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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曙光: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的历史脉络与内在逻辑

更新时间:2017-09-22 14:48:45
作者: 王曙光 (进入专栏)  

   内容摘要:本文在对西方转型经济学进行系统反思的基础上,全面梳理了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的历史起点和条件,认为1978年左右开启的经济体制变迁,虽然基于对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系统反思与检视,但是这种反思与检视并不是对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一种颠覆式的抛弃,而在很大程度上承继了传统社会主义体制遗留下来的宝贵遗产,并加以适当的修正与创新,不能割裂式地理解这两个历史阶段。本文从八个方面系统梳理了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的内在逻辑和传统智慧,并对未来经济体制变迁的趋势做了探讨。

   关键词:经济体制变迁  转型经济  历史逻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一、引言:对经济体制变迁的不同模式的反省

  

   本文的主旨是探讨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的历史起点、变迁路径以及内在逻辑,并对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的路径和经验进行反省,对其成就和偏差进行探讨,以期寻找未来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的大致方向。首先值得说明的是,在本文中,我不用“经济转型”或“经济转轨”这个经济学界常用的术语,而用“经济体制变迁”或“经济体制改革”这个虽比较陈旧但更准确的术语。其原因在于,“经济转型”或“经济转轨”这个术语,弥漫着西方经济学以自身为中心的一种极不恰当的学术傲慢气息,它以自己为标准衡量一切其他体制,以自己为中心观察一切其他的社会经济形态。因此,“经济转型”或“经济转轨”这个词,与历史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在思维方式和逻辑体系以至于研究心态上是有内在的一致性的。近代以来,在整个科学界(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这种思维方式、逻辑体系和研究心态不是覆盖着所有领域的一种主流的、我们习以为常而不知反省的“意识形态”吗?诸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式的西方中心在主义话语体系,笼罩着整个学术界,在经济学界尤其如此,以至于我们已经深深陷入这种极不适当、极不客观和科学的话语体系而不自觉,这极大地妨碍了我们对现实和真理的探索。事实上,世界上所有的经济体,即使是最发达的经济体,它的经济体制亦不可能是达到一种完美境地的、静态的、一成不变的。因此,经济体制的变迁是无处不在的,不绝对存在哪一种经济体制必然向哪一种经济体制“转轨”的问题。在经济史上,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消长在任何国家都存在着,且随着时间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不断发生着嬗变,因此无论是国家干预主义还是经济自由主义,都不可能绝对化地被奉为永久的教条,而是应因时而变,因地而变,相机抉择,不可“刻舟求剑”式地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盲目崇信某种思潮而将其定为一尊[2]。

   实际上,在西方的所谓“转轨经济学”界,从来没有统一的共识,对经济体制变迁的激烈争议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些争议不应当被理解为仅仅是经济学家纯粹的理论思辨,而恰恰相反,在真实的经济体制变迁当中,不同路径选择确实极大地影响着变迁的绩效,影响着这个过程中不同交易主体的利益结构的变化。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渐进式变迁与激进式是其中的两个主要争议。虽然这两组概念的划分标准是有显著区别的——前者以制度变迁的主导者为标准,而后者以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为标准——但是,这两组概念其实指向同一个事实,即在执行强制性变迁的经济体中,其制度变迁往往以国家权力所有者为主导来推进的,其制度变迁的路径也往往带有激进式的特征;而在执行诱致性变迁的经济体中,其制度变迁往往以初级行动团体为主导来推进,其制度变迁路径也往往带有渐进性的特征。但是在现实中,完全也有可能出现另外一种不同的组合,即在国家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其推进模式有可能是渐进的,国家控制着制度变迁的节奏和速度,有意识地、有选择性地推进制度变迁策略,能够主动地决定何种制度需要快速推进,而何种制度需要缓行或变相执行;而在初级行动团体为主导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中,也有可能并不是和风细雨地推进,而是采取极其果断或迅猛的模式,从而使国家发生革命式的制度变迁。

   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变迁中,除了个别的国家之外,大部分国家采取了国家主导的激进模式,制度变迁的节奏很快,变革很迅猛,对社会经济的冲击也很大,从而导致社会经济在制度变迁的冲击之下,长期难以恢复正常状态,使社会摩擦成本极高,付出了比较惨重的代价。究其根源,并不是其目标函数发生了颠覆性的失误,而是其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存在严重的问题。这些国家在西方经济学家的引导之下,渴望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教条,以疾风暴雨式的制度变革,迅速实现整个国家经济体制的自由化、市场化和产权的私有化。所谓“震荡疗法”(shock therapy),是一种大爆炸式(big bang)的跳跃性的制度变迁方式,希望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大规模的整体性制度变革,也就是所谓“一步跨到市场经济”。大爆炸式的激进式制度变迁之所以往往很难取得预期的效果,甚至在很长时期之后仍然很难难以恢复正常的经济增长,其原因是早期的过渡经济学往往忘记了“制度”这一变量的特殊性。制度实质上是社会经济主体之间相互制约与合作的一种社会契约,因而制度变迁实际上是旧的契约的废止和新的契约的形成过程,而契约的重新设计、创新以及签订本身均需付出一定成本,比如在发生产权关系变革的制度变迁过程中,需要重新进行资产价值评估,重新以法律形式界定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需要制定新契约和保护新契约所花费的时间和费用,还有人们学习和适应新的规则和关于新体制的知识所耗费的各种成本。这些成本的存在,注定了制度变迁不可能是一个一蹴而就的、疾风暴雨式的瞬间的“历史事件”,而应该是一个“历史过程”。

   我们需要深刻理解这个“历史过程”。具体来说,这个“历史过程”包含着经济主体的学习过程和知识更新过程(即政府、企业与居民为适应市场经济运作模式而必须逐渐获取和接受有关市场经济的理念和知识)、政府和立法机构的法律建构过程(即政府和立法机构对传统法律体系的修正以及建立新的法律架构和法律秩序,从而实现法律体系由传统计划体制向市场化体制的变迁)以及国家政治体制的完善过程。这些变迁都不可能在很难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而是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学习和适应才能奏效。这个“历史过程”注定是漫长而且艰辛的,驾驭这个“历史过程”,不仅需要路径设计上的前瞻性,而且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智慧,要在合适的拐点上积极推动制度变迁,而在制度变迁的时机未到时不盲目行动,这需要整个社会建立起一种协商的机制与关于制度变迁路径的共识,从而在每一个制度变迁时刻求得整个社会的最大利益公约数。

  

二、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的历史起点与基本条件


   1978年左右开启的经济体制变迁,虽然基于对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系统反思与检视,但是这种反思与检视从总体来说,并不是对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一种颠覆式的抛弃,而在很大程度上承继了传统社会主义体制遗留下来的宝贵遗产,并加以适当的修正。这个检视、反思、承继、修正的历史过程,当然不是一个经过事先详密计划的具有“顶层设计”意味的自上而下的过程,而是一个在既已形成的历史条件的基础上,边修正、边探索、边实验、边创新、边试错、边学习的过程,也就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干中学”的过程。当我们梳理这个历史过程的时候,切勿把这个历史过程“断裂式”地看待,不要以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对原有体制的彻底抛弃和彻底否定,不要想当然地认为经济体制改革不需要任何历史条件和历史积淀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成功,也不要简单地仅仅把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归结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变迁的自然结果。历史是延续的,一些历史形成的制度元素和物质元素不可能不对未来的制度变迁起作用,有些看起来是后来制度变迁所造成的结果,实际上也许更多地受惠于先前已经形成的制度元素和物质元素,是这些“历史变量”的合乎逻辑的历史发展的结果。从历史的长期的互相联系的角度看问题,比仅仅从当下的、短期的、断裂式的角度看问题,要科学得多,客观得多,如此我们对历史变迁才会有更为全面的认识。

   (一)农村基础设施与农村改革的物质条件准备。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开始起步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与巨大绩效,不仅为整个改革开放提供了巨大的物质资本,而且为改革开放奠定了群众舆论基础,使改革开放的效果在最初的十几年被广大农民所肯定,从而赢得了更为广泛的国民支持。农村改革之所以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当然与结束人民公社体制、改变农村激励机制、释放农民种粮积极性有直接关系,制度的变革使得农民获得了空前的经济自主权,其收益的分配机制也更为灵活,从而极大地激发了隐藏在农民中的创造潜能,改变了传统人民公社体制的一些弊端。但是不能简单地把农村改革视为对传统人民公社体制的抛弃和颠覆,恰恰相反,无论是从制度元素还是从物质元素上,农村改革都从传统人民公社体制中汲取了大量的“资源”,这些“资源”经过农村改革所提供的市场条件和激励机制的催化,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从物质条件来说,农村改革受益于人民公社时期甚至更早的合作化时期所积累的大量物质要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农业基础设施的巨大改善。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政府运用极大的政治动员能力、国家控制力并借助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体制优势,对中国的农业基础设施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实现了农业基础设施的“改天换地”般的巨大变化。

   农业机械化在50年代到70年代有了长足的进步,根据农业部提供的农业机械总动力的数据,1957年我国农业机械总动力分别为165万马力和12.1亿瓦,1978年则分别为15975万马力和1175亿瓦。1952年我国的排灌动力机械分别为12.8万马力和0.9亿瓦,1978年则分别为6557.5万马力和482.3亿瓦[3]。农业机械使用量在计划经济时期获得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如大中型拖拉机1952年全国共有1307台,1962年增至5.5万台,1978年有55.74万台;机动脱粒机1962年全国有1.5万台,1978年210.6万台[4]。在50年代到70年代整个计划经济期间,农田水利设施得到了巨大改善,广大农村地区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充分利用了人民公社的制度优势,对大江大河和各地的区域性的水利设施进行了大规模改造,平整农田,改善灌溉和防洪防旱条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都是极为罕见的,而这些农田水利设施的改善,无疑对于改革开放后的农业增长起到巨大的作用。农村中的机耕面积和有效灌溉面积在整个计划经济期间有了很大增长,1952年我国机耕面积为204万亩,1978年为61005万亩;有效灌溉面积1952年为29938万亩,1978年为67448万亩;1952年我国机电灌溉面积占有效灌溉面积的比重仅为1.6%,到1978年这一比重已经达到55.4%[5]。农业技术水平和农业技术投资在这个期间也有极大的增长。本书第二章有详尽的论述,本章不再赘述。总之,在整个计划经济期间,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农田水利改造以及技术水平的提升等,这些都为改革开放后的农业奇迹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这些贡献应该得到客观评价,其作用不容抹煞,不能被“故意”忽略。

(二)1949-1978年所准备的人力资本条件。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甚大,而人力资本的概念,应该包含教育、健康和生育等多方面维度。李玲教授在她的研究中正确地指出了改革开放前中国人力资本方面的巨大改善对改革开放后创造“中国奇迹”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新中国前三十年的一条重要经验在于寻找到一条依靠劳动密集投入的路径,保障全民健康、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降低人口的死亡率和生育率。用最低的成本启动人力资本内生改善的机制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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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壹道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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