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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 苏京春: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路

更新时间:2017-09-22 14:01:42
作者: 贾康 (进入专栏)   苏京春  
需要从供给侧得到一种比自然、自发的市场配置在某些领域、有限目标下更强有力的机制——政府“理性主导”机制,并使之与市场机制“1+1>2”式地叠加,才能逐渐接近并最终实现“追赶—赶超”的现代化战略目标。把全球市场中可利用的技术后发优势与我们自身保持理性的政府主动作为结合在一起,寻求守正出奇,就要形成凌驾于“政府与市场绝对冲突”或“要么政府,要么市场——二者必居其一”旧式思维之上的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来指导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在尊重市场、培育市场的旁边,供给侧的特定作为,必须包括政府积极有效地建设市场、组织市场和与市场主体“合作式”地成功超越市场平均利润率机制自然过程。“混合所有制”有望成为中国发展现代市场体系的重要产权基石,进而推进国有经济部门的实质性改革和“现代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育和成型。处理好“守正出奇”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便有望在中等收入阶段面临“劳动成本低廉”优势已拼不过低端经济体、而“技术创新引领”优势又比不上高端经济体的“陷阱诅咒”式 “双重夹击”的情况下,避免重蹈前面90%经济体的覆辙,以动力引擎的成功升级而冲过“历史三峡”化蚕为蝶、跃升为高收入经济体。


四、以 “一带一路”和自贸区综合制度建设作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助推器

  

   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提出“一带一路”发展倡议,具有重大的全球效应、全局意义并将产生久远的历史影响。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带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而拉开近代史帷幕之后,国家安危问题曾在“洋务运动”时期历经“海防、塞防之争”,以后多年被动挨打,一路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从上世纪初推翻帝制,走到几十年后告别内战达到民族国家基本统一框架,又在此几十年后走到在经济社会转轨中实现经济起飞,近40年间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和平发展崛起态势显现,今天终于可以正面推动以外向型“走出去”和平发展为特征的商贸大国经略周边、经略西部、经略海洋的“一带一路”战略性倡议了。

   这一宏大战略的实施,是遵循和平发展、经济搭台开路的基本路径,在全球化时代,把中国广袤腹地潜在的市场空间与外部世界更有效、便捷地贯通,寻求与其他经济体的互惠共赢,成为中华民族经“三步走”实现“中国梦”的重要配套条件,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赢机制造福于全世界人民。在具体实施中,需要基础设施先行:在向西的“一带”上,可具体分为西南、西西、西北三路走向而大兴相关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打造“硬件环境”(不排除局部“连片开发”),并培育“软件配套因素”;在向南再向西的海域,需在以三沙市辖区为代表的广阔海域加紧兴建永久居民点、后勤补给基地和通讯、管理网点等,一直发展、联通到多条航路上各类船只可据此与多大洲多个经济体频繁通航通商状态。这些天文数字的资金投入,必须多方筹集,并借助多个经济体共同参与、配合的亚洲基础设施银行、金砖银行、主权财富基金和其他多元、多渠道资金,共同形成支撑合力。

   在这个战略倡议的实施推进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机制创新点是多元筹资与运用PPP(即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机制,我国已意译为“政府与社会资本(企业)合作机制”。这一机制近几十年间在欧美、澳洲和若干新兴市场经济体应运而生、方兴未艾,在我国近年更是涌现了一系列实操案例,虽国内总体仍属初创和方兴未艾阶段,但在PPP已得到了决策与管理部门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推行的情况下,亟待结合“一带一路”战略倡议,充分发挥其用武之地。这对于缓解政府资金压力,提升建设、运营绩效和培育市场主体,在沿线各国以高绩效机制改善民生繁荣经济,具有重大意义。

   同时,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三轮开放,分别是深圳特区、上海浦东和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从上海开始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区”)已成为气象磅礴的第四轮开放。建立自贸区的核心之意是“改革”而不是“政策”,是以上海自贸区“先行先试”而广东、福建、天津等多地跟进的改革来“清理文件柜”,修改一些与国际通行做法相悖的法律法规,从而更积极地形成循序渐进的法治建设,并在未来的国际谈判中自然形成中国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自贸区的设立实际也是为中国日后应对拟议中新的国际贸易框架协议——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等的主动准备,在全球化进程遇有逆流、全球价值链基础上的自由贸易、投资协定、服务贸易开放等规则制度如何优化调整的抉择面前,中国选择“再入世”,是要向更高标准靠拢,在合作与竞争中与外部世界“摒弃你输我赢的旧思维”而积极充分地互动合作。自留区确立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开拓了我国对外开放、深化改革的新模式新领域,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法无禁止即可为”,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相应于此,政府管理则实行正面清单,“法无规定不可为”,而且跟上“责任清单”,“有权必有责、必问责”,从而以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极大地促进全面改革开放。目前国际上已有70多个国家采用“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我国在考虑现处经济阶段、监管体系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国际通行制度办法,主动在上海开始推进自贸区综合制度建设,并在广东、福建、天津等地复制上海自贸区框架后,势必积极推进后面一轮又一轮“可复制”的进程。在各地大胆试验,着力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完善市场体系进程中,势必同时改造金融服务业的薄弱环节,提升文化、教育、医疗等领域,也提升企业社会责任、环境能源可持续发展、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水准。 “自贸区”改革试点的远景,将是在全国统一市场上使这一制度创新得到较全面完整的复制。

   “一带一路”和“自贸区”,将为中国经受历史性考验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形成强有力的助推器。

   放眼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关系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关键阶段上,只要我们紧紧抓住供给侧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贯彻实质性的结构性改革战略方针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即克服既得利益的强大阻力和障碍,把“硬骨头”啃下来,获得解放生产力、引领新常态、打造升级版的成功,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作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依托框架,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起跳器,以 “一带一路”和自贸区助推对外贸易与全球化中的和平发展,必将能够守正出奇地使我国经济社会相对顺利地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在未来如愿跻身世界发达经济体之林,去联通“中国梦”伟大民族复兴。依目前的发展态势测算,中国很有希望在“全面小康”之后的十年间,大体在2025年或稍后,决定性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让我们万众一心,为此而努力奋斗!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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