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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勇:夜读杨老

——我体会的孔子研究及西政精神

更新时间:2017-09-13 11:16:29
作者: 夏勇 (进入专栏)  
所谓文、行、忠、信四教,尽在其中矣。

  

   三

  

   仁心源于禀赋,也来自修炼。坚毅、刚强是杨老诠释孔子的另一个基调。面对不仁的现实,光是悲天悯人是不够的,还必须坚毅、刚强。这就要通过修炼、修行,以义无反顾的实际行动求仁从仁、行仁成仁,尤以磨难、屈辱、悲凉、忧愤而参天地之化育。孟子所谓“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尽心上》),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杨老写道,“孔子不怕痛苦、病弱、孤独。受人围攻,他镇静自若,在困难的时刻,犹弦歌不绝。”“孔子是一个运动家似的,不知疲倦、不计失败的人,不应当仅仅把他当一个所谓‘圣人’。”(第116至117页)杨老说,鲁迅所谓“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就是“不可为而为之”,恐怕孔子就是这样的人,他周游六国,说了不少仁义道德治天下的话,诸侯不高兴,结果成了“丧家之犬”,只有回到家乡删诗书,过着寂寞的生活。孔子感到“道之不行也”,想“乘桴浮于海”,有过和野人一道生活的想法。杨老的笔记里摘抄了《论语》里的一些句子,如,“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如,“一箪食,一瓢饮;”“富贵于我如浮云”;“浴乎沂,风乎舞雩”。如,“朝闻道,夕死可矣;”“君子谋道不谋食;”“笃信好学,死守善道。”他写道:“逢乱,遁世、遁地、遁色,天下无道则隐。孔子对于高蹈隐放之士未有责备而有赞誉。”“中国历史上,在一般最伟大的人物中间,因为受到社会的压迫、歧视而过着隐居生活的又有多多少少!说不定这些人都是儒家的后裔!在皇帝四周,思想家是荒凉的。皇帝总是要追查‘腹非’而拿他来治罪的。最正直、最光明的人,也被列入而随时可以拘捕的‘疑似’分子(唐律有疑似分子,汉武帝治‘腹非罪’)。”(第118页)

  

   杨老多次提到,孔子告诫弟子“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他认为,“从董仲舒到程朱陆王,宗派迭出,各立门户,都是尊孔的。但是其中的一些儒者,却以帝王的旨意、态度为转移,而离开了孔子学说的主旨。王安石说先秦以后的儒者都是‘俗儒’,这大概是他领悟孔子的‘无为小人儒’之戒的心得。”(第31页)他还认为,后世所谓儒学或新儒家越是神乎其神,越是离开孔子思想,有些实为“美化赃品、污蔑孔子,”“明代李贽说了一句真话,儒学不在士大夫之林,而在‘三家村’的野人那里。”(第71至72页)。

  

   杨老的学术研究富有现实的战斗精神、批判精神,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怀着一种对真理的真实激情”(第131页),嫉恶如仇,眼里揉不得沙子。他曾引用《论语》“惟仁者能爱人,能恶人”,“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也”,“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强调认识恶,才能认识追求美善;认识丑恶,就能接近真理(第115页,第117页)。也因此,杨老对孔子的研究,不是读死书,也不是玩学术、搞门派,而是把自己放进去了,把时代、把现实放进去了。他谈的是几千年前的人物,思考的却是很前沿的实际。他强调,孔子离我们并不远。“我们与孔子之间,只隔了七十多代人的时间”。(第119页)“时代不同了,孔子操心的问题,有些是今天仍然摆在我们的面前。”“当时的社会问题、思想意识经过一二千年以后还会存在,虽然形式及内容都先后发生变化”。“我们今天面对世界风云的变幻,是否能够像孔子那样执著于仁道,对不同的人和事及时说出自己的主张,这样一想一比,就会发现,未必我们就能贤于古人!”(第129页)他认为,研究孔子,要把自己放在二千多年前的孔子生活的环境中,看到他所处的境地和时机,在乱邦、危邦中狼狈辗转不得安息,而又要坚持自己的主张。“春秋战乱四百年,也还有一些贤人,今天我们的社会好人坏人分不清了”。(第408页)晚年日记中,他对不良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批评,如,“为专政而专政,为革命而革命”(第331页),“上伪下诈”“自欺欺人”“我行我素,大话要说,大事要做,大财要发,一呼百应,有权就用,风光一时”(第332页),“从喜欢空话、爱听假话……发展到以权谋私、见利忘义”(第334页),以及“争权夺利”“左右逢源”“左右打人”(第331页)等,也有着重要的思想价值。

  

   杨老的理论批判及于广泛的人物和领域,从《景凡文存》所列标题看,除马克思、恩格斯外,对老、庄、孟、董仲舒、韩愈、朱熹、王阳明、卢梭、黑格尔、罗素、托尔斯泰以及傅雷、顾准、巴金、钱钟书等,也有专涉。杨老对当代政治法律问题多有批判性见解。比如,关于人权、民主。杨老认为,古代中国,也有人议论人权。卢梭的天赋人权论,也不过是乌托邦的理想。现在的西方社会,认为人权已经有了保障,他们引为骄傲的充其量不过是“代议制”。马克·吐温把那些“代议”讽刺挖苦为比强盗还强盗(第110至111页)。又比如,关于犯罪与法律。他引用马克思“犯罪的耻辱不应当是法律的耻辱,”指出,马克思认为统治者立法是不公平的,这句话的意思应当是:犯罪的耻辱是法律造成的(第113页)。这次读杨老,才看到1986年6月杨老专就我的研究生毕业答辩写过一篇日记,并就“自由、民主”问题打了4个问号(第334至335页),这些问题,特别是世界范围内的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如何迷惑人、愚弄人,是值得省思的。细想起来,这些年来,我一直琢磨的一些问题,如,和谐、人权、德性、新民本、根本法则、宪法之法、儒家法治理念以及用西方学术立场和方法端详中国本土等,无疑得到杨老的精神感召和灵通冥启。

  

   其实,坚毅、刚强也是杨老人生的一个基调。杨老早年是川东地下党,出生入死,新中国成立后做过西南区某情报机构负责人,后来到大学工作,经历了那一代共产党人、尤其是党内知识分子都经历过的事情。杨老挨整20多年,他曾坦承:“我的经历中与潘汉年相似,”只是比潘汉年幸运(第414页)。这次读到杨老研究孔子的笔记和劳改日记,我才理解,杨老何以有强大的内心,历经磨难、横遭冤屈而没有倒下;何以有从道不从君的胆气,无畏得失、宠辱不惊;何以在诬服自贬、屈辱困顿时依然书生意气、孜孜不倦,做到忍辱负重,为周围的人、为这个世界,能做多少好事就做多少。曾任西政院长的高绍先老师深情回忆,在文革后期,面对省革委会宣布撤销西南政法学院的荒唐决定,杨老不顾“思想问题”、“历史问题”、“阶级异己分子”等受谤蒙垢之身,当仁不让、奋袂而起,为“护校斗争”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第535页至536页)。

  

   读到这些,让我对前文提到的“充满仁爱精神的伟大教师群体”、“自然形成良好的学风校风”有了深一步的感悟。仁爱之心人皆有之,悲悯恻隐性之所然,大话高调也是谁都会讲几句的,问题是在遇到具体事情的时候能否体现出来,这就需要顽强的意志品质。特别是在关乎个人得失荣辱的时候敢于豁出去,坚守信念,多替周围的人、多替天下苍生着想,至少不去害别人,或者追求那种“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功业。孔子说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其意亦此。近些年来,昔日的同窗们总是深情回忆西政流年时光,我想,这并非老之将至的恋旧情怀,而是在阅人历事的长期比较中形成的对某种宝贵的精神品质和生活环境的看重,就像宋词里写的,“对人不是忆姚黄。实是旧时风味,老难忘”。从文化学、社会学角度看,当时的西政氛围里,确实有一种既仁善又严肃、既传统又现代、既奋发又干净的精神品质,一种在礼崩乐坏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化和人性善、师生谊、朋友义、苍生念、家国情以及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品性、知识分子的良知、“文革”劫后余生的松绑解放等多种复杂因素而顽强生长出来的求仁行仁的自然秩序。细细体会,这样的精神品质、这样的自然秩序其实又是很普通、很平常的,因为它扎根普通人的人心,扎根常情常理常识,如同松柏扎根沃土,涉青阳不增其华,历玄英不减其翠。也因此,它既不限于西政一隅,当然也不限于那个年代。在我们身边的日常生活中,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一个群体、一个家庭里,都有可能形成这样的精神品质,这样的自然秩序。关键在我们自己。

  

   1978年我考入西南政法学院时未满17岁,一共呆了8年。在那里成年、成长,在那里苦读、清修,在那里遇到良师益友,乃人生之幸。这几夜奉读《景凡文存》,又使我受到教育。读书既是读别人、读圣贤,也是读世界、读自己。杨老经历坎坷、思想丰富,我读到的很有限,只能就眼下所读所思,写一点初步的心得体会。

  

   夜阑静,望苍穹,我想借此机会,谨向歌乐山以杨老为代表的故去的、健在的老师们致敬并感恩!2014年冬我去重庆出差期间,匆匆回校祭奠老师,还有幸拜见了年至耄耋的田师母、杨和钰老师、黄焘老师。回来写一小诗《母校祭师访友》,后蒙“七八级歌乐台”转发,里面有两句:“学堂蜀道中,士子幸开蒙。”“师德高五岳,友义远三公。”这是我的心里话。

  

   (2017年5月25日夜于北京)

  

   该文载于俞荣根等编《明月松间照——纪念杨景凡先生诞生百年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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