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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腐败的两幅面孔

——基于7000个司法裁判文书数据的描述分析

更新时间:2017-09-21 10:56:48
作者: 李辉  

前言

   本研究的主要任务是系统性地比较两种核心腐败案件——贪污案和受贿案——在中国的分布规律。之所以选择这一研究主题,主要基于以下几个理由:首先,腐败是对一簇复杂现象的笼统概括,其包含复杂多样的表现形态,但以往的研究要么忽视腐败内部的复杂差异,要么为了使自己的研究简约化,仅仅选择其中的某一类型进行分析。例如,在大量关于腐败问题的经济学研究中,关注的实际上主要是以行贿受贿为代表的交易型腐败。而另外一些关于腐败问题的跨国研究,则由于数据的限制,只能忽视不同腐败类型间的差异,笼统地用一个数值来代表整个国家的腐败情况。

   其次,聚焦于中国腐败问题的研究上,目前市面上以大样本案例为中心的腐败研究,受制于研究资料,主要集中在对政治精英腐败行为(操作化为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的研究上,缺乏对基层普通公职人员腐败行为的研究。这类对于“大老虎”的腐败研究固然重要,但只能观察到较高层级的腐败现象,对于冰山下面更多较低层级的腐败现象的研究关注不够。另外一些关于中国腐败问题的研究,没有对具体的腐败行为加以区分,其中最常用的就是各省检察院所公报的职务犯罪数量。

   为了将以往的腐败研究继续往前推进,我们使用了近年来逐渐公开的司法裁判文书数据,这个数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腐败研究中数据资料难以获得的窘境。首先,这个数据覆盖面非常广,基本上可以覆盖全国所有行政区域的案例;其次,这个数据非常系统,可以囊括所有类型的与腐败相关的职务犯罪。同时,这个数据由于是经过司法机构权威发布的,其真实性也得到保障,也没有新闻报道那么强的选择性。考虑到这个数据在这几方面的巨大优势,笔者花费了两年多的时间建立了包括7000多个贪污和受贿案例的裁判文书数据库,希望可以通过对这个数据库的描述和分析,揭示出贪污和受贿这两种典型的腐败类型在中国的分布规律。

  

   一、自体腐败与交易型腐败:腐败的两幅面孔

   与之前以案例为基础的腐败研究不同,本研究把问题聚焦在腐败的行为性质上,更明确地说是聚焦在贪污和受贿两种风格迥异的职务犯罪行为上。腐败一般被定义为“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这一定义过于宽泛,以至于涵盖了太多的内容,定义本身没有明确行为的主体,也没有定义什么属于公共权力,更没有涉及到行为者是使用什么样的手段来谋取私人利益的。因此,要研究腐败,首先要对腐败行为进行更为细致和狭窄的定义,缩小研究对象的范围,这是寻找腐败分布规律的第一步。按照这一思路,本研究把腐败缩小到两个最为常见的基本类型上——贪污和受贿。除了聚焦研究问题之外,把研究对象确定为贪污和受贿两种腐败类型上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这两种职务犯罪是中国目前最为常见的腐败形式,通过对这两种发生率最高的腐败形式的分析,基本可以反映整体腐败状况的分布规律。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分析两种类型的腐败呢,是否可以只分析贪污和受贿其中一种?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在于,贪污和受贿虽然都是常见的腐败类型,但是这两种腐败在行为的性质、手段、功能、发生原因和利益相关者等方面都有本质的差别,贪污和贿赂可以说是腐败的“两副面孔”,要研究腐败,二者缺一不可。

  

   1.多面向的腐败:腐败的类型学研究

   腐败是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因此在经典的腐败研究中,学者们曾经尝试从各种角度对腐败进行分类。比较为人所熟知的包括,海登海默(ArnoldHeidenheimer)曾经按照社会公众对腐败行为的容忍度把腐败分为白色、灰色和黑色。在这个分类框架中,黑色腐败是指那些大众和精英都无法容忍且要求惩治的腐败行为;灰色腐败是精英痛恨的腐败行为,但是大众对这些腐败有较高的容忍度;白色腐败是精英和大众虽然不愿意公开支持但却都能默许和容忍的腐败行为。

   在腐败研究中,另外一个重要的类型划分就是把腐败行为区分为政治腐败(politicalcorruption)和官僚腐败(bureaucraticcorruption)。这个分类一直备受争议,因为清晰地定义政治腐败实在过于困难,就像海伍德(Heywood)和菲尔普(Philp)所说的,要定义什么是政治腐败,首先要搞清楚到底什么是“政治”。但是有几点是非常明确的,政治腐败首先要发生在公共领域,私人领域中的腐败(比如公司治理中商业贿赂现象等)首先被刨除在外。其次,与官僚腐败不同,政治腐败发生在一个政体中的政务官身上,普通的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都只能归为官僚腐败。第三,政治腐败包括那些违反一个特定时空下的政体所接受的各种政治原则的行为,政客在政治腐败中得到的可以不是金钱,而是各种政治好处,而这些政治腐败行为也不局限于所谓的权钱交换,还包括各种坏的和不道德的政治行为。官僚腐败与政治腐败相对,主要指的是在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中发生的腐败,因此像议会中的政党勾结、选举中的欺诈和舞弊等都不属于官僚腐败的范畴。

   按照腐败行为的制度化程度,还可以分为纯粹的个体腐败(individualcorruption)和制度(组织)腐败(institutional/organizationalcorruption)。个体腐败指的是那些纯粹建立在个人行为基础上的腐败,而制度或者组织腐败则不同,其指的是某一个公共机构利用市场监管或垄断资源分配的公共权力,来为其所在的组织或机构谋取金钱或者其它物质上的私利。根据这一定义,组织腐败的行为主体是一个抽象的组织,而不是组织中的某个个人,因此这种腐败必然是高度制度化的,而不是某些官员利用钻制度漏洞的零敲碎打的行为。在中国比较典型的就是“小金库”现象,中国地方上拥有收费、罚款或其它现金征收权力的组织,都会使用某种方法来逃避预算监管,在单位内部建立一个“账外账”,这些钱是组织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的,但是主要用来给组织的成员发放福利,或者用来满足吃喝招待等在正式预算中难以解决的资金问题。

   除了以上比较重要的腐败类型划分之外,还有一些常见的腐败类型划分。比如Alemann按照腐败的程度分为微型腐败(pettycorruption)和巨型腐败(grandcorruption)。微型腐败层级比较低,涉及的金额也非常小,可能是警察在执法过程中收受的一包烟,也可能是海关关员克扣的一瓶香水等。但是巨型腐败涉及的层次比较高,通常暴露出来都是影响政治的巨大丑闻。Nyblade和Reed在对日本议会腐败的研究中发现,日本的议员主要涉及两种类型的腐败行为:欺骗(cheating)和掠夺(looting)。当议员的政治地位不稳固,面临比较紧张的政治竞争局面时,主要采取的腐败手段是欺骗;而当议员的政治地位相对稳固,有较强的政治影响力时,就会转向掠夺财富。KoandWeng曾经通过比较市场转型以来经济型腐败和非经济型腐败的发展变化,来描述中国腐败的结构变迁。他们把贪污、贿赂、挪用公款、集体私分、非法所得、偷税漏税、假冒商标、投机倒把都归类为经济型犯罪,而把渎职、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和重婚归类为非经济型犯罪。利用《中国法律年鉴》的数据,他们发现从1998年到2012年,经济型腐败的数量不断增加,而非经济型的腐败则不断下降。

  

   2.自体腐败与交易型腐败:贪污和受贿犯罪的类型学分析

   ①贪污罪和受贿罪的法律条文定义

   在正式进入对贪污和受贿两种腐败类型的理论分析之前,我们最好先来看一下在中国的《刑法》条款中是如何定义两种犯罪的。在最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的第382条和385条分别对贪污罪和受贿罪做了如下定义:

   贪污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以贪污论。【第三百八十二条】

   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罪论处。【第三百八十五条】

   虽然法律条文不能涵盖这两种腐败的所有情况,但是依然指出了贪污和受贿之间的本质差别:即在受贿罪中反复出现“他人”,而在贪污罪中则没有。从这个角度来说,同样是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贪污是公权力持有者单方面的行动,而受贿则涉及到公权力持有者和行贿方的合作与交易。

   据此,我们这里把贪污类型的腐败定义为“自体腐败”(auto-corruption),把受贿类型的腐败定义为“交易型腐败”(transaction-typecorruption)。由于这个行贿方经常是企业经营者,因此经济学中许多关于腐败的研究实际上指的仅仅是交易型腐败。

   另外,交易型腐败也主导了在国际比较中对腐败的测量,目前流行的几个腐败测量方法,包括国家风险国际指南(InternationalCountryRiskGuide)发布的腐败指数,透明国际发布的腐败感知指数(CorruptionPerceptionIndex),Kaufmann等人提供的腐败控制指数(ControlofCorruption),阅读其测量方案,无一例外都是从对商业活动经营者的调查中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腐败情况,而这些被调查者所反映的腐败实际上都是交易型腐败。也就是说,目前市面上流行的关于腐败的各种数据和测量,都忽略了腐败内部行为的多样性,尤其是忽视了自体腐败的存在。

  

   ②贪污和受贿的系统性差异:类型学的理论建构

   一些学者曾经指出过自体腐败与交易型腐败的差异,比如吕晓波在《干部与腐败》一书中曾经写道:“自体腐败(Auto-corruption)是前改革时期的主要特征,这种腐败经常发生在非市场领域内,因为这些领域内很少有市场交易。在非市场领域内,游戏规则是‘权力追逐金钱’,而在市场领域内游戏规则是‘金钱追逐权力’。因此,在自体腐败行动中,对物质和金钱的获得不是由市场决定的,而是由权力和地位决定的。”虽然自体腐败和交易型腐败在大量的腐败研究文献中被零散地提到,也有比较敏锐的学者隐约感觉到二者差别的重要性,但却没有人真正系统分析过这两种腐败行为的差异。接下来,我们将尝试从行为的目标、手段、功能、发生原因以及受害/受益者五个角度来对这两种腐败类型的异同做比较系统地分析。

  

   首先来看行为目标。虽然按照吕晓波的说法,自体腐败是权力追逐金钱,交易型腐败是金钱追逐权力,但是如果聚焦在贪污和受贿两种类型的腐败来看,从公权力持有者的角度来说,行为目标是大体相同的,都是用手中的公共权力谋取私利。因为无论是权力追逐金钱,还是金钱追逐权力,都是公职人员把手中的权力变现的过程。所以,自体腐败和交易型腐败都符合腐败的经典定义,滥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人利益,二者在行为目标上没有本质区别。

其次是行为的具体手段和行动主体。这两个区别要联系在一起分析,因为贪污和受贿的手段的差别实际上主要来自行动主体的差别。毫无疑问,贪污主要是公职人员单方面的行动,这里用单方面一词指的不是人数的多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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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理论与改革》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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