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允星:日常生活中的“小发现”

——种菜杂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34 次 更新时间:2017-09-10 10:50

辛允星  

不久前,学校家属区的最后一片“空地”被圈了起来,据说是要建设人才用房,规划图早在半年多前就已经张贴公示。我的两年种菜生涯由此结束了!虽然有一点失落,但也只能徒叹,近来,我时常回顾起自己在那片荒地上种菜的日子,浮想联翩,感慨颇多。

 

  1. 自发秩序

    隐约记得,在2015年春天刚刚来到的某日,同事X来家里告诉我说:LZ北边那里荒地开始有人开发了,我们也去占一块吧!他知道我有这个爱好,一直想着在学校附近找块地来种菜,所以很及时地来告诉我这个消息。在此之前,我早就“瞅中了”那块长满杂草的荒地,只是听说很快就要建房,才没有去开垦;如今,既然已经有人动手,说明至少可以耕种一段时间,就算是只能收获一年的蔬菜,也不算枉费我们的一片热情了!

    很快,我和X两家人一起来到那片荒地,割去一米多高的荒草,然后清理土壤中的废旧砖头石块,再清除地皮上杂草并用铁锹翻松表层土。正当这些工作正在进行之时,一位年龄约60岁的老太太来到我的身边,很不友好地对我说:“我们本来想着把这一片地都挖了的,结果被你们挖了!”听罢,我颇有点愤怒,但还是淡淡地说到:“这些荒地是大家临时用来种菜的,谁先挖了就是谁的,如果说想,我还想把这一大片土地都挖了呢!”看得出来,她虽然很不高兴,但还是悻悻而退了,我们的工作继续进行,直到最后完成。

    从我们开始“占地”算起,不到一周的时间,除几处“极难开发”的小地块之外,那片几十亩的荒地就被彻底瓜分完毕了,有几位“后来者”只得摇头离去。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发生了我所遭遇的那种小纠纷,但总体来看还是很平稳有序的,围绕公共资源的临时性占有和使用,一种“先来后到”的共识确保了这种秩序的实现。显然,这种“自发秩序”的实现不仅没有借助暴力和成文法,甚至连民间习俗和地方权威的影子也没有出现。

     

  2. 权利侵占

    刚种菜的时候,我曾见到过一位70多岁的老大爷,他的一只眼睛有明显的残疾,因此让我印象深刻。它在距我的菜地四五十米远处翻地,每当路过我的身边时就热情地打招呼,显得十分随和;但是不久,在长达近半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再未看到他的身影,直到一季庄稼收割完毕之后才再次相见。见面后,我问他为什么这么久不来菜地,他告诉我说,因为自己曾去农村老家住了一个多月,他开发的那块地被另外的人视为荒地“占”去了,他觉得自己在其他地方还有菜地,加上自己也没有下种子,就允许那个人先种一季;所以现在才又回来。听了老人家的话,我才发现,“无主土地”一旦没有耕种迹象,很容易被侵占。

    不久后的某日,附近种菜的一位70来岁的老大娘主动来到我的菜地,和我攀谈起来,她告诉我说,她花了很大精力才挖好了一个储水池,在雨季存下来一些水,准备旱季时用来浇菜,结果最近发现有个人多次到她的储水池偷水,被她严厉批评了;我附和着说到,那种行为确实不妥当,至少要获得水池主人的认可才能用这些水嘛!老人家听到我这么说,显得很高兴,后来多次前来找我攀谈,与我讲学校很多年前发生过的各种故事,甚至讲到了文革时期教师被批斗的事情....也许是因为我是种菜者之中最年轻的一位,也许是因为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十分相似,也许是因为我有着开展社会调查的天分,这位老人每次和我聊天都能主动讲出很多很有价值的信息,至少她的“权利”意识已经对我“展现”无遗。

    基于与两位老人的接触和交谈,我给自己提出了一个思考话题:公共资源的“悲剧”是如何发生的?从他们的土地和水源被侵用这两个案例中不难看出:当某种自然资源没有明确的“产权”时,人们即使明知道它是某些人劳动的产物,也会假装不知道这个信息,然后去侵占或使用其应用价值,特别是当侵用者没有遭遇明显阻力的时候,这种投机心态就会更加强烈;但是,一旦有人拿出明确证据证明这些资源是其劳动的结果时,人们大多也就会放弃侵用行为,因为即使在他自己看来,这种行为也没有“正当性”,只能以退让作为选择。

     

  3. 羡慕嫉妒

    金华2016年的夏季格外炎热,酷暑还没有结束,我种植的花生就将要成熟了。从外地出差回来后,我几乎每隔两天就去查看我的菜地,还偷偷挖开花生的根部土壤,看到了一串又一串的新鲜花生,心情十分愉悦,但天气稍微凉爽时进行收获了。突然有一天,我发现自己种的花生被他人偷偷挖去了一些,于是决定次日立马动工收获;在集中收获花生的当天,附近一位种菜的邻居不断赞扬我种的花生“结果多”,说他的花生苗旺,但是结果很少,并拿着自己的花生给我看,满脸的无奈!由于一个下午未能收获完毕,第二天下午,我继续去采收,结果发现又有花生被盗,想到昨天的事情,我顿时明白了很多,也就没说什么。

    与以上遭遇相似,我当年种的玉米刚长到20多厘米高度的时候,突然丢失了很多幼苗,很值得玩味的是,所有丢失的幼苗都是“并立双棵”中的一棵,这样一来,玉米地不仅没有出现空格,而且显得更“整齐”了。往旁边一看,一位邻居家的菜地里突然多出一片玉米苗,和我种的玉米苗几乎同样高度;那位邻居煞有介事地告诉我说到,他的玉米长得很快,将要赶上我早种的幼苗了。他以为我不知道“那片地”三天前还是空白,殊不知我早已知晓那些玉米苗就是从我的菜地里移栽过去的,只是因为自己也没有多少损失,更不想给人难堪,我不想说破罢了。也许因为如此,他后来多次请我到他菜地“收”些自己喜欢的菜。

    更值得思考的事情发生在另外一位邻居身上。他的菜地在我的菜地北边,因为来得晚,所以得到的这块土地不仅面积明显小于我的菜地,而且土质也较差。因此,他多次对我表达遗憾,感叹自己没占上好地块,说我种的菜种类多,长势好。本来,我们两家的菜地中间有个明显的“分界土坎”,但后来有一天,我发现,这位邻居不仅把这个土坎全部挖掉,而且把红薯直接种到土坎的位置,任由红薯苗爬长到我的菜地里,挤占我的红薯生长空间。开始还有点生气,后来想到“羡慕嫉妒”一词,我也只好微微一笑——谁让我的菜地“惹眼”呢?

     

  4. 集体攀比

    在整两年的种菜过程中,我惊讶地发现,这片荒地上的所有种菜者都很“关心”其他人的劳动成效,人们经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到其他人的菜地旁边观望一番,然后给出自己的或赞或贬的评价,甚至几个人一起对他们的所见进行一些探讨。每当看到这种场景,我就会莫名其妙地感觉“无聊”——对我们这些非专业农人来说,种菜本来是一个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的悠闲行为,为什么也要搞得像“农业学大寨”那样正式和紧张?我相信,能来到这里种菜的人要么是退休教师,要么是教职工家属(主要是从农村来的老人),家里的经济条件肯定不会太差,不至于要通过这点“收成”改善家庭经济状况,何必如此呢?

    带着这样的思考,我观察着那些种菜的邻居们。我的菜地西邻引起了我的高度关注,我发现他“特别在意”他自己在种菜者之中的“成绩”对比:为了扩大土地面积,他连续一周冒着酷暑清理旧砖碎石,直到把可开垦的最后一片荒地整理完毕,据他说因此他瘦了七斤;为了让自己的菜长势好,他每天挑水浇灌幼苗,每隔一段时间就施肥喷药,为了减少土壤的水分蒸发,他把绿化工人修建下来的杂草背到菜地,为它盖上“防晒衣”...自然不负勤劳,这位邻居的菜地经常都是生机勃勃,硕果累累,2016年底,很多成熟的菜因为来不及收获而腐烂在了地里;每当邻居们对他的丰硕成果“点赞”时,他总是显得格外喜悦。

    面对这种场景,我经常发自肺腑地感叹到:中国人(特别是农民)的勤劳绝非一般国家的民众所能比拟,他们的这种“勤劳”已经超越了简单的物质追求,而充满了很强的“面子竞争”色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集体攀比心理已经难以用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以及社会学、人类学的“功能”理论来解释,它十分类似于格尔茨先生所描述的巴厘岛上“斗鸡游戏”的发生逻辑,这其中的动力更多地来自一种“象征”机制,而非单纯的功利性需求。试想,当一个国家的民众长期以“创造财富”作为一种人生信仰的时候,各种制度性的障碍因素一旦被清除,其GDP焉能不强劲增长?未曾想,种个菜,竟能让我产生此等乱想

     

  5. 民间智慧

    在我种菜的第二年,我突然发现菜地旁边多了几个木箱子,再仔细看过,发现那是几箱蜜蜂,顿时感觉很新奇。后来遇到了养蜂人,我问他怎么会想到在这里养蜂,他告诉我说,去年他看到这里的蔬菜长得很好,特别是春天的油菜花,远远看去,胜似一道亮丽的风景,于是就想到了在这旁边养蜜蜂,果然,今年取得了挺好的效果。他还告诉我说,这片地很快就要准备盖房子了,他正准备将蜂箱搬走,换到另一个合适的地方去...听着养蜂人的讲述,我不由感慨万千——这真是“民间智慧”啊;移动式养蜂,还是我第一次亲眼所见!

    也许因为多次交往,相互的关系更熟悉了,那位70多岁、眼睛有残疾的老大爷有一天突然对我说了一番颇为值得思考的话:现在这个社会,很多人都只想着赚大钱,平时不锻炼,生病了才知道身体需要活动,于是“花钱”去做健身什么的,却不懂得体力劳动才是最好的养生方式...“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已经很少了,能够这么低调地和我们这些老人家一起种菜,而且还显得很懂行,你是年轻人中绝对的另类”。这位老人家的这番话让我十分佩服,他对当下中国很多社会现象的看法有着深刻的见解,竟然与我这个专业学习社会学的读书人有着这么多如此相似的看法,此时,我似乎更加明白为何那么多种菜的老人“关注”我了!

    通过与养蜂人和老大爷的交谈,我“发现了”中国民间的智慧,作为最基层的劳动者,他们对中国社会和自己的人生有着深沉的思考,虽然看似处于社会基层,但有着很多中产者乃至社会精英所没有的生活知识。我相信,只要没有来自政府和其他各种势力的不当干预,他们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智慧创造出源源不断的社会财富,并探索出适合于他们自己的生存方式;我也更加相信,那种“中国农民需要由外部强力组织起来,才能更好地发展生产”的观点完全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中国的民间智慧只有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才能发挥出功能。

     

    结语

    2017年刚开春,我就在菜地旁边看到了一张公示牌,上面有一页文字,告诉种菜者:这片土地马上就要建房子了,请大家在5月之前将自家的菜地收获完毕,否则将统一清理,公告文的旁边是两幅将要建设的楼房规划图。在后续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整个清理过程十分顺利,所有的种菜者都积极配合,没有产生一起纠纷,由此,我发现了所谓的“公共意识”,这种社会意识类似于汉语中的“天理”一词,它不需要多少复杂的理论解释,人们会自发地遵守其中的规则,我相信,这正是人类社会“自发秩序”得以形成的一个重要基础。

    另外,两年的种菜阅历让我明白:中国基层民众不缺乏“勤劳”,不缺少“智慧”,不缺失“底线”,但他们确实欠缺“集体组织能力”、“明晰的规则意识”以及“健康的自我观念”。基于对这些现实的认真思考,我认为,中国若能通过“法治”的方式实现经济资源的产权清晰化,若能实现洛克等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们所倡导的“最小化政府”目标,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必将迎来新的机遇期,可以预见,此乃中华民族之幸,华夏万民之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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