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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世功:九龙城寨与香港大学

——香江边上的思考之五

更新时间:2017-09-17 09:58:14
作者: 强世功 (进入专栏)  

   1860年,代表维多利亚女王和拿破仑皇帝的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城,一把大火烧了圆明园。对此,法国作家雨果愤怒谴责:“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在我们眼中是野蛮人。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事情。将受到历史制裁的是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

   事隔三十年后,中英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国获得新界99年租期,但其中明确规定九龙城内驻扎的中国官员可在城内各司其职,“惟不得与保卫香港之武备有所妨碍”。从此,九龙城寨一直作为中国人管辖的领土保留在香港殖民地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

   清朝政府之所以在给英国的租借地中保留九龙城这一小块地方,是 因为九龙城寨于大清南疆海防中的战略地位。九龙城寨起源于宋代,明朝开始在此驻扎军队,清代已成为巩固帝国南部海防的重要基地,在鸦片战争中曾发挥重要作用。鸦片战争之后,英国获得港岛,九龙城就成为清政府防范英国扩张的前沿阵地而不断巩固,修筑了坚固的城墙,加固了炮台。

   在此后,中英和平相处的岁月中,九龙城最突出的作用恐怕在于清剿海盗。由于广州是大清帝国与西方世界贸易的重要窗口,中国 海盗一直袭击着西方往来的商船。如果说在欧洲历史上,海盗开辟了海洋世界,打通了英国这个海洋帝国通向世界的通道,那么在大清帝国的眼里,海盗是不折不扣的大陆秩序的骚扰者。当时帝国庞大商业贸易掌握在官方的手中(即著名的广州十三行),海盗变得不可饶恕。如果说大英帝国最后继承了欧洲海盗的遗产,那么,清朝这个大陆帝国之所以臣服于大英帝国,恐怕从自己清剿海盗开始。

   九龙城寨的官兵们有着丰富的清剿海盗的经验。早在一八零九年就清剿了当时有名的海盗张保仔。在鸦片战争前后,海盗异常活跃,其中最大的势力是十五仔和徐亚保,前者大约有一百艘海盗船,后者大约有六十艘。清政府“剿抚兼施”,迫使十五仔投诚受招安。徐亚保投诚后, 因其曾杀死两个调戏中国妇女的英兵,被港英政府起诉判处无期徒刑。 但“徐以不甘受辱,竟于四月二日晨在狱候期起解中自缢身死”。这段文字出现在马沅撰写的《防御海盗事略》中。中国海盗至此绝迹了,大清帝国也开始走向崩溃。

   剿灭海盗之后,清政府与英国和平相处。海防暂时无虞,陆疆陷入危机。十九世纪后半段,中俄就陆地领土签订了许多条约。在谈判中, 清政府有许多创新,比如在给俄国租借辽东半岛时就保留金州城由中国人自行治理。这种做法也自然用在了新界,保留九龙城归中国人治理。 这种做法在于通过这些据点标志中国对整个租界的主权,有助于租约届满收回租界。

   这个维护领土主权的策略可谓用心良苦,但真正能够保证主权的依然是国家实力。1899年5月15日,英国政府以九龙城寨内的清军妨碍武备为由,派出英国皇家韦尔斯火枪队及香港志愿队几百名士兵进攻九龙城寨,经过一天激战,清兵战败,百多名平民被驱逐。

   5月22日,总理衙门抗议英国出兵九龙城的行动违反条约,要求撤军。但英国毫不理会,不但派军长驻九龙城,甚至由英国枢密院颁布新界敕令,单方面宣布九龙城也是女王陛下的殖民地,并在港英政府的宪报上公布,将其占领合法化。1900年,李鸿章赴广州就任两广总督途经香港与港督交涉九龙城的主权问题,但没有任何结果。大约在辛亥革命前后,英国政府最后放弃了占领九龙城,只是将掳掠的两扇城寨大门,作为战利品摆在大英博物馆。九龙城寨回到了中国人手中。

   为什么英军不继续占领九龙城寨?为什么英国人在清政府抗议中占领的九龙城寨,反而在清政府瓦解了,中国陷入内战、无人关心九龙城的情况下,主动撤离了城寨,在自己的殖民地中保留了一块中国人自己治理的地盘呢?和火烧圆明园相比,前后不过四十年时间,大英帝国怎么就一下子从烧杀抢掠的强盗,变成了彬彬有礼的绅士?

   我搜寻各种历史资料,找不到明确答案。从时间上推算,港英政府主动撤出九龙城寨大约是在港督卢押(Frederick Lugard)任上,此公是大英帝国担任殖民地总督中最具眼光的政治家之一,不仅著有阐述殖民治理精髓的专著, 而且就在港英政府撤出九龙城寨前后,创办了香港大学。

   从占领香港以来,英国把香港作为通过商业贸易汲取中国财富的基地,并没有打算治理香港,对教育也没有兴趣。但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清帝国风雨飘摇,西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此刻的西方政治家都力图取得对中国的统治权。1894年清政府废科举,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统治阶层失去了吸纳精英的渠道,中国文化也因此失去传承的机制。

   谁掌握了中国的教育,就掌握了中国精英,谁掌握了中国精英,就掌握了中国的统治权。由于甲午战争,日本捷足先登,大批中国精英留日,日本人也纷纷进入北京、天津和东北开办新式学堂。日本一举吞并中国的野心让美国人坐不住了,美国政府干脆用部分庚子赔款创办了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美国人的善举背后是帝国的雄心。

   比较之下,老牌的大英帝国显得迟钝和落后了。1905年12月15日的《中国邮报》的社论标题就是呼吁“在香港设立一所帝国大学”。社论概述了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所带来的政治格局变化,比较了日本和英国在中国的势力消长后指出:

   日本政府正花费巨额金钱,在中国传播它的思想和扩充影响力,并确保它的投资所值。在此点上,日本人是够聪明的。远在日俄战争之前,甚至在战事期间,日本已在中国各地布置好了它的文化传播者。战后,这些传播者数量必更大增。

   究竟这种方法的要点是什么?就是现代教育。日本在中国的教师甚多,在北京他们更在 学校和大学里控制了重要的职位⋯⋯与日本不同的是,我们缺乏一个广泛的制度,和向一目标迈进的明确工作方针⋯⋯作为英国在远东的影响之中心与泉地的香港,在教育中国人方面又怎样?

   ⋯⋯香港所需要的是一所大学⋯⋯在香港设立大学,会成为一项帝国的投资,对于英国的繁荣来说,为此目标使用一笔公费是有价值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正如一位皇室人物所说的:“20世纪的远东是属于日本的。”(冯可强:《帝国大学:从历史看香港大学的本质》,转引自《香港教育透视》,206~207 页,下引此文只标明页码)

   三天后,《中国邮报》在社论中继续鼓吹建立香港大学这项“国家投资”,把从事大学教育的人看做是传播西方思想的小军队,创办港大可以培养一批接受英国思想文化的“小英国人”。这样的思想无疑激励着身负帝国使命的第十四任港督卢押,他在1907年走马上任后就寻找机会建立港大,并获得英商大资本家的积极支持。

   1911年,香港大学奠基。卢押在奠基礼上自豪地宣布:

   “只要大英帝国一日代表帝国公理(imperial justice),只要它的目标一日是哺育和教育英皇陛下的臣民,以及其属地的邻近国家的人民(指中国内地——引者),它便会不断繁荣昌盛。⋯⋯历史会记载说:大英帝国的建立,是基于比领土扩张或国势增长更高的理想。⋯⋯当后世史学家评价东方世界发展时,他们会指着在地图上只有一粒尘埃的本殖民地,形容它是一 个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中心,它的影响力深刻地改变了占全球人口四分之一的一个国家。”(208 页)

   第二年,香港大学正式开办,卢押在开幕礼的演讲中阐明了港大的两个宗旨:一是“为中国而立”,即让中国求学西方的人免受远涉重洋、背井离乡之苦;二是“沟通中西文化”。卢押的第一次演讲是对英资捐款人说的,所以赤裸裸地宣扬帝国政治理想;第二次演讲是对港大师生说的,自然要讲文化交流之类冠冕堂皇的话。不过在演讲中,他也隐讳地讲道:

   “如果这间大学依照它的创办者所订下的正确方向发展,我怀疑在出席今次盛会的人当中,有没有人深切了解到我们现在展开的工作怎样重要;这间大学可能亦将会对中国的未来,以及中西关系(尤其是中英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205 页)

   然而,事与愿违。就在香港大学奠基这一年,共和政制也在中国开始奠基。1911年内地发生了辛亥革命,紧接着就是“五四”的启蒙救亡运动,中国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同时展开,反英、反帝运动风起云涌,港大“为中国而立”的目标彻底破产了。

   随着香港经济的发展, 港大的目标开始转移到“为香港社会服务”。一所面向全中国的帝国大学就这样变成了一所名副其实的“香港大学”。但这没有改变港大的殖民使命。用在印度推行英语教育最得力的麦考利(Macaulay)勋爵的名言来说:

   “我们目前必须尽力培养一个特殊阶级,使之成为我们(英国政府)及治下广大子民的传译者,这个阶级,有印度人的血统,印度人的肤色, 但有英国人的嗜好,英国人的看法、道德及思想。”(转引自谢家驹文,51 页)

   这也就是香港大学的政治功能所在,只有培养出这样的“小英国人”, 才能被以“行政吸纳政治”的方式参与到殖民统治中共同“搞好民族关系”。

   香港教育的殖民本质必然是压制中文教学,推崇英文教育。中文教育与英文教育之间的冲突,反映了香港文化主导权或主权的归属问题。这一问题在1949年之后变得更加尖锐。当时,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国已成为思想正统。钱穆、唐君毅等大批传统知识分子涌入香港,他们心怀“为故国招魂”的文明使命,以为只有香港才能保存中国文化的命脉。

   为此,他们于1949年创办了新亚书院,随后又产生崇基、联合等书院,并提出要建立中文为媒介的大学。这样的设想引起了要不要创办一所中文大学的辩论。钱穆等人认为,香港应当是中国文化的教育中心, 居于领导东南亚文化的地位,理应创立中文大学。1958年,张君劢等人在香港联署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全面阐述了复兴儒学的思想。

   起初,英国人反对创办中文大学,并通过对财政和学位的控制,压制中文教育的发展。但他们很快意识到,推广传统儒学教育可将香港人与内地意识形态隔离开来,使其成为抵制内地的文化武器。由此,港英政府转变立场,推动新亚、崇基、联合等书院于1963年10月17日正式合并为香港中文大学。其目的当然不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而是为了控制中文教育。

   当初,在钱穆坚持下,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被翻译为“香港中文大学”,其实质是要通过汉语语言来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然而在港英政府的操纵下,中文大学根本无力承担通过中文复兴中国文明的使命。也许是这个原因,中大成立两年之后,钱穆辞去了文学院院长职务,郁郁赴台。

   中大的悲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儒家知识分子的悲剧。他们试图在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自由主义脉络中发展儒学,实现儒学与世界接轨, 从而试图在香港保留并传播儒家文化,但他们忽略了儒学的根本在于中文,由此在港英政府推行英文主导的殖民教育面前失去了批判力,反而成为港英政府用来抵制内地政治的文化工具。由此,新儒学从第二期到第三期,基本上被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所蒙蔽,丧失了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对立的根本问题,更忽略了整个20世纪的文明冲突。

新儒家知识分子在香港精英阶层中培养儒学教育的努力失败了,但香港中文教育却在左派基层爱国学校得到了迅速的推广。香港年轻一代大学生对香港殖民教育的本质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掀起了“认识祖国, 关心社会”的运动,无论是认同内地政治的“国粹派”,还是对内地政治采取批判立场的“社会派”,都强化了香港社会的中文认同,并推动了“法定中文语言”的运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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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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