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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志华:“仁”的内涵、现代价值与现代调节

更新时间:2017-09-11 17:15:58
作者: 程志华 (进入专栏)  

  

   摘要:“仁”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概念,有着固定而明确的含义。在现代生活中,“仁”可经过诠释而产生现代价值,即“个体道德价值”、“社会伦理价值”和“人的自觉精神”。然而,“仁”与现代生活应是一种双向互动即“两端而一致”的关系。因此,面对现代生活,诠释“仁”之现代价值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对“仁”进行“自我调节”。即,突破“意图伦理”的限制,将“责任伦理”的有益成分纳入自身。质言之,以“义”充实“仁”乃对“仁”进行“现代调节”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仁的内涵;现代价值;现代调节

  

   一

  

   尽管《论语》采用的是语录体,故理论性、系统性显得不足,但“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这一点是明确的。张岱年说:“孔子思想以仁为中心,虽由行仁而达到乐以忘忧的境界,……”[1](p268)然而,正因为《论语》的理论性、系统性之不足,关于“仁”之核心含义常引发后人的争议,有的甚至认为其没有“确旨”。对此,张岱年曾批评说:“后人惟不知孔子自有仁之界说,而谓孔子一生未尝说出仁之确旨,乃自己为仁字另定界说。结果或失之玄虚,或失之儱侗,或失之肤泛,或失之琐碎;且皆于《论语》言仁各条或合或不合,牵强比附,终不可通。”[1](p257)在张岱年看来,“仁”是一个统摄诸德之普遍性的最高范畴,其核心含义是“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他说:“仁之本旨,只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可见孔子所谓仁者,如何平实而非玄虚,如何明确而非儱侗;切近简易,而又宏伟广大;统涵诸德,而不失自为一德。”[1](p257)这里,张岱年所论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关于“仁”的定位,即,它是统摄各种美德的具有普遍性的最高范畴;二是关于“仁”的核心含义,即,它的核心含义在于“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不过,这两层意思当中,前者恰切,后者则不很恰切。

  

   那么,何为“仁”的核心含义呢?概括地讲,“仁”作为最高范畴,核心含义是“爱人”。或者说,关怀人、尊重人即“爱人”乃“仁”的“本旨”。就“仁”的文字结构来看,它由“人”、“二”构成,指两个人在一起。由两个人在一起,孔子进一步抽象,赋予其以“爱人”的道德内涵,并将其置于诸德之上,从而形成普遍性的最高范畴。基于此,孔子一生以关怀人、尊重人为立身之本。典型的事例是他闻知马厩被烧后的反应。《论语》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2](p137)因此,孔子不仅反对人殉、人牲,也反对用土俑、木俑以为牺牲,甚至以“无后”来诅咒“始作俑者”。《孟子》载:“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3](p14)实际上,孔子对“仁”的核心含义有诸多论说,只不过未以定义的形式界说而已。《论语》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2](p168)对此,《韩非子》的论述可为孔子思想的注解:“仁者,谓其中心欣然爱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恶人之有祸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报也。”[4](p131)当然,以“爱人”为“仁”同时引发了两个方面的关联意义:其一,“爱人”即意味着“不爱鬼神”。因此,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2](p79)。其二,“爱人”即意味着“不爱物”。因此,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2](51)。就孔子的思想来看,这两个关联意义反过来更强化了“仁”为“爱人”的含义。

  

   在孔子,“仁”之核心含义为“爱人”,但其具体包含“忠”和“恕”两面。或者说,“忠”和“恕”乃“爱人”两个方面的具体含义。具体来讲,孔子虽然主张“泛爱众而亲仁”[2](p7),但他认识到抽象的爱是无法实现的。因此,他为了将“爱人”落到现实处,遂主张以“仁”为体、以“忠”“恕”为“用”。即,“忠”和“恕”是“仁体”的“大用流行”,二者是一种“体”“用”的关系。或者说,“仁”之“爱人”作为一种内在德性,需要通过外在伦理表现出来。因此,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2](p51)关于“忠”“恕”的具体含义,孔子认为它们乃“仁”之“积极义”和“消极义”的两面。“仁”为“积极义”,指“积极地”将自己所欲施于人;此谓“忠”之“方”,意在关怀他人。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2](p83)“恕”为“消极义”,指“消极地”将自己所恶勿施于人;此谓“恕”之“道”,意在尊重他人。《论语》载:“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p214)由“仁”之“忠方”和“恕道”这样两个方面来看,只讲“仁之本旨”为一个方面确不全面。此乃前述谓张岱年所论不很恰切之所指。

  

   那么,如何做到“忠”和“恕”呢?孔子提出的践履原则是“克己复礼”。所谓“克己复礼”,指克制自己依从“礼”而实现“仁”。在孔子看来,人间秩序需要礼仪来规范,这是自古以来概莫能外的道理。《左传》载:“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5](p1308)不过,对人间秩序的规范需要落实于个体,因此“克己复礼”之起点在“克己”。《论语》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2](p157)对于“仁”与“礼”的关系,钱穆认为“礼”乃“仁”之体现,“仁”乃“礼”之根源。他说:“礼者,仁道之节文,无仁即礼不兴,无礼则仁道亦不见,故仁道必以复礼为重。”[6](p418)在此,“克己复礼”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守礼”,关键在于“博学于文,约之以礼”[2](p81);另一个是“克己”,关键在于“为仁由己而不由人”参见[2](p157)。当然,在两个关键词当中,孔子更强调“克己”之相对于“守礼”的重要性。

  

   二

  

   客观地讲,现代化虽是国人孜孜以求的梦想,但现代化也伴生了一些令人失望的社会现象。一个方面,面对复杂的现代生活,人往往容易迷失方向,找不到“安身立命”之所;此方面集中的反映为道德虚无主义。另一个方面,在追求物质财富的同时,社会丑恶现象也相伴左右;这个方面集中的反映为社会伦理水平的下降。对此,“回头”到儒学中去寻求解决办法成为了时代课题,因此儒学的现代价值被提上学术界的议程。关此,美国学者列文森曾有著名的“博物馆论”,认为儒学在现代已失去价值,只是博物馆里“陈列品”。[①]实际上,儒学并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是仍具有生命力的“活生生”的存在。其中,“仁”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范畴,便是儒学留给现代生活的一份“珍贵遗产”。对此,台湾学者蔡仁厚曾说:“中国传统哲学中许多基本概念都具有独立自足的意义,而且是无可取代的(如儒家的仁恕、时中,道家的无,佛教的空等等)。只要运用现代语言加以诠释,就可以豁醒它的意涵,继续显发它的效用。”[7](p31)

  

   具体来讲,“仁”面对现代生活经过诠释所可有的现代价值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仁”具有个体道德价值,此由“仁”之“爱人”的核心含义所得。所谓个体道德价值,是就“仁”作为内在德性而言的。如前所述,“仁”的核心含义是“爱人”,即“仁”之“本旨”为“爱人”。毋庸置疑,“爱人”之“仁”在现代生活中亦有普适性,因为它揭示了人具有区别于禽兽的道德属性。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3](p223)因此,凡是人皆需“以修身为本”。诚如《大学》之言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也。”[8](p1592)所谓“修身”,主要是指作为“内圣”的道德修养,即“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由此“内圣”,才能有作为“外王”的“齐家”、“治国”、“平天下”。[8](p1592)质言之,道德修养是整个人生实践的起点,也是良好社会秩序的基石。因此,关注自己的道德属性,进行日常的道德修养,乃是人之为人的题中之义。很显然,由此来讲,“仁”可助于消解现代生活中的道德虚无主义。

  

   其二,“仁”具有社会伦理价值,此由“仁”之用为“忠”和“恕”所得。人类生活的显著特征是为了生存而组成社会组织。对此,荀子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生不能无群,……”[9](p164)其实,之前孔子对此已经首肯,因为其论定“仁”为“爱人”正是以此为前提的。如前所述,就“仁”的文字结构而言,它由“人”、“二”构成,此即意味着人组成社会之义。美籍华裔学者陈荣捷说:“仁字乃由两部分构造,其一为人本身,另一则表示众多而为社会之意。”[10](p18)正因为如此,才有所谓“仁”以“爱人”为本,也才有以“忠”和为用。质言之,作为社会性的动物,人必须考虑他人的存在,必须考虑社群的秩序,而此即为社会伦理的范畴。具体来讲,现代生活之人伦虽很复杂,但依然可归结为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上下等五伦。面对这五伦,人之行事亦不外是“忠”和“恕”:一个方面,“积极地”将自己所欲施于人,此为“忠”;另一个方面,“消极地”将自己所恶不施于人,此为“恕”。这样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即是孔子所谓“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2](p165)。毋庸置疑,由此来讲,“仁”可助于提升社会伦理水平。

  

   其三,“仁”凸显了人类自觉精神,此由“仁”之践履原则“克己复礼”所得。按照孔子的理解,“仁”和“礼”是一致的,否则就不会有“克己复礼为仁”之说。不过,要达到“仁”,关键在“守礼”,而“守礼”的关键在个体自觉。即,若自己不追求,自己不努力,不仅无法“守礼”,“仁”的目标也将等于零。因此,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2](p157)具体来讲,“克己复礼”需要将“守礼”落实于日常生活,“视”、“听”、“言”、“动”均须“守礼”,而“守礼”的关键在于主体自觉。对此,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2](p95)“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2](p214)正是在此意义下,儒学被称为“为己之学”,而非“为人之学”。因此,对处于现代生活的公民来说,可怕的不是他不具备“仁”,而是他丧失了追求“守礼”的愿望,丧失了对“克己”的自觉。很显然,“仁”所凸显的自觉精神,不仅是化解道德虚无主义的关键,亦是提升社会伦理水平的关键。

  

   三

  

由上述可知,“仁”经过诠释仍可具有现代价值。毋庸置疑,这些诠释对于现代生活是极为重要的。但是,这些价值只是“仁”对现代生活的一种“应对”,而不是基于反思而对“仁”本身的“自我调节”。就现代社会来讲,“现代化”几乎成了全世界共同的奋斗目标,中国则是迈向现代化的最大发展中国家。毋庸置疑,要完成这样一个历史进程,仅仅依靠已有思想的现代诠释是远远不够的。或者说,除了对已有思想进行价值诠释之外,适应现代化以进行理论创造更为重要。具体到“仁”来讲,一方面应面对现代生活“挖掘”其现代价值;另一方面应面对现代化所包含的时代精神,对自身进行必要的理论调节。不过,“自我调节”不是从“旧内圣”去“开出”“新外王”,而是在“新外王”的背景下“调节”出“新内圣”。这里,思考问题的理论预设是“内圣”与“外王”“两端而一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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