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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关注“小真相”的知识分子

更新时间:2017-09-08 00:11:46
作者: 徐贲 (进入专栏)  
一面给《纽约书评》和其他刊物定期写稿。在后一种写作中,他关注和讨论的都是具体事件或问题的小真相。一个真正优秀的学人应该能够把两种不同的写作都做得很好,能这样做的学人并不多。应该承认,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当今中国还很稀缺。

   朱特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于1996年当选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于2007年当选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但是,他并不愿意做一个“纯粹的历史学家”,“我决不愿耗费时间单创建一条历史学家的职业道路”。他觉得自己从“不是纯粹的历史学家中受益匪浅”。在他的写作中,朱特对像加缪那样勇于担当道德责任的“道德家”(moralistes)表示了欣赏和崇敬。

   他对此作了解释,“法国人用一个词来形容他们从蒙田到加缪的一些最伟大的作家:他们称之为moralistes,这个词比英语的‘道德家’意涵更为丰富,又少了其隐含的贬义意味。法国的moralistes,无论是积极地从事小说写作,还是研习哲学或历史,都远比英国人和美国人更有可能将明确的伦理介入倾注到作品当中(至少在这一点上,以赛亚·伯林也是一名moraliste)”。朱特以这样的“道德家”为自己的楷模,“虽然没有过高的雄心抱负,但我认为自己也已投身于这些方面:我的历史研究数量不比我的专栏文章少,是由一系列明确的当代关怀和公共责任感所推动的。我也是一名moraliste,不过是美国式的”。

   朱特给自己的定位是“政治知识分子”,一个不是投身于“某种宏大政治真理或叙事真理”,而是“贴近更小的真相或真实性”的知识分子。他说,怎么当这样的知识分子,“这是我对20世纪提出的一个问题,或许也是对我自己提出的一个问题。在我自己开始作为一名政治知识分子进行写作的同时,我也试图回答这一问题。”

   政治知识分子是一个有学术专业,但不囿于学术专业的公共知识分子,他进行公共写作,“在政治的多事之秋肩负着一项独特的责任。……这在我看来差不多就是公民责任的定义”。朱特回顾道,“《纽约书评》让我成为了一个就公共知识分子进行公共写作的人,而纽约则使我成为了一名公共知识分子。……因为2001年的‘9·11’事件,我逐渐以一种论战的姿态介入到了美国的公共事务当中”。

   作为一位公共写作的知识分子,朱特说,“我学会了谴责,也学会了赞美。这很可能是(思想)成熟的自然作用”。在公共写作中,他对许多20世纪有影响的思想人物——汉娜·阿伦特、库斯勒、柯拉科夫斯基、普里莫·莱维、马内·施佩贝尔和卡罗尔·沃伊蒂瓦、阿尔都塞、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吕西安·戈德曼——贬褒分明,写作风格完全不同于历史学的专业写作风范。

   朱特的自我评价是,由于这样的公共写作,“我毫不怀疑,我的工作因此大有长进”。这样的写作与朱特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史学写作”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因为他的“史学写作”本来就不太受学院规范的约束。他批判法国左派知识分子的《未竟的往昔》(1992)出版后,成为史学界的一部有争议的著作。朱特回顾道,那主要是因为这部著作的道德家语调。

   朱特重视史学的公共意义,他认为史学的职业伦理是与史学的公共意义联系在一起的。史学伦理最重要的是“真实”和“真相”。史学家必须诚实,“你不能出于当前的目的而虚构或利用过去。……今天的许多历史学家事实上都将历史视为实际政治论辩的一次演练。其要义是要揭示某些为传统叙事所遮蔽的过去:纠正对过去的某种误读,通常是为了迎合当前的偏见(parti pris)。这么做的人对之毫无羞耻之心,我觉得这种行为很令人失望。它如此明显地背叛了历史的目的,即理解过去”。

   历史并不只是为学术圈的“圈内人”而写的,其他的人文学科也不应该只是以少数越划越小的“圈内”人为读者。好的历史著作应该在学术圈子之外的公共社会里也有读者。善于公共写作(如通俗读物、报刊写作、时评和时论)的史学家比纯粹学院派的史学家有着明显的优势,“但这类作家始终不太常见:历史作品的市场非常巨大,但大多数专业的历史学家根本无法满足它。”好的历史著作需要运用普通读者喜闻乐见的明快语言和清晰逻辑,而不是奥涩的专业语言和似是而非的“辩证”逻辑。

   在这一点上朱特的主张和实践与乔治·奥威尔(也是一位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相似。这是因为史学家和学者有责任为公众写作,“对一个开放社会来说,熟知其过去是极为重要的……操纵过去是最古老的知识控制形式:如果你掌控着对过去发生之事的解释权,那么现在和将来便任凭你摆布了。所以,确保国民对历史的了解,纯属民主的审慎”。

   朱特称史学家的这种责任为“公民责任”,他说,“我们不只是历史学家,而且还始终是公民,我们有责任将我们的技能用于公共利益。很显然,我们必须原原本本地书写历史”。历史的基本伦理责任是提醒人们真切发生的事情,真实的事迹和苦难,他们在此情形下的生活,以及他们以这样而非那样的方式结束的生命。无论这些人是在世界的什么地方,他们这些经验的深层道德现实都跟其他地方人们的经验没有什么两样,或至少是他们能够理解的,并在这个意义上是真实的。

   因此,朱特认为,人类的深层道德现——也就是最基本的道德价值——是共同而普遍的,无论哪个国家里,公民史学家的知识分子工作都需要了解其他国家,惟有如此,他们所坚持的价值观才有可能体现人类普遍的深层道德现。

   在美国,朱特经常被视为爱德华·萨义德之后最优秀的公共知识分子。假如朱特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他又会被网众或“网红”们怎样对待或糟践呢?会成为他们起哄取乐的对象吗?他会被嘲笑为“过时落伍”吗?他能在“观点市场”上得以幸存吗?不能幸存,那是他活该吗?

   今天当然需要像朱特这样的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不是一个自以为在捍卫和推进宏大抽象理念,或对事事都急于表态的知识人士,而是一个在学术活动之外,意识到并行使自己责任的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是任何一个社会所不可缺少的。出于对人类普遍深层道德的信念,他赞同民主、自由、平等和人的尊严。在他那里,社会和生活中所有与这些价值有关的小真相都是他义不容辞要去言说并坚持的重要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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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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