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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义华:“弘扬传统”应避免排外主义和儒学宗教化

更新时间:2017-09-25 09:13:26
作者: 姜义华  

  

   【9月23日,中华文化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举办中华文化学院成立20周年大会暨“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论坛,本文为姜义华先生在论坛上的发言。】

  

   在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上,严重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已得到有效的克服,但打着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号,厚古薄今、颂古抑今、是古非今的倾向的趁机膨胀,已不容忽视。而用儒学一家排斥诸子百家,用儒学中的一派排斥其他各派,用汉族文化代替中国各民族文化,用中国传统文化排斥外来文化,将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引向复古主义、国粹主义、国家主义和排外主义,这一倾向已初露端倪。

   尤有甚者,是在“开新”的名义下,又一次将儒学宗教化,倡导立孔教为国教,欲以春秋公羊学虚拟的理想国取代我国现行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在一场滚滚而下的大潮中,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沉渣泛起,本不足怪,当然,也不能过分掉以轻心。

   为了能够充分利用中国极其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推进我国两个一百年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实现,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还中国传统文化以本来面目,给它们以恰当的历史定位,真正做到在批判中继承,在创新中发展。

   一

   怎样才是在批判中继承,在创新中发展?

   首先,要确立一种大历史观,一种科学的历史观,一种整体化的历史意识。这就是必须将回顾往昔、立足现在、开创未来这三者作为一个统一整体,将立足中国、环顾世界、纵贯古今中外这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

   为什么要重视传统文化?因为我们现今的一切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历史地形成的。传统文化是历史的重要构成部分,它不是一堆僵死的骸骨,不是前人留给我们的一批颓垣残壁。传统文化作为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积极参与造就了我们所面对的现实环境、外部世界以及作为主体的我们自身。

   历史是现实世界的真正母体。历史将告诉我们,现实的人从何而来,现实的外部世界从何而来。传统文化从来没有远离现实世界而蒸发一空,它对现实世界的影响可以说仍然无往而弗届,渗透在现实的人和现实世界的各种机体、各个细胞中。人们在创造历史,开辟未来,但他们的创造,无论是客体,还是主体,都不能游离于历史的联系而独立存在,他们的创造活动只能在包括传统文化在内的历史所提供的有限范围内进行。

   这种大历史观认为,历史不是仅仅给人们增加一些知识、一些成功的经验或失败的教训,它的真正意义在于让人们清醒地认识自己从哪里来,自己所处的世界从哪里来,清醒地认识自己究竟是什么,自己所处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清醒地认识自己将能够做什么,能够改变什么,自己所处的世界能够做什么,能够改变什么。

   只有在过去、现在、未来三者的统一中,在中国自身、周边国家及整个世界的统一中,才有可能正确认识全部历史联系的真正意义,才有可能正确估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价值,才有可能对中国传统文化真正做到在批判中继承、在创新中发展。

   在批判中继承,不是重复往昔惯常所做的那样将传统文化简单化地划分为精华与糟粕两个部分,凡是具有人民性的、唯物主义的、主张改革进取的,就是精华,反之,则是糟粕。对精华,取之;对糟粕,则弃之。

   然而,精华与糟粕常常就是同一事物的不同侧面,二者常常紧紧纠缠在一起而无法完全分开;况且,同一时代,不同的群体,不同的个人,区别精华与糟粕的标准,经常很不相同,甚至会完全相反;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群体,不同的个人,区别精华与糟粕的标准,更不可能一致。

   这里所说的批判,不是全盘否定,更不是曾一度喊得震天动地的彻底决裂。马克思主义所倡导批判的真正意义,是给历史事物以客观而准确的历史定位,了解它们的发生、它们的存在具有什么样的历史合理性,它们被否定以及被新事物所取代,又具有什么样的历史合理性。

   这就必须深入研究它们在历史的长河中因哪些条件、哪些机缘而产生,而发展,而演变,又因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哪些变化、机缘的丧失而无法继续存在,最终不免为新事物所取代。批判,是非常深入的历史思考,是站在更高的立足点上以更广阔的视野对先前的事物重新加以估定,对它们的前因、过程、后果、存在的价值重新加以评判。

   就以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政治文化而论,基于“民唯邦本,本固邦宁”的政治伦理而形成的国家与社会治理体系,包括中央集权和郡县制相结合的国家治理体系,汉族地区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一国多制的治理体系,依靠不同阶层之间经常流动、在地域之间经常流动的选贤举能进行国家与地方专业治理的体系,以及凭借家庭、家族、乡里等社会自组织进行自我治理的体系。

   这四大体系,如果不是放在一个更长的时段和一个更广大的空间范围中,而是用一时一地的某种固定标准来评价,或者舍弃制度性恒长起作用的基本面,而列举一大批反其道而行之的事例来评价,就很难对其利弊得失和其真正的价值作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公允结论。

   再以中国亦已绵延数千年的农耕文化而论,至少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就是它赖以存在的最基本的形态。

   《孟子·尽心上》中说: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

   这就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小农。

   后来,随着人口的增加,耕地面积不再那么大,正是这一小农经济,造就了中国自力更生、勤俭力行、去奢宠俭、量入为出的文化传统。

   中国农耕经济的又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可以买卖,可以租赁,可以流动,可以进入市场,这会导致土地由分散而集中,导致两极分化,但它确实给小农经济注入了强大活力和再生力。国家为确保社会的稳定和政权的巩固,用限田、均田等方法保障农民对土地的支配权,阻止或限制土地进入市场。这又形成了国家与市场互动的传统。

   当国家和豪强地主相结合,不再维护小农利益时,广大流离失所的农民便会奋起反抗,直至使用暴力打落皇冠,横扫豪强,重建小农所期盼的秩序。土地由分散而集中,国家由足民足食、抑制豪强,而逐渐转向横征暴敛、纵容豪强,形成中国农耕社会的周期性危机和周期性重建。这就是中国农耕文化的自我更新、自我修复的传统。

   中国传统的以群体为中心而不是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结构、社会伦理、社会文化,中国传统以义利兼顾为最高诉求而反对见利忘义的经济伦理,都必须和中国农耕文化传统结合起来,才有可能获得较为深刻的理解。

   确立了这样的大历史观或科学的历史观,就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内,客观而深入地认识与评估包括传统文化在内的历史遗产,揭示它们存在的意义和内在的价值。

   二

   批判地继承,必须在异彩纷呈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注意它们各自的个性,更正视它们的共性。比如,既要看到诸子百家各自的个性,又要看到诸子百家的共性;既要看到儒释道三者的个性,又要看到儒释道三者的共性;既要看到中国历史上各民族文化上的个性,又要看到这些民族文化的共性;既要看到中华文化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差异性,又要看到它们相互之间内在的统一性。只有全面而系统地把握住个性与共性、差异性与统一性这两个方面,才能真正做到在批判中继承,在创新中发展。

   共性的部分,或统一性的部分,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轴。

   中国传统文化和其他各种文化相比较,最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世界绝大多数文明的形成与发展,都和统一的宗教和统一的教会密不可分。但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特点,恰恰就是从来没有以统一的宗教、统一的教会为主轴。中国所重视的知识,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为中心,是以人们现实的实际生活为出发点和终极目标,而不是以达到彼岸神的世界为终极目标。

   所以,中国传统的知识谱系从根本上来讲是实践主义、经验主义、历史主义的。它不是把彼岸世界放在第一位,不是把上帝放在第一位,而是把人、现实的人、人的现实生活放在第一位。

   中国从最早的《易经》开始,一直到今天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这一根本特点。这样的文化,并不排斥其它的宗教,而是可以包容佛教、道教,包容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但这些宗教要在中国生根发展,都要顺应中国传统文化关注人的现实生活,关注现实的人自身如何成长这一共性。

   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鲜明的共性,就是以群体为中心的所谓伦理本位,这就是以现实存在的群体的人为价值主体,以人和人的现实关系为价值主体,以从个人到家庭到乡里到社会到国家到天下这样一个家国命运共同体为价值主体。中国的诸子百家,都是以人与人的共同命运为价值主体。中国各民族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特点,也是承认和推重人与人的共同命运。中国也有倡导个人本位者,也有主张“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者,但它从来没有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无论是继承,还是创新,个性与共性,差异性与统一性,忽视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会产生严重的问题。没有个性与差异性,就没有丰富多彩的多样性,就不可能有突破与创新;而没有共性与统一性,突破与创新就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传统文化,不能固步自封,更不能抱残守缺,必须不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这样它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持久的影响力。

   创新的起点,是疑前人所未疑,试前人所未试,视追求真理、发现真理、坚持真理为文化研究的最高目标。对传统文化的长处要有充分的自信,同时对传统文化的不足,也必须有足够清醒的认知。对传统文化的长处没有充分的自信,会迷失前进的方向;对传统文化的不足没有足够清醒的认知,同样会步入歧途。传统文化必须勇于接受现实与未来的各种挑战,努力探求各种未知,努力不断提升自身,方才能够永葆活力。

   对既有的和新发现的各种历史文化文献,进行系统的整理,根据历史实际,吸取现代各学科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在充分借鉴中外前贤研究基础上,作出新的梳理与新的诠释,这是一种创新;

   在继续深入研究传统精英文化的同时,广泛了解积淀在民间大众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传统文化,并将精英文化与以往常常被忽略的草根文化紧密结合起来,全方位地认识传统文化真实面目,这又是一种创新。

   然而,最有意义的创新,还是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立足于当代世界复杂多变的全部实践,从中国实际和当代世界实际出发,在宏大的历史与文化视野中,对中国自身的经验作出系统的总结,对中国道路作出深刻的阐述,对世界的发展与变化作出符合实际的解释,从而形成具有无可辩驳的中国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这才是最重要的创新,中国传统文化只有在这样的创新中才能获得无穷无尽的活力。

   三

   他山之石,可以攻坚,以自信开放的心态,通过中国传统文化与其他各种文化的比较研究,通过积极主动地和其他各种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批判地吸取各种优秀文化的精华滋养自己,这同样是一种批判中继承,一种创新中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全过程表明,立足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乃至珠江流域而形成的农耕文化,最初就是在同周边游牧文化、山林农牧文化长时间的接触、碰撞、冲突、交流、交融中,既巩固了经验主义、实践主义、历史主义传统的主体地位,又兼容了游牧文化中盛行的神秘主义、信仰主义乃至有组织的宗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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