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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原:怀念恩师汤一介先生

更新时间:2017-09-15 09:51:02
作者: 雷原  
优点在于可以改变季节变化对农业的影响,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大棚农业大多用于效益高的瓜果、蔬菜种植,较少用于粮食生产。

   转基因农业是一项高科技农业,违逆自然,投资大,转基因种子对土壤破坏严重,土壤若被破坏了,农业种植也就难以持续了。转基因粮食对于人体伤害究竟有多大,我们至今很难确切讲清楚,但从理论而言,凡是有违自然之性的东西一定不是最好的东西,同时凡是没有经长时间检验的知识创新,人类是不敢普遍使用的,尤其是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食品更应慎重对待。

   总之,科学种植公司化作业,不可持续且粮食质量有问题,甚至不安全,最终不利于人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在住行方面,中国古代主要依靠“工商食官”的国有手工业与家庭手工业。手工业今天看来有诸多优点:污染环境小,所需原材料基本上在大自然可循环的范围内,同时借助天地人之合力、品质高,具有艺术收藏价值,是天人合一、心物一体价值观下的产物。

   对于手工业,先生曾经与我探讨,说手工业不能对付原子弹,我说:“是的。但是如果手工业解决了中国大部分百姓的生活用品,还不污染环境,就会为军事大工业腾出更大的发展空间,因此,手工业的发展有利于军事工业的发展。”先生完全同意我的观点。我写的《农本商末应是人类的主流文化》被先生录入了由他主编的什刹海书院2012年年刊《儒释道与中国传统》一书中。

   先生在去世前的几个月很赞同小农经济自给自足,还说小农经济是儒家文化为人类的一个大创举,此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与伦理合而为一,最具持续性,也最能体现天人合一的思想。

   最后,在文学艺术方面。关于文学艺术的原则,先生时常讲“真、善、美”的统一。依先生言,即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就是宇宙之真,在文学艺术方面就是将人文与自然统一起来看待,否则所描述之真是支离的,是唯物的,不是“真。”

   “善”则类同于孔子“尽善”。依先生讲就是“知行合一”。“知”其实也含有孟子所讲“仁、义、礼、智”之“智”。智是是非之心,是非之心是道德原则,任何一部文学作品若欠缺了是非之心,欠缺了道德,对社会他人就是一种伤害,给社会传达的就不是正能量。

   “美”则是孔子讲的“尽美”,也相当于先生讲的“情景合一”。

   因此按照先生的建议,完整的国学体系应是一个一以贯之的、不可割裂的、有机的整体。不仅在价值观、方法论层面,还要落到中国学体系的构建,以及“真、善、美”合一的文学艺术层面,以礼法合制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层面,集生活与生产合一的生产、生活方式层面。

   普世价值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不在西方。

   在与先生交流中,多次谈到普世价值。先生说要谈普世价值,首先应搞  清楚什么是普世价值?我顺着汤先生的提示,对什么是普世价值做了进一步研究。普世价值就是能为人类大群服务的价值,才能称得上是普世价值,或者从反面讲如果大家都坚守了普世价值,但是社会矛盾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变本加厉,那么这些价值就不能称之为普世价值,譬如西方人的民主与自由。

   所谓民主就是人人作主,人人作主需要成本,或者经济一点地讲,需要交易成本。工厂生产产品,每生产一件产品都需要民主讨论,其结果导致生产期延长,若是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会贻误战机,产品积压,卖不出去,或者因不能按期交货,单方面毁约,看来依靠民主是不能正常生产的。其实在现实中也没有工厂遵守民主原则,企业决策所依据的是股权大小,而非人人平等的民主权利。然而奇怪的是在西方企业界不遵守民主价值,在政治界却推出人人平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似乎民主仅限于政治权力。若限于政治权力,民主就不具备普世价值。因为普世价值具有一以贯之的作用。

   自由呢?我们试想人人都想自由,自由就须有界限,否则自由与自由之间互相侵犯。因为空间是有限的,有限的空间,此多了,彼就少;彼多了,此就少,自由似乎还是在争地盘,争自由空间,钱多的人,较之钱少的人在很多方面自由就多了许多;钱少的人心里不平衡,想继续争过来,于是社会再现纷争,为此钱多者为保证自己已取得的自由空间,就要依靠法律予以维护,于是法律就成了维护自由与自由之间相争的界线与禁区。正如荀子所言:“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赡,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王制》)荀子的意思是说如果人与人地位相当,好恶又相同,那么就一定会因自由而相争,争则必乱,乱则不能久。由此可以推知,自由也不具有普世价值,社会会因为自由而相残、相压迫、相互争斗。

   我曾经以这样的分析向先生汇报,先生没有反对。先生还说现在西方社会也从个人本位向利他主义转变了,越来越接近中国传统道德了。中国文化中的“让”的精神,也就是先生讲的“内在超越”,则更能解决人与人之和谐与人与自然之和谐。

   先生进一步说:“自由虽然不具有普世价值,也就是说自由的领域要有限制,自由的程度也应该限制,不能将自由扩张到极致。但是在教育方面,自由原则却是应该坚持的,教育所传承的是文化,文化传承强制是不行的,文化传承所依靠的是自觉自愿,而自觉自愿离不开自由的原则。”先生对自由的理解如此之深、如此之恰如其分,我深感敬佩,并且这些话先生在公开也很少讲。先生关于对自由原则在教育方面的体现,与后来先生谈及教育体制时是一脉相承的。

   先生还引用了古代波斯哲人的一句话,说“唯有普遍性的法则才是真实的法则。”诸如“天人合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庸”,“自然无为”,“心物一体”等具有普世价值。从先生的这些讲法中也可以推断出,天人二分,己所不欲而施于人的转嫁危机的思维,崇尚科学违背自然的思想都不具有普世价值,还有不中庸,看待问题两极化、分隔化、无度化以及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同样不具有普世价值。也由此可以进一步推论普世价值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那么为什么普世价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而不在西方呢?先生教导说:中国文化具有天下性,无阶级性,正因为无阶级性与天下性,站得高,不狭隘,无私心,得出的结论能超越自身利益,而能得到更为广泛的认同,对此我深以为然。由此我想到由孔门弟子整理的《论语》,为什么要记载自己的老师如“丧家之犬”呢?按中国的传统要为圣贤讳、为尊者讳、为长者讳,而在此处为什么不讳呢?原因正在于先生所说的中国文化具有天下性、无阶级性,无阶级性在学术上讲就是中国文化不代表某一个阶级,而是代表社会大群。

   《论语》中记载孔子如丧家之犬,其本意正在于要告诉后人,孔子没有老板,以天下利益为自己的利益,以百姓之心为自己之心,也正因此《论语》才能成为天下人共同认可的书,《论语》中所内涵的价值者具有普世性。

  

关于教育问题

  

   先生对于教育非常重视,一直想在教育方面找寻出非官方监管的可以突破的薄弱环节,如书院就是一种形式,甚至提出过在中国建设教育特区的大胆设想。先生在离去世前几个月,正值中央国务院内参室中央文史馆要给先生拍摄节目之际,中央文史馆的同志找到我,先生也同意由我代表他协助此拍摄录制工作。那时先生身体已不如前,经过精心策划,本着尽可能减少干扰先生的精神,计划对先生的采访工作减少到三次,每次不超过十五分钟,采访内容是依照先生的意思由我整理,最后归类为四大内容:即马克思与儒家文化或者社会主义与儒家;教育存在主要问题及改革;农耕文化与城市化;还有礼法合制。这四大问题是先生当时最想讲的,针对性很强,也很迫切,此拍摄工作计划每周进行一次,每次与先生约好,但每次到采访的前一天或者当天早上就接到小刘的信息,说先生身体不佳,采访录制工作须推迟,连续好几次,直到先生去世的前一周,摄制组的同志还一直枕戈待旦地准备着,随时等先生好转的消息进行采访录制。此事真成了千古遗憾!好在先生要讲的要点让我作了大致的记录,我也真庆幸能在先生弥留之际得到先生之心传。

   对于教育问题,先生的第一个观点认为教育根本问题不在教育,而在文化选择。先生说有什么样的文化选择,便有了什么样的教育理念,教育理念受制于文化价值。按照先生讲,文化分为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与西方文化,在哲学层面中印文化相通处甚多,譬如天人合一、心物一体、以向内求的内在超越的道德文化、道法自然等;而西方文化则天人二分、心物分离,不是唯物便是唯心,相对于内在超越,西方则是外在超越,尚力尚利而非尚德,道法自然注重自然,而西方则注重人为。

   先生讲的第二观点,在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价值下中国的教育理念,用先生的话说,就是人的德性与智慧全在人的天性中,或者说在人的自性中。人的道德智慧是生而俱有的,知识是外来的,但知识不是智慧,也非德性。今日之教育重点不在道德与智慧,而在外来的知识。

   先生的第三个观点,道德与智慧是统一的,不可分割,道德有多大,智慧便有多高,仁智统一。因此中国古代的教育重视做人教育,做人教育重在启发道德,启发道德在于孝悌。

   先生的第四个观点,重新阐释了“因材施教”。先生说:因材施教不仅仅是教育方法,更重要是教育理念,是与仁智在于人的自性中一脉相承的,人是主体。“因材”就是顺应人的天性,人的天性是自然的,与道法自然是相同的。道法自然重在强调自然之性,人也是一个自然。教育要以人的自然之性为原则,不是要摧残此自然之性,就像今日之工业化、市场化,对自然开发无度,企图变自然秩序为科学秩序,其结果是面目全非,导致人与自然不和谐、人自我身心不和谐、人与人不和谐。尊重自然就是尊重人的天性。

   因此在古代教育中,首先是养蒙。养蒙其实就是保护儿童之天性,如同植树,植树重在植根,植根一定要将根放置在大坑中,让根系很好伸展,放土时也不宜将土压得太实,更不能为检验树根的牢固而一天摇几次,将树摇死。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就是通过种树来说明治国的,今天先生用来说明教育之养蒙。今日之小学教育、幼儿园教育错误就在于小孩负担重、学的太多,并且考试多。考试多就如同用摇树来检验其树根之稳固,这样不仅对孩子无益,反而会摧残了孩子的天性。学的多尤其是学的东西还要强迫孩子理解,孩子理解不了怎么办,给孩子灌输快餐文化,快餐文化对增殖元气无益,还有损天性、有损元气。

   在古代,儿童主要是在私塾学习,私塾在乡村,乡村有一个很大好处,亲近自然,可以看到很多花草树木,鱼虫鸟兽,在这种环境下不仅有利于儿童正常发育,还有利于培养对大自然的感性体验。也便于在长大以后形成天人合一、心物一体、自然和谐的宇宙观。因此在养蒙阶段重在亲近自然,在满足孩子正常发育之闲遐诵读经典,经典主要是指圣人之言,圣人之言是千锤百炼的,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改变。背诵经典不需要理解,此即是养蒙。若过度开发,儿童之天性遭受摧残,中年之后便无潜力了。我们现在的教育,在儿童时代已将其最宝贵的自性天性损害了。先生以他的父亲汤用彤为例,说汤用彤先生在十五岁之前,可以说主要随先生的祖父汤霖雨三公受学,在汤用彤的著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跋”中写道:“彤幼承庭训,早览乙部。”乙部就是经史子集中的史部,意思就是在十五岁之前,汤用彤先生已经诵读完了经史两部,这为他后来的学术奠定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根本。

今日很多大科学家、大师之所以学术造诣境界上不去,主要在于欠缺儿童时代的诵读经典阶段,也就是说没有童子功。民国时代,中国出了很多声誉中西的大家,主要原因就在于儿童时代的私塾教育。虽然民国时期很多人批判旧式教育,其实若仔细分析一下,正是他们所批判的旧式教育给了他们一大根基。钱学森、毛泽东等都是如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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