果软硬设施也是合适的,就可以把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有了竞争优势以后就能够创造最大的剩余,创造资本最大积累,这种情况下就有自发的能够让产业升级的基础。这是新结构经济学的思路。

   但是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这是经济学家才懂的语言,怎么让市场当中的企业家在做自发产业跟技术选择时候按照国家经济的比较优势来选择呢?

   这种状况下必须有制度安排,必须有有效竞争性市场。因为有效竞争性市场所形成的要素相对价格就会反映要素相对稀缺性。企业家在追求自己利润最大化的时候,就会按照要素禀赋相对区间形成价格信号来选择合适技术合适产业,这个合适技术产业是符合比较优势的。所以经济要发展好,要市场选择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经济要发展好也必须要有政府,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硬的基础设施、软的制度安排不断完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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