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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精与集萃:历史社会学的新方向——读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

更新时间:2017-09-14 23:33:19
作者: 李帅飞  
除了从宽泛的文化史角度来分析,对于运动的组织方——中共及其的组织模式,以及被动员方——青年学生,以及学生的出身学生团体内部的组织形式,都有很多的地方需要开拓。

  

   除了以上几个经典的案例分析,本书对于中国政府的合法性论述和中国集体行动展望,对于中国政府的执政也非常具有启发性。

  

   案例分析之外,作者对于西方的社会运动理论的阐述也非常到位。作者在第二章先是宏观上分析了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发展。第三章分析了集体行为理论以及情感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在第四至第7章从社合变迁,社会结构,国家等三个角度,论述了其与社会运动的关系。第八章从搭便车理论与博弈论两个角度介绍了形式社合学方法。第九至第十二章介绍了资源动员理论及政治过程理论,社会运动的动员结构,以及话语,符号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

  

   在马克思的生产关系理论,涂尔干的变迁理论,韦伯的观念决定论,以及亨廷顿的现代化理论等理论的基础上,赵老师提出了变迁,结构,话语三个分析社会运动以及革命的视角。大致可以说,变迁这一视角主要来源于涂尔干,亨廷顿等:结构这一视角主要来源于马克思:“话语“主要来源于韦伯,瑟威尔等。赵老师同时也提出了“国家的性质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一逻辑,这一分析维度主要来源于斯考切波和摩尔。

  

   在书中,赵老师这样解读国家的性质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的性质:民主,极权,寡头,君主立宪,后极权等。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可以从政治,经济和价值观以及国家合法性来分析。(12)

  

   变迁,结构,话语,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是赵老师在社会学理论上的重要贡献,按照这一思路,对于我们分析历史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都有很大的帮助。就学术的发展这一角度来说,学术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新的学术概念以及新的方法的提出,当一个概念抑或理论提出来时候,或许我们觉得非常简单甚至是非常熟悉,但是如果我们不能给从纷繁复杂的社会中抽取一些重要的概念来进一步分析复杂的社会现象,我们个体的对于社会的整合能力,往往得不到提高。比如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如尊德性,三纲五常,天理,人欲,新道学,心学,新儒家,理学,新理学等等,这些概念在多数情况下,指涉的都是相同的事情——如何成为君子这一儒学的终极命题,如果没有这些概念的出现,儒学这一古老的学问必然会僵化,最终可能会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面,对于中国十大夫的修身以及十大夫的社会实践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就像历史学研究一样,尤其是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带动学科发展的往往是一些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如费正清的冲击——回应范式,佩克的帝国主义范式,列文森的现代化范式,柯文的中国中心观,以及余英时老师的断裂理论等等,在具体的场域里面,如在中国革命史领域,范力沛,韦思谛,台湾学者陈耀煌提出的“地方精英论”等等,这些学者的研究并不是绝对完美,但是他们的研究往往都开风气之先,并且引领一个时代的学术研究趋势。从本质上来说,是因为这些人丰富了一个学科的研究理论,对整个学科的视野以及方法的扩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如果没有这些史学研究理论以及相关的范式出现的话,对于历史的把握,无论是从宏观上还是微观上,都无法得到很好的突破。

  

   另外赵老师在书中提到了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这本书的主要观点就是,世界现代化的有四条道路,第一条是英法美的民主道路:第二条是日本和德国的法西斯道路:俄国和中国的自下而上的革命道路:第四条是没有经过革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同样,著名的思想家梁《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也提出了世界三条路向说,第一条是西方世界的竞争向前的方式:第二条是印度的反身向后:第三条是中国的意欲自为的道路,并且提出未来世界的发展就是沿着第三条道路也即中国的道路来走,从历史经验来看,世界历史的发展并没有沿着《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预测,反而在现代化的大潮下,整个世界都在朝着西方世界的道路上发展。从学理上来说。两本书都是对世界发展方向的展望,但是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比较和分析这两本书的理论和观点呢?

  

   尽管自己的学术功底有限,但是还是想根据自己简单的积累谈一下个人对于本书的几点看法:在书中,赵老师对于社会科学的两种研究方法——解读传统与解读传统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依笔者愚见,似乎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先看一下赵老师对于两个概念的定义,解读传统的目的不在于寻找事务内在的逻辑关系,而在于理解和厘清特定人类活动在特定文化条件下的内在含义或意义:而解释传统的目的则是寻找具体事物或事件的内在机制以及与之相应的因果,辩证,对话型或历史性关系。(13)这个概念界定没有问题,但是作者说:中国在“五四”以前可以说就没有解释传统”这一论断似乎有点武断,就以中国传统儒学的主体——经学来说,今文经学从诞生初始,就是为了解释中国历史的演变规律以及中国王朝的合法性来源,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何休的“公羊三世说”,韩愈的“道学”,宋儒的“理学”,王阳明的“心学”,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等,甚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都是解释传统的经典理论,这些理论与观点的共同目的都是为了更好的解释历史,当然如果从严格意义上的事实层面来说,的确存在歪曲历史的地方。

  

   米歇尔在《政党》中指出:由于组织的领导有资源,信息及权力方面的优势,即使是一个正在为民主而斗争的政治组织本身也具有专制倾向,也就是说,这些正在为民主而斗争的政治组织,实际上只是在一个大专制环境下造就的小专制环境而已。托克维尔著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结论也是符合中共建政后的民主化程度,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革命成功以前是专制,革命成功以后也是专制,大家认同不?简单来说,当一个革命政党为了一个国家的民主法治奋斗时候,这个政党只有对内实现专制才可以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组织成员的活动的成功率才会更高,当这个标榜民主意识形态的政党夺取政权后,国家会变得更加专制,如果这个逻辑完全成立的话,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革命并不可以实现民主宪政,美国式的宪政民主从历史经验上也佐证了这一结论,美国式的宪政不是美国革命的结果,是美国建国后围绕政党政治和宪法调适的结果。可是就目前的中国革命史研究领域来说,众多的研究者并没有在这一问题意识上展开相关的课题研究。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中国史学界对欧美国家革命史的界定是很有问题的,按照斯考切波老师对革命的界定:一个社会的国家和阶级结构快速而根本的改变,伴随其中并部分是以自下而上的阶级反抗的形式来实现的。(14)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国民革命、共产革命、法国的法国革命、俄国的十月革命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但是美国革命就不在此列,美国的变化仅仅是在“驱逐”英国后开展的一系列改革,英国自始至终对美国都是形式意义上的统治。

  

   在赵老师的成名作《国家-社会关系与八九北京学运》这样分析学运爆发的社会背景:经济改革滋生了大规模的官员腐败,激起了广大民众以及知识精英的不满:高等院校学生控制系统的崩溃:大规模的高校扩招导致学历贬值以及大学生社会地位的骤降:还有就是胡耀邦去世这一突发事件以及由胡耀邦逝世引发的一系列的谣言等,与当下的中国相比,中国政府对于舆论的控制以及对于学生的控制能力都要比80年代强的多,尽管中国政府一直在大力反腐,但是中国民众仍然怨声载道,民众对于政府的欲望有增无减,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中国政府的合法性来源——绩效合法性从学理上就存在一些缺点: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改革开放对中国的基层政治生态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一个典型的现象就是乡村政治土匪化以及县城政治家族化,(15)这一现象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

  

   限于学力所及,赵老师书中还有其他的理论线索,暂时没有很好的梳理起来。简单来说,《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是一本经典探讨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著作,该书梳理了关于研究社会运动的经典著作,并且提出了一些经典的论断,最终提出了在国家社会关系下的变迁、结构、话语这一研究社会运动的一般范式。我们再重新审视一下赵老师提出的变迁、结构、话语这一范式,变迁与结构是从宏观的角度来审视,话语则是从微观的角度分析,如赵老师对公共舆论、新闻媒体、互联网的简单分析。我们这里把变迁与结构定性为宏观,也是一个相对的处理方法,我们把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改革、革命、大规模的社会运动称作宏观,当然很好理解,“结构”可以指一个国家的分层、也可以是具体的社会组织、也可以指不同的群体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是一个村落上级地方政权的互动等,总之,变迁与结构在具体的技术处理时候,往往可大可小,是一个相当宽泛意义上的分类框架。

  

   除此之外,赵老师对国家社会关系这一研究路径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正如书中所言:既往的国家社会关系研究,多数都是在这一社会学概念下的泛泛而谈,没有对这一概念的内涵作精要的界定,多数的概念都事为相关概念辩护,史料的堆砌比较严重。因此,赵老师从国家的性质、社会的性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等角度对国家社会关系作了扼要的分析,值得我们大家深刻领悟。

  

   晚近民国以来,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学派逐步在史学界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傅斯年曾言,史学就是史料学,可见傅斯年老师对史料的重视程度。史料学派的代表陈寅恪在史学上取得了重要成就,我们通读陈老留下的《柳如是别传记》、《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等著作,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陈老不管是在讲那一个问题,都会先罗列各种史料、包括一些稀有史料,史料可能要占三分之二以上,史料罗列完之后,陈老才最后告诉大家对象和结论。我们可以看到史料学派具有比较强烈的考据特色。

  

   比傅斯年稍微一辈的何炳棣老师、在社会史、思想史、制度史都取得了重要成就。何炳棣早年求学于清华大学,受业于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代史学家蒋廷黻先生,后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我们通读何老师的著作,我们会发现何老师的研究受社会学、统计学等社会科学影响很大,几乎每一本著作都是为了回答一个重要的学术命题,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明清社会史论》是为了探讨科举对中国社会阶层流动所起的作用,而明清社会史论的成书也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欧美学界对大学教育争论和研究密切相关,该书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黄土与农业的起源》则是为了论证中华文化的起源问题,中国文化的起源问题又回到了中国农业起源这一重要学术课题,作者利用大量的工具和翔实的资料,扎实考证中国农业的起源于黄土区域。《明初以降人口及相关问题1368—1953》则是为了探讨新中国前6个世纪的人口、地方政权的具体运作、人口与土地的关系等重要学术命题,该书依据丰富的史料,扎实的考证,在中国人口史、中国经济史上具有里程碑地位。我们看到与史料学派相比,何老师的书带有浓厚的问题意识,并且方法论意识比较强。

  

   客观来说,这是史学研究的两条路径。但是在目前史学研究碎片化大行其道的情况下,作为史学的参与者,我们有必要借鉴一下社会学和统计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尤其是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与成果。赵鼎新老师提出的变迁、结构、话语范式对于我们研究中国革命史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太史公曾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作为史学的参与者,虽然我们打不倒太史公的史学高度,但是我们在开展具体的学术研究时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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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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