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杰明·施瓦茨 著 吴万伟 译
20世纪70年代末期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迅速发展的当今新锐阶级一直被称为“受到良好教育的精英”、“全球主义阶级”、“新既得利益者”、“创意阶级”、“贤能精英”、“擅长考试阶级”、“都市阶级”、“财富新面孔”、“劳工市场精英”、“新上层阶级”和“资产阶级波希米亚人”、“四海为家阶级”等等。这个不再很新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构成一直受到推崇、受到谴责、受到不动感情地严格审视。令人吃惊的是，这些相互冲突的努力产生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共识。
多亏了信息技术和国际经济体系的转型，国家经济和全球经济给予那些有幸拥有高认知能力和辉煌学术成就的人带来丰厚的回报。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些优胜者包括那些控制和管理各种形式的国际资本和信息流动的人---该群体包括比如美国有线电视网络媒体公司（HBO）的节目运作人、比尔·盖茨基金会项目主管、全国性新闻媒体的记者、名牌大学的教授和管理者以及创业家、生物工程师、编程者、设计师以及麦肯锡咨询公司（McKinsey）的咨询师、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的银行家和顶尖律师事务所瓦克泰尔和利普顿（Wachtell, Lipton）的律师等。
这个精英群体一直被反复灌输了一整套的态度、行话和审美倾向。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其背叛者和赞美者都可以追溯到（虽然有些模糊不清和复杂难解）他们定义的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和心态。（伟大的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将其特征描述为资本主义末期创造的进步个人主义，或许有一定道理）。这些评论家持续不断地认同“多样性”和“宽容”作为新精英最受推崇和敬佩的品质。“环境保护主义”和“注重健康”是其主要思潮；这呼应了1962年 “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SDS）的《休伦港宣言》（Port Huron Statement），他们的特征是充满活力地追求“自我修身”、“自我实现”和“自我表现”。
基于自我实现的社会和政治世界观很容易滑入自我放纵的境地。资本主义本身将个人选择提升到最高程度的善，而复杂的资本主义社会为人们提供了众多微妙的选择。当有条件充分追求这些选择的人的世界观如此坚定地集中在自我身上时，在他们已经郑重放弃了宗教、大规模的群众政治运动和其他先验性追求的情况下，自然进入消费者自恋主义。（请回顾著名演员杰里·鲁宾（Jerry Rubin）轻松自如的转变过程，从刚开始扮演雅皮士滑稽动作转为向追随者保证“享受金钱带给生活的奖励没有错。”）
这种消费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看得见的（在适当的市场上购买的适当的绿色环保商品，在适当的食品车上购买的适当街道的食品，在适当的精品店购买的适当的提包，在适当的街区购买的适当的住宅等）。看不见的形式包括适当的独立制片人音乐、寄宿学校、大学和研究生院。无论哪种形式，消费都变成了自我定义的主要手段。所以，并不令人吃惊的是，它首先表现为研究学术性和讽刺性著作---如社会学家沙龙·塞纳特（Sharon Zukin）的《购买点》、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的《创意阶级的崛起》、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的《天堂里的波波族》、克里斯蒂安·兰德（Christian Lander）的《白种人喜欢的东西》、丽萨·比恩巴赫（ Lisa Birnbach）的《真正的准备》和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的《分崩离析》。这些著作基本上从他们购买的商品及这些商品所代表的意义来定义这个受到良好教育的精英群体。
在《小东西之和：野心勃勃的进取阶级理论》中，南加州大学都市规划教授伊丽莎白·柯瑞德·哈克特（Elizabeth Currid-Halkett）通过总结包括纽约、波士顿、亚特兰大、芝加哥、西雅图、旧金山、洛杉矶在内的若干城市精英消费的最新信息改善了这个练习，她将其定义为“地理棱镜，据此我们可以观察到新精英群体的消费习惯。”将这些消费倾向进行细粒度是精细分析，她有些出乎意料地呈现出该精英群体（她称之为雄心勃勃的进取阶级）的黑暗面。
柯瑞德·哈克特的研究中显示出的或许最平常内容是这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群体的成员对自己的特别关心和饮食方面的固执投入。她在轻松随意的学术分析章节中证实了兰德的《白种人喜欢的东西》中逸闻趣事性文章中的观察。花费时间、金钱和精力追求健康已经成为一种美德（由特别的附属设备（想想瑜伽裤）传播信号），甚至就是要强化体魄，将练就一身特别发达的肌肉视为成就。受教育精英创造的“饮食文化”的盛行---涉及到斯达汉诺夫式探索（the Stakhanovite quest）和引人注目的昂贵食品消费，这些食品被认为是健康的、有机的、“可持续的”和“道德的”和深奥难解的---得到《纽约时报》没完没了地兴高采烈地审视，这家报纸在1990年代成为那个阶级的全国性记事报和宣传媒介。
从1998年到2008年，曼哈顿的餐饮就业率---这个区当然已经餐馆林立---增加了50%，这个现象碰巧与该市的精英不断增加同时出现。顺便说一下，这反映在纽约受到大学教育的人口增加了73%，非大学毕业生人口则缩减了15%。受教育精英对食物的超级痴迷不仅在程度上不同而且在种类上也与传统的和当今的非精英群体的经济活动---食品杂货店购物和外出下馆子不同。查尔斯·默里已经不辞劳苦地显示，在20世纪60年代，中产阶级的正餐---牛肉或鸡肉和土豆---现在已经不可救药地过时了，这反映了有钱人的口味和购买倾向发生变化，正如海明威所说，只是因为他们有了更多的钱。
柯瑞德·哈克特令人信服地论证说，当今精英的消费倾向---无论是得到称赞的播客视频还是TED演讲、杂志、从农村市场买来的墨西哥羊肉卷饼、或五美元一杯的知识分子咖啡、得到认可的都市飞地的瓦哈卡（Oaxacan）餐馆的海鲜沙拉、特定学校的学费---现在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群体成员确立、巩固、和显示身份认同的主要手段。比如，在对有机食品超市的购物经验的详细分析中，她探讨了朴素的假设，“对于雄心勃勃的进取阶级而言，我们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喝的东西和消费的东西。”通过塑造“一种身份认同和人们希望接受的故事，”该商店让那个阶级的成员“拥有一种特别类型的人的消费方式。”结果是精英消费---对个人满足的追求---在某种程度上非常矛盾地包含着等同于对部落身份的追求和支持。
这个过程取决于精英消费忠诚于和依赖于‘文化资本’的程度，也就是说，通过社会灌输和正式教育而采用的价值观、口味和规范。一杯知识分子咖啡或许“只”花费五美元，但是首先了解到这个信息取决于赞同某种文化口味制造者的判断（再次，如《纽约时报》和想法正确的播客），取决于拥有一种世界观赋予某种热饮料容器特定的价值和美德。获得那个文化资本本身是纯净的，通常也很昂贵的活动，因为它涉及到漫长的和复杂的过程，是社会学家所说的文化和社会构成：受过教育的精英赋予咖啡一种显示优越性的标志，这更有可能诱惑在堪萨斯兰辛（Lansing堪萨斯市中产阶级郊区）长大的保险核算师的女儿，她上了本地中学和堪萨斯州立大学，而不是在洛杉矶最著名的海滩圣塔莫妮卡蒙大纳大道北部高档社区长大的电影剧本作家的女儿，她上的是哈佛西湖学校和耶鲁大学。因此，购买那种咖啡---或者有机棉体恤衫或者订阅《哈波斯》杂志---标志着阶级身份，这种购买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身份认同。
柯瑞德·哈克特对塑造身份认同手段的分析揭示了它的浅薄性。比如《小东西之和》确认，精英群体的很多购买行为是在保护环境的名义下进行的。但是，自我牺牲---而不是为了满足自己欲望而购物或许更好地服务于那个目的的观念似乎是精英世界观所缺乏的东西。柯瑞德·哈克特详细描述了精英消费的多种食物，它们有愉快的口味，往往难以获得，通常是有环境意识的昂贵食品。但是，虽然有采用非肉类食物的令人信服的理由---抛开愉快和方便不谈---以便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做贡献，菜单中明显缺失的是素食主义者或纯素食者的选择。（柯瑞德·哈克特本人也被企业的公共关系或精英的缺乏深谋远虑欺骗了，她描述纽约快餐汉堡店（Shake Shack）是说明‘环保意识食品’的一个例子---专门卖汉堡的都市快餐小型连锁店，讲究时髦、高档、随意性。）
这同样适用于受教育精英的养生之道。之前，大卫·布鲁克斯在《天堂里的波波族》中声嘶力竭地欢呼那个阶级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他称赞这个阶级致力于锻炼和健康食谱是说明他们并不是自我放纵者的证据。显然，他没有吃透这个观点，显然赶不上两位伟大的左翼社会保守派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和克里斯托弗·拉什（Christopher Lasch），他们为热衷锻炼的人预留了地狱中的位置。他们认识到将自己的幸福最优化是个证据，不是说明他自我牺牲而是说明他自我沉溺，因而与他们看到的保护家庭生活和适当养育孩子所需要的生活途径截然相反。
考虑到这个阶级的身份认同取决于围绕展示文化资本而出现的消费形式，并不令人吃惊的是，精英的大部分思想和政治生活不过是做出一种姿态而已---这一点从柯瑞德·哈克特对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对该群体的身份认同的重要性的评价中看出：
克鲁格曼的实际见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承认你在阅读克鲁格曼。阅读《纽约时报》是野心勃勃的进取阶级共享的语言的组成部分，在饭局上引用克鲁格曼（知道他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话是融入这个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到克鲁格曼和《纽约时报》而不是克鲁格曼的思想和他们自己（恕我直言）就显示出文化资本。
柯瑞德·哈克特突出显示的文化“产品”对于受教育精英具有特别名望---美国有线电视网络媒体公司（HBO）的戏剧、TED演讲、播客和纪录片电影---都与精英思想活动的姿态性本质（人们或许可以说懒惰）是一致的。消费这些产品（甚至阅读克鲁格曼的专栏）完全不同于《圣经》“约伯记”或者《资本论》中一篇难懂的段落。听播客或者观看TED演讲当然展示和提高文化资本，但那些不过是消极的消费，而非思想和审美上的积极投入。因此，比如，克里斯蒂安·兰德已经承认精英成员兜售的能开阔视野的这么多活动在本质上是自鸣得意，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根本是徒劳的：他们“喜欢在不做事的情况下显得聪明能干---在剧院呆两个小时当然比看书10个小时容易得多。”
虽然精英消费产生和推动的态度有所减弱和显得滑稽可笑，正如柯瑞德·哈克特确认的那样，消费的后果的确“有害”。复杂老练的市场营销、消费者唯我论和相信自己贤能因而享受一切都理所当然的意识，这些因素合起来逐步给都市精英灌输了消费偏爱和消费习惯，柯瑞德·哈克特归纳的特征是“一种道德优越感和该当性。”这种并不招人待见的、不劳而获的自我关注产生了一种危害性的态度。有机食品超市向消费者灌输“你是更优秀的全球公民和更加关注健康的人士”的信念，柯瑞德·哈克特对这种精心设计的伎俩的解构促使人们不可避免地提出如下问题：比什么人更优秀、更健康？受教育精英的消费决策---柯瑞德·哈克特清楚说明，赋予购买2美元的有机天然西红柿一种特别美德---产生和强化了该阶级的信念，即其成员比着了魔似的圈子之外的人更讲良心，更有知识，更有道德。
因此，通过在本质上属于自我满足的行为---花钱---而不是通过爱心、虔诚、勇气或自我牺牲---幸运儿精英依靠其美学口味和偏爱将自己凌驾于普通人之上，这种偏爱已经被提升到自我定义的启蒙高度。结果是柯瑞德·哈克特所写的“深刻的文化鸿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清晰。”呼应查尔斯·默里在《分崩离析》中对该精英群体的文化和身体自我隔离的分析，她展示出地理因素在支持和加速文化分裂方面的恶劣影响。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的大城市在巩固文化差距，变成特别有才干的和竞争激烈的精英的乐园。
用某种循环逻辑，柯瑞德·哈克特确认这些崇尚选贤任能的都市之所以拥有吸引力是因为它们是“野心勃勃的进取阶级成员生活和消费的地方，因而将他们的价值观和地位相互传播给对方。”（非常说明问题的是教育精英的都市化特征，丽萨·比恩巴赫（ Lisa Birnbach）的《真正的准备》意料之外地揭示出“常青藤联盟”的风格、口味和风俗；传统上是爱穿粗花呢服装的、衣服破旧的、城镇-乡村非、隐居性的；如今则是都市的、复杂老练的、世界主义的。）在描述默里之前阐明的“同型交配”和精英聚群过程时，柯瑞德·哈克特解释说，“聪明人喜欢和聪明人打交道，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了高度分层的超级教育的富裕地区。”
这些城市反映和加快了文化分裂，已经越来越多地变成了文化同质性的回声室。比如，伦敦、巴黎核心区、洛杉矶西部、芝加哥北部、曼哈顿、西雅图、华盛顿西北部、多伦多、旧金山的消费模式和文化和政治态度都非常相似，而这些地方与本市边缘地区或郊区的差别反而更大。
这些城市及其居民适合于全球资本主义的引擎，正在越来越有力地脱离所在国家和文化。不受本地性的束缚和限制，它们正在转变成为模式化孤岛组成的群岛。柯瑞德·哈克特正确指出，这个过程代表了世界主义者和家乡主义者的鸿沟（在某种程度上有简单化倾向），但它很难说是平等斗争。一边是财富、活力、和随之而来的自信心，另一边则是缺乏组织的、自暴自弃的怨愤。世界主义精英将按照精英们的愿望塑造这个世界，结果最终可能证明对所有人都是一场灾难。
本文评论的书：The Sum of Small Things: A Theory of the Aspirational Class, Elizabeth Currid-Halket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72 pages作者简介：
本杰明·施瓦茨（Benjamin Schwarz），《美国保守派》全国编辑。
译自：The New Elite’s Silly Virtue-Signaling Consumption By BENJAMIN SCHWARZ
http://www.theamericanconservative.com/articles/the-new-elites-silly-virtue-signaling-consump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