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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令伟:九一八事变传

更新时间:2017-09-18 15:55:43
作者: 孟令伟 (进入专栏)  

   孟令伟编撰

  

   “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 满洲事变”、“ 柳条湖事件”)发生于中华民国二十年、日本昭和天皇(即裕仁天皇,“昭和”是裕仁天皇的年号,下同)六年(公元1931年)九月十八日,是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就蓄谋侵占我东北、分离我“满蒙”、进而占领全中国的“大陆政策”实施之重大步骤,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对中国进一步采取的具有实质意义的、挟深远历史图谋、有明晰长远战略指向的军事事变,而事变爆发的复杂背景包括日本和奉系多年积累的矛盾、日本对张学良“东北易帜”( “东北易帜”是张学良继父主政东北后迈出的重大政治步骤,行于中华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12月29日,是日张学良代表东北当局宣布归附南京国民政府,并宣誓效忠国民政府,随之奉天城【今沈阳市】及全东北降下五色旗,挂上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的极端不满、蒋介石北伐战争对日本在华利益的削弱、世界经济危机对日本经济的沉重打击、英美忙于应付世界经济危机而无暇东顾、日本急于冲破“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束缚的愿望、蒋介石大规模剿共及忙于应付其他军阀挑战形成的机隙、“中东路事件”引发的中苏交恶和暴露的东北军及国内政局的弱点、“皇姑屯事件”( “皇姑屯事件”发生于“东北易帜”前当年的6月4日,是日晨“东北王”张作霖乘坐的从北京返奉的专车车厢在皇姑屯车站附近的京奉与南满铁路交叉处被关东军少壮派河本大作等预先埋的炸药炸毁,张作霖受重伤后于当日死亡)后日本关东军和日本陆军省、陆军参谋本部掌权军人联合导演,天皇及日本政府在“大陆政策”同一目标下的被动应和等等,所有这一切就导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而“九一八事变”又导致日本大规模武装占领东北,并成为日本侵华之关键步骤和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皇姑屯事件”是“九一八事变”的预演,那么“九一八事变”就是日本全面侵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揭开之序幕,在蓄意制造和全力利用这场事变中,由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少壮派主导的日本关东军可谓做得无耻无畏而又淋漓尽致,相比之下,张学良的东北当局和东北军统率机关却显得如此愚钝、被动而无如之何,不管“不抵抗政策”是否只是出自张学良,但“不抵抗政策”迅速断送我东北大好河山因而为日寇提供了全面侵华之战略基地却是无可置疑的,从这点上说,“不抵抗政策”遗耻遗恨万年,张学良后来发动“西安事变”是以可耻大恨之心欲补当年不抵抗政策于万一,不然真成不折不扣民族之罪人,“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的东北当局、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国民党内部、国民党之外的政治派系、临时中央政治局主持下并深受苏俄影响的中共、苏俄政府、国际联盟、在校学生及民间大众的反应可谓五花八门,说明当时中国内部及中国和外部关系的复杂性,因立场和利益不同对事变有悖情理和民族大义的反应也并不鲜见,然民族危机下御侮图存的声音毕竟还是最强音,这个民族爱好和平,有时也表现得逆来顺受,但面对任何敌人最终都绝不会屈服,这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气质,是这个民族得以几千年延续发展的内在精神,而“九一八事变”留给这个民族的深刻教训是: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失去勇敢和自主,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别人的善意上,大敌当前,内须统一精神,外需英勇却敌,即使有千万条理由,也不能搞“兄弟阋于墙”,令“亲者痛仇者快”,这些教训于个人、于党派、于军队、于国家、于中华民族都是需要永远牢记的!

  

先是在“皇姑屯事件”半年后,子承父业的张学良不顾日本的再三反对,和南京国民政府联手完成“东北易帜”的历史壮举,中国由此达到形式上的统一。但此举对日本政府特别是日本军界刺激颇大,进一步坚定了他们必须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决心,并加快了行动的步伐。而次年发生的东北当局和苏俄大规模冲突的“中东路事件”又深刻暴露了东北军指挥部署和作战能力等方面的弱点及南京国民政府和东北地方当局不能协力对外之政弊,客观上助长了日本关东军 (轻视东北军和中国政府) 的气焰。又因“中东路事件”苏俄和中国交恶,使日本得以乘隙利用之。国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通过“巴黎和会”(于1919年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召开的国际会议)和“华盛顿会议” (于1921年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国际会议)建立的标志国际新秩序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又潜藏了种种矛盾,使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和战胜国日本竟都亟待以武力方式摆脱这一体系的束缚。因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奉行军事优先的原则,而按“华盛顿会议”要求,日本必须大规模裁军,之后十年间日本裁减军费达百分之四十。大规模裁军引起了军人政客的强烈不满,他们开始秘密集会,于是“黑龙会”、“ 血盟团”、“ 国粹大众党”、“ 天剑党”、“ 樱会”等宣扬“大亚细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团体活跃和发展起来,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石原莞尔等著名军人纷纷参与其间,积极鼓吹“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 皇道主义”等,而时日本流行的“八纮一宇”说法,其含义就是要用军事手段将全世界置于日本天皇统治之下。特别是“皇姑屯事件”后日本军方人物的活动更是甚嚣尘上,“皇姑屯事件”后屈服于军界、受到天皇指责的田中义一首相及其内阁于昭和天皇四年(公元1929年)七月二日总辞职,之后在不足三年内又换了三任首相。为适应侵略战争需要,日本政府和军警界一方面加强对和平进步势力的镇压,从日本昭和天皇四年到昭和天皇六年(公元1931年),先后有两万多人被以违反《治安维持法》而遭到起诉;另一方面加紧做战前准备,在京都、大阪、神户举行大规模的国家总动员演习,发布《重要产业统制法》,在许多工业部门强制建立卡特尔,构建战时经济体制,以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为中心多次组织“北满参谋旅行”,以此为掩护秘密到我东北多地做详细而周密的侦察活动,制定入侵东北的作战计划。而爆发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世界经济危机沉重打击了欧美列强诸国,美、英等国特别是美国忙于应付国内经济危机,政府为摆脱危机焦头烂额,无暇他顾。经济危机也使日本大受其害,包括日本在东北以“满铁”(即“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负责南满铁路【从长春至旅大的铁路,由日本控制】沿线经营,简称“满铁”)为龙头的殖民经济也严重下滑,加上张学良在南满铁路附近建设新的并行铁路,还开工修建葫芦岛港,通过低廉的价格与之竞争,更加剧了“满铁”的经营危机。关东军多次提出抗议(关东军负责南满铁路沿线的警备,是“满铁”的实际控制者)而无果,急欲寻求新的摆脱危机的出路。从中国国内看,自中华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六月起,南京国民政府开展了以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为主要内容的“改订新约运动”,先从关税自主着手,美国首先响应,于是年七月二十五日和中国签订了《整理中美关税关系之条约》,其他各国相继随应,唯独日本拖延到次年五月才和中国勉强签了关税协定条约。另一方面,虽然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树起了合法和统一的旗帜,但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蒋介石和其他军阀之间多次陷入混战。中华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五月到十一月,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的“中原大战”,双方激战近半年,投入兵力一百一十多万,伤亡三十余万,耗用军费五亿元,直到张学良率奉军入关助蒋,才将战火平息。先是工农大革命的暴风骤雨、后是蒋介石的清党和残酷镇压导致国共两党关系破裂后,中共先后创建了井冈山、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边、湘鄂赣边等十多块革命根据地,发展了红色武装力量,并多次击败国民党军的进剿和会剿,蒋介石为剿灭红军只好投入越来越多的军队。中华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的四月和七月,从中原大战中腾出手来的蒋介石分别集中了二十万、三十万军队,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第三次围剿,最终都被红军打破,红军的伤亡不详,国民党军被歼灭六万余人。诸如此类的南方内乱大量消耗和牵制了中国宝贵的有生军力和本来就捉襟见肘的财力, 而入关助蒋的奉军滞留不返,又削弱了东北的防务。是年七月还因长江中下游大雨连绵,汉口长江堤防溃堤,导致江淮水灾,大水席卷江淮流域八省二市,遭灾灾民占全国四分之一人口,并直接冲击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和赋税重心,损失达二十多亿元。国民政府紧急组织“救济水灾委员会”, 将全国财政预算七分之一用于赈灾,又通过赈灾公债、美麦借款、加征税收、摊派捐款等渠道筹集六千余万元用于救灾,使国家赤字愈发增多,民间财力乏竭,政府财政雪上加霜,而湖北、安徽、江苏仍骚乱不已。是年五月,因不满蒋介石的专断和独裁,盘踞两广的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和失势的胡汉民、汪精卫、孙科等派及“西山会议派”聚集广州,成立了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广州国民政府,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相对抗。是年九月初,广州国民政府进行总动员,出师讨蒋,粤桂两军北上入湘,和蒋介石的军队战于衡阳。至此,国民政府的主要军事力量都用在南方。所有这些因素就促进了“九一八事变”的到来。先是是年一月,“满铁”前副总裁松冈洋右宣称“满蒙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生死存亡的问题,是我国的生命线,要牢牢确保和死守。”而“满铁”总裁内田多次发密电给日本外务省,报告日本关东军在铁路沿线的驻军情况。是年三月,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在陆军步兵学校作了《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演讲,板垣在演讲中说:“解决满蒙问题是实现日本帝国使命的远大理想。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从而,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重大的关系。”是年四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根据日本内务省、拓务省秘密提供的情况,制定了《一九三一年形势判断》,提出解决“满蒙”问题的三个步骤:先在满洲建立取代张学良政权的亲日政权;再使这一政权从中国主权下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然后占领“满蒙”。是月,日本军部以换防为名,将驻辽阳的关东军第十六师团调回日本,另把士兵多生长在日本北部的寒冷地区、适宜东北作战的第二师团调来。也是是年四月,中国人郝永德成立了未经政府批准的长农稻田公司,并以此骗取吉林省长春县万宝山村(即今德惠市万宝镇)附近十二户农民的土地,违法转租给李升薰等一百八十八名朝鲜人种水稻。这些朝鲜人开掘长达二十里的水渠,截流筑坝。该工程损害了当地五十三户农民熟地四十馀垧,并引发二百余中方农民上告。吉林省政府第一千二百七十三号《指令》为此批示:朝侨未经我当局允许,擅入农村,有背公约,令县公署派员同公安警察,往劝止,令朝侨出境。朝鲜人随即准备撤走。但时为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却派日本警察到现场“保护朝鲜人”( 日本强调“朝鲜人是日本臣民,受日本管辖”。自1920年代以来,朝鲜移民在东北酿出种种事件,移民认为自己被中国政府欺压,中国政府及民众则认为移民乃日本侵华之马前卒。个中内因,日本拓务大臣官方档案曾有概括:1、朝鲜人移居处多设有日本领事馆及警察署,以保护朝鲜人为借口,常引起种种事端,侵犯中国主权。2、朝鲜人与中国人发生利害问题时,定会成为领事裁判问题,不受中国法律制约。3、部分朝鲜人制造反日事件,日本则借机加深侵略,中方若为防范此类事件驱逐某些朝鲜移民,又反会遭遇日本干涉,寸步难行。日方则不断以此进行殖民渗透),制止朝鲜人撤走,且限令于七月五日前完成筑渠。七月一日,中方农民四百余人联合平沟拆坝。七月二日,日本警察以护侨为名开枪打死打伤中方农民数人(一说数十人)。在日本军警保护下,工程于七月五日完成。同时,日本煽惑《朝鲜日报》记者金利三捏造新闻,称二百多朝鲜人在万宝山被杀,后又说被杀的朝鲜人数增加到八百多,日本也大造舆论,致电朝鲜各报称中国当局驱逐朝鲜人,万宝山中国农民屠杀朝鲜人等,遂掀起朝鲜半岛大规模的排华活动。先是朝鲜仁川、继之平壤朝鲜人手持棍棒、刀斧、石块等袭击华侨,打砸抢烧杀,随后釜山、元山、新义州等地也出现针对华侨的打砸抢烧杀。朝鲜华侨共计被杀一百四十二人,伤五百四十六人,失踪九十一人,财产损失无数。七月十四日,金利三在《吉长日报》上发表《谢罪声明书》,承认自己捏造了假新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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