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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重:“历史书写真的是可怖的”

更新时间:2017-09-24 23:10:17
作者: 李伯重 (进入专栏)  
但是和那些掠夺全世界并比其他所有的人都更肆无忌惮地进行偷窃的人串通一气。‘大盗绞死小偷’这句谚语仍然是适用的。罗马元老卡托说得好:小偷坐监牢,戴镣铐;大盗戴金银,衣绸缎。但是对此上帝最后会说什么呢?他会像他通过以西结的口所说的那样去做,把国君和商人,一个盗贼和另一个盗贼熔化在一起,如同把铅和铜熔化在一起,就像一个城市被焚毁时出现的情形那样,既不留下国君,也不留下商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引用了这段话,并且指出:“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在古代和新时代的商业民族中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在迦太基、罗马,后来在威尼斯人、葡萄牙人、荷兰人等那里,情形都是这样。 ”

   因此,倘若国家不能或者不愿来建立合理的贸易秩序,国际贸易就是一个丛林,而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就会成为强盗、窃贼、骗子。而上帝就利用魔鬼,假手他们来惩罚商人的不义行为。这正是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东亚世界所发生的情况。

  

置身新世局

晚明中国国家的责任与失败

  

   导致“丛林法则”成为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东亚世界国际行为准则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当时东亚世界最主要的国家——中国,未能充分认识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在创建一种国际新秩序方面未能发挥积极作用。相反,面对蓬勃发展中的国际贸易和风云变幻的国家政治军事形势,明朝反应迟缓,行动不力,因此不仅未能充分利用新形势带来的机会,反而被新形势带来的挑战弄得焦头烂额,最后走向灭亡。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赞同“晚明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这一说法。 2008年《河北学刊》与中国明史学会组织了“晚明社会变迁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专题讨论。在会上,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张显清先生明确提出“晚明是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开端”的观点,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个方面考察了晚明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结论是“中国早期近代化历程在晚明起步”。

   史景迁用优美的文笔,对晚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做了如下描写:

   在 1600年前后中国的文化生活繁荣兴盛,几乎没有国家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如果枚举 16世纪晚期成就卓著的人物,比较欧洲的社会,不难发现,同一时期中国取得的成就在创造力和想象力上皆毫不逊色。

   16世纪晚期,明朝似乎进入了辉煌的顶峰。其文化艺术成就引人注目,城市与商业的繁荣别开生面,中国的印刷技术、制瓷和丝织业发展水平更使同时期的欧洲难以望其项背。

   然而此时的中国却已充满危机,实际上是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1600年以后中国的情况,不仅与之前的繁荣和安定形成鲜明对比,更与西欧一些国家的发展背道而驰。正如史景迁所说:

   “即使把这一时期看作‘近代欧洲’诞生标志已成共识,却很难视之为近代中国的明确起点。当西方驰骋全球,拓展视野,在探索世界的领域中独领风骚时,明朝统治者不仅禁止海外探险,丧失了认识世界的机会,而且自拆台脚,不到五十年就将自己的王朝断送于暴力。 ”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巨变?以往人们提出了多种解释,从万历怠政、魏忠贤专权等传统说法,到在“阶级斗争”史观和“资本主义萌芽”史观下提出的诸多观点,可谓多姿多彩。这些观点都有一个共同的立场:明朝灭亡是历史的必然。但是 20世纪西方最伟大的社会经济史学家布罗代尔指出:“在探讨帝国兴衰之时,最好能避免受到这样的诱惑,即在知晓帝国终有一日强大的情形下过早地寻找其强大的征兆,抑或在了解帝国终有一日灭亡的情形下过早地预测它行将崩溃。”虽然明朝灭亡的原因很多,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明朝当政者至迟从嘉靖朝就认清新的国际形势,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那么中国未必没有可能逐渐走向近代社会。

   那么,处在历史十字路口的晚明中国为什么不能选择另外一条道路呢?我的答案是:不仅中国未能选择另外一条路, 17世纪大多数国家也如此,因此中国的情况不足为奇。

   从全球史的视角来看,晚明中国所遇到的危机并非偶然,而是世界史上著名的“ 17世纪总危机”(The General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的一个部分。学界对“ 17世纪总危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欧洲。在 17世纪,欧洲各国在政治、经济、宗教、外交等方面的各种矛盾和冲突集中爆发,表现为此起彼伏的政治革命、贵族叛乱、民族起义、宗教冲突、农民暴动及城乡骚乱,等等。由于各国情况不同,危机的表现形式和发展程度以及危机的内容、性质、进程、结果等都大不一样。在荷兰、英国等少数西北欧国家,政治改革和社会运动取得了胜利,建立起了有利于近代经济发展的新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成为国际竞争中的胜利者。而其他国家则未能顺利渡过危机,因此在危机后的发展显然迟缓,其中诸如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先前的世界强权更日益衰落,成为国际竞争的失败者。

   这次危机也存在于东亚世界。危机之前,中国、日本等国在经济上似乎都是一片升平气象,而到了 17世纪,中国的明朝崩溃了,日本也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出现了“宽永大饥荒”。

   在 17世纪 40年代,日本的食物价格上涨到空前的水平,许多百姓被迫卖掉农具、牲畜、土地甚至家人,以求生路,另有一些人则尽弃财物,逃至他乡,多数人生活在悲苦的绝望之中。由于白银产量大幅下降,日本的购买力受到严重影响。 1635年,德川幕府禁止日本人到海外贸易,并于 1639年将葡萄牙人逐出长崎,还严格限制外国与日本的贸易。结果是许多富商严重受创,甚至有的在债权人的高压之下自杀身亡。经济衰退导致了社会动荡,爆发了日本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次起义,即岛原大起义(亦称“天主教徒起义”)。幕府费尽周折,使用了骇人听闻的残忍手段才将起义镇压下去。面对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幕府实行了新政策以改善民生,并颁布了一系列“节约和限制消费令”,遏制武士和商人阶层的奢侈行为,以此缓解被幕府视为“走投无路”的农民的负担。但在此时,日本的铜产量大大提高,提高了日本对华贸易的购买力,使得日本可以改善其经济。这些措施和情况,使得日本比中国更快地从“ 17世纪总危机”中恢复过来。但是这场危机也严重削弱了日本在东亚世界国际竞争中的相对实力,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为什么日本德川政权放弃了丰臣秀吉的海外扩张野心,而奉行一种闭关自守、“洁身自好”的政策。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明代中国未能通过这场危机,沦为失败者。继之而起的清朝,采取了若干措施,缓解了严峻的经济状况和尖锐的社会矛盾,使得危机得以结束。到了 18世纪,中国从危机中全面走出,出现了新的繁荣。不过,因为这些措施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中国也未能像荷兰、英国等国家那样建立起一种适合近代经济成长的体制,从而为 19世纪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如果我们追溯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过程,或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晚明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未能抓住机遇,从而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走上另外一条路。由于这个选择导致的“途径依赖”,使得中国不得不再等上两个世纪,才又在新的(或许是更为不利的)国际环境中,重新开始近代化的进程。这个曲折经历,令我们今天在读这段历史时感叹不已,也令我们深感肩上的历史使命,不能重蹈覆辙,再失去历史的机遇。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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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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