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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鼎新:为什么“领先世界”的明清没有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

更新时间:2017-09-22 14:21:09
作者: 赵鼎新 (进入专栏)  
事实上,中华帝国晚期的江南地区,由于其对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是全国受控制最严格的地区之一。江南的地方政府,怎么可能像英国政府一样,去开拓新大陆呢?

   尽管看起来英国的经济表现和中国江南地区有很大相似性,但其间的差距是不容忽视的。李伯重的研究表明,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很快,其主要推动力是农业和消费品的生产。而16 至18 世纪的英格兰,则经历了科技和生产力方面的巨大发展,包括钢铁、建筑材料和机械生产。而在这些方面,江南地区却只发生了微小的变化。英格兰的工业革命由蒸汽机和其他机械技术所带动,而这正是中国落后的地方。这一落后,并不能仅归咎于生态环境,如彭慕兰所指出的江南煤炭储量匮乏,因为中国的技术发展距离发明蒸汽机和其他相关技术所需的条件都还差得很远。况且,清代的许多煤矿都有便捷的水路通达江南,如淄博和枣庄煤矿都毗邻大运河,而萍乡煤矿则可通过湘江连接长江。也就是说,如果江南地区的经济真的有对煤炭的需求,交通并非难题。

   人口视角也许能提供更好的解释。中国机械技术的滞后可归咎于人口数量巨大和劳动力的廉价。可是,明清时代江南和中国的人口变动很大。伊懋可在论述他的“高水平均衡陷阱”时不忘提到,明清交替之际,江南地区失去了35%-40% 的人口。以涵盖大半个江南的浙江为例,它在1393 年时有1100 万人,至1630 年时已增至2360 万。数年之后,满洲人入侵江南并遭到顽强的抵抗。作为报复,满洲军队对包括扬州、嘉定、江阴、苏州、昆山、嘉兴与金华在内的许多城市进行了屠杀。根据一项估计,受此屠杀和随后疫病的影响, 1661 年浙江人口减损至700 万。一个多世纪以后的1776 年,浙江人口才恢复至2240 万。尽管经历了如此人口剧减,浙江和中国其他地区并未像14 世纪黑死病之后的西欧一样引发生产方式的任何重大改变,或推动了节省劳动力技术的发明。总的来说,人口在经济中的作用十分复杂。即使我们排除如性别关系或劳动力质量等问题,人口增长本身可以引发对经济发展作用截然相反的斯密机制和马尔萨斯机制。我们需要记住的是,人口对经济的影响总是通过其他社会条件的中介发生的。

   在某种意义上,黄宗智和彭慕兰的观点看似截然相反,实际上却非常相似。因为他们都把经济/人口机制看作大分流背后最重要的因素,他们只是在争论到底是什么经济/人口机制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刻发生了作用。彭慕兰和黄宗智之间的争论帮助我们厘清了一些问题,但对于我们理解大分流产生的原因却价值有限。要弄懂中国经济的长时段动态,只盯住经济和生活质量的指标是看得太近了。斯密机制和马尔萨斯机制之外的因素更可能是导致大分流的深层次原因。

  

对大分流的解释


   笔者对于大分流的解释分两步:首先,总结西方工业资本主义崛起的关键历史过程;其次,以欧洲的经验对比中国的案例,来解释为何自宋代以来即拥有发达的市场经济的中国没能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

   (一)西方崛起背后的关键

   笔者将从两个关键性概念开始论述:市场经济和工业资本主义。笔者将市场经济定义为一种生产体系,在其下,相当的货物是为了通过交易赚取利润而生产的。渴求更美好生活与获取利益是人之共性。只要社会有盈余可用于交换,且国家并不积极或者没能力限制商品活动,市场就会出现。当社会生产力提高,贸易和利润导向的生产越来越重要,市场经济就会兴起。以中国为例,自北宋开始,经济始终保持高度的商业化,仅仅在朝代更替之际的战争破坏和明朝前期禁商政策的破坏下有过短暂中断。

   工业资本主义不同于市场经济。在工业资本主义下,以盈利为目的、使用节约劳动力的机器的私人企业成为生产的主要模式。工业资本主义兴起的先决条件是:经济行动者需要从社会中的次要存在转变成主要的精英集团,手握政治权力、军事手段,并且同时掌握可为他们的私人利益导向行为辩护的意识形态;国家行动者必须为了金钱及殖民地的扩张而有与经济行动者结盟的兴趣;社会上必须存在以盈利为导向的发明的需求,以使诸如蒸汽机、焦炭熔铸法、珍妮纺纱机及其他对工业资本主义兴起至关重要的发明得以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业资本主义产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大断裂。

   行文至此,笔者总结一下自己对于西方崛起的解释。笔者的解释并不全新,因为从韦伯(Weber)到布罗代尔(Braudel)、费纳(Finer)、琼斯(Jones)、霍尔(Hal)、曼恩(Mann)、拉赫曼(Lachmann)等等秉持“欧洲中心论”的学者,他们的观点都或多或少从不同方面印证了我的看法。然而,笔者强调的是经济行动者的特性,以及与军事和经济竞争相关联的机制的重要性;笔者同时强调以私利为导向的工具理性成为可被正面价值观是工业资本主义兴起中的一个关键。从这两个意义上来说,笔者的观点具有新意。

   笔者所理解的“西方崛起”包含五个交叉重叠的历史进程。1. 军事竞争(连绵不断的战争)和经济竞争推动下的强烈的理性化取向,以及积累性发展。(军事和经济这两种竞争形式有明显的胜败标准,此标准促成了工具理性的发展。而且,为了争取胜利,每一方都需要生产更多更好的武器与产品,结果无意中带来了社会在科技、生产和组织能力方面的积累性发展。) 2. 欧洲国家力量强大之后天主教世界的崩塌以及其他宗教、世俗意识形态的兴起。3. 资产阶级权力在政治、军事、意识形态方面的纵深发展。4. 新的政治权力分享框架的兴起,在此之下,国家权力日增,但同时也受到非政治性精英(尤其是日益兴起的中产阶级)权力的约束。5. 政府与商人联盟的存在:政府依赖商人敛财创收,以及维持殖民地的运作;而商人则仰赖政府的保护,以此进行市场扩张。

   我解释的中心是欧洲存在竞争关系的精英行动者的性质及其他们相互间的关系。在其他文明中,精英们为了争夺支配权而竞争,但冲突很少会破坏社会中制度化了的精英关系。然而,在欧洲,包括国家、贵族、教会和(在中世纪中期以后变得越来越重要的)资产阶级在内的精英行动者们在西罗马帝国崩溃后从来没能在他们之间建立稳固的关系。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也一样)的意外诞生并非是什么“历史性进步”,而是欧洲不能制度化的精英竞争所产生的意外后果。竞争一次又一次地改变精英行动者的力量对比与结盟关系,催生了有益于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的新基础的出现。然而,为了行文简洁及配合我对于中国案例的分析,下文将集中讨论两个历史过程及其后果:资产阶级的兴起及天主教世界的崩溃。

   虽说人类有天生的“资本主义”倾向,但是由于典型意义上的经济活动有以下三个弱点,人类的资本主义倾向在传统社会中不能够发挥出其潜力。第一,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是分散性权力。它制造出多重权力中心,并鼓励人们在空间上的移动,这些都对国家的控制力有破坏作用(尤其是对向社会渗透能力有限的前现代国家而言),并且经济活动分权化的性质使国家行动者更难统御社会。第二,典型的经济行动者的目标是牟利,在这样的活动中,以私人利益为导向的工具性计算能力是无比重要的。然而,以私人利益为导向的工具性计算能力(或理性)被所有传统宗教和意识形态视为利己主义,这使经济行动者很难抵制来自道德价值主张的挑战。第三,经济权力也是一种延伸扩展型的权力。所有类型的社会权力都有扩张的趋势,但是没有一种权力,甚至军事权力,能像经济权力那样像病毒般地扩张。经济权力的扩张属性会促发一种线性的社会变化,它会破坏以维持原态为目标的传统国家的基础。由于经济权力的这些“弱点”,传统的统治者大多不喜欢商人,即便他们也必须或多或少参与某种盈利活动。

   理论上,假如经济精英能够通过染指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精英的权力基础使自己变成一个功能多样的社会行动者,那么以上三个弱点是可以克服的。然而,由于经济权力的三个固有弱点,这一转变在传统社会几乎无法实现,但在欧洲却通过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这包括一个竞争性的多国体系的形成,获得特许状的城镇和独立/半独立的城市的出现,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以及为私人利益导向的工具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辩护和张目的哲学及新兴宗教的兴起。

   多国并存体系,连同天主教会的强力存在,导致欧洲的弱国家传统并诱发连绵不断的战争。与经济竞争不同,军事竞争所宣称的目标总是某些公共利益而非私人利益。因此,战争不仅促进了积累式的发展,而且刺激了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工具理性主义的兴起,这促进了国家及其官僚机构的发展。正是在欧洲弱国家传统下,我们见到了获得特许状的城镇和独立/半独立商业城市的兴起。这一兴起不但刺激了经济竞争,而且使得市民(中产阶级)有了管理和保卫自己的城市的力量,或者说获取了政治和军事权力。经济竞争还促进了私人利益导向的工具理性主义兴起和积累性发展,而独立/半独立城市则赋予了经济行动者以相当的政治和军事手段,并且保护了新兴的民族国家中强大的资产阶级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现代性有两个相辅相成的基本要素——民族国家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它们是激烈的政治和经济竞争的产物。但是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也有着多方面的合作关系(西方议会民主制便源于两者之间的权力分享架构)。

   宗教改革崩裂了天主教的一统地位,这削弱了宗教精英的权力,使欧洲政治精英在其势力范围内获得了更多的对宗教事务的支配权。伴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也掀起了欧洲理性思维的巨浪。作为希腊—基督教传统的一部分的理论理性和形式理性得到了复兴。理论/形式理性复兴之所以重要,其背后有两个原因。第一,它允许一部分为资产阶级张目的知识分子发展各种理论以证明以盈利为目的的工具理性是合理的和正面的价值观,于是就出现了诸如自然法、社会契约、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新教伦理甚至“看不见的手”等等“理论”。渐渐地,工具性的商业活动不再被视为自私和备受歧视——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正面价值,可以与任何一种价值观抗衡。 渐渐地,以自我为中心的市场行为被视为至高无上的道德力量,是促成自由和繁荣的关键。这一过程被我称之为私人利益为导向的工具理性主义的价值化。它给予了盈利活动以全面的合法性,提供了工业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并成为现代化的构成要件。随着这个价值化过程热火朝天地进行,工业资本主义变得越来越不可避免。第二,理论/ 形式理性主义的兴起伴随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导向的工具理性主义的崛起,共同刺激了科学的发展。尽管科学的“进步”在其早期阶段并未对技术发明产生直接影响,但它孕育了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并且提供了有利于科技发展的知识元素。随着科学发展和以商业盈利为动机的发明激增,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关系也被拉近。

从多国体系的延续到独立和半独立城市的出现,到天主教世界的分崩离析以及私人利益为导向的工具理性的价值化,都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崛起的最为关键的因素,因为它们属于更高层次的因素:如果没有这些因素,加州学派学者所强调的经济/ 人口机制和技术因素都是无关紧要的。然而,尽管这些高级因素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是绝对必要,但仅有它们还远远不够,因为即使这些条件都具备,工业革命也不会自动到来。这时,加州学派学者提出的一些观点就有了意义。众所周知,对于资本主义发展至关重要的技术均来自中国、印度和伊斯兰世界。一些外部因素,比如海外殖民地的存在和资源剥削,以及煤炭储备的地理位置,在关键的历史时刻也可能成为英国和西方工业资本主义兴起的重要因素。最后,如果当时没有能够节省劳力的机械制造业的重大技术突破,英国和欧洲可能已经被人口爆炸而摧毁,还可能会导致战争、流行病的出现,并造成历史发展的逆转。因此,金世杰所认定的对工业革命至关重要的牛顿物理学的出现和蒸汽机的发明确实对英格兰的发展至关重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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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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