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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志华:儒家文化的古代发生、现代困境与未来出路

——余英时关于儒家文化的理解

更新时间:2017-09-06 14:37:50
作者: 程志华 (进入专栏)  

  


   [摘要]余英时认为,作为古代人类文明史的里程碑,“哲学的突破”塑造了代表人类智慧的“三大原型”,即中、西、印三种文化的本原形态。整体地看,中西两种文化既有相同之处,亦有不同之处。或者说,中西两种文化是“个性”显著不同的两种文化,因此不能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自近代以来,因为作为其“托身之所”的建制崩溃了,儒家文化遭遇“空前的”困境而变成现代社会的“游魂”。但是,如果儒学以“日常人生化”来“招魂”,不仅可“开出”新的精神资源,自身也可因此而获得“新生”。

  

   [关键词]余英时;哲学的突破;儒学的现代困境;游魂;儒家文化的前景

  

   程志华,河北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北大学校长助理、发展规划处处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49年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950-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获硕士学位。1956-1961年赴美国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获博士学位。曾任美国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和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现为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2006年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特定的学术师承、西学的长期熏陶,使得余英时治学虽不擅于哲学思辨,但其对儒家文化的理解自成一家,在中美学术界均有较大影响。

  

   一

  

   在余英时看来,古代人类文明史有两个重要的里程碑:一是“文字的突破”,指人类历史上文字的出现。文字的出现促生了“以文字为专业”的人即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①]二是“哲学的突破”,指人类古代文明进程中一个思想上的突进,即“是说人对于他所属的现实世界发生了一种‘超越的反省’”[②]。具体来讲,“哲学的突破”表现为“开始有系统地追寻一些关于存在的基本问题”[③]。例如:宇宙是怎样创生和运行的?人在宇宙中占有什么地位?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人间秩序又是怎样成立的?这个人间秩序是合理的吗?余英时认为,这些问题是每一个高级文化在“突破”阶段都要追问的普遍性问题,尽管追问的方式和问题的重点及先后顺序有所不同。历史地看,世界不同地区的高级文化几乎同时出现了“哲学的突破”。比如,古希腊的哲学、以色列的宗教“先知运动”、印度的印度教和佛教、中国的先秦诸子,都是这一“突破”的具体表现。后来,古希腊哲学和以色列的宗教合流而形成西方文化的传统,而印度和中国则仍大体上沿着原来“突破”的方向前进。这样,“哲学的突破”其实主要形成了代表人类智慧的“三大原型”。[④]关于“哲学的突破”的意义,余英时说:

  

   由于“哲学的突破”,人便在现实世界之外开辟了另一个世界——理想的世界、精神的世界,或意识的世界。[⑤]

  

   余英时认为,“哲学的突破”虽发生于古代,但“三大原型”却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说:“在任何一个具体的文化系统中,因‘哲学的突破’而出现的理想世界却对该文化以后的发展具有长期的支配作用、规范作用。我们今天仍然能清楚地分辨出世界上各种民族文化的传统便是这一重要事实的最好说明。”[⑥]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依然可以区分中、西、印之不同文化类型。例如,西方人在今天仍以“公平”、“理性”、“爱”、“自由”等为普遍价值,其来源便是古代希腊哲学和希伯来宗教。中国人在未接受近代西方文化挑战以前,“仁”、“义”、“礼”、“智”、“信”作为普遍价值也被多数人所接受,而这些价值起源于中国的先秦儒家。印度文化虽然受了西方文化的诸多影响,但其以宗教为中心的特质仍显而易见。由此来看,“哲学的突破”之所以重要,在于中、西、印之文化的价值系统是由“哲学的突破”时期塑造的,而“文化价值代表每一民族在每一历史阶段的共同而普遍的信仰,因此才具有神圣的性质”[⑦]。也就是说,价值系统不是单纯的概念问题,而是涉及一个民族对于宇宙、自我、社会、生死等基本问题的实质看法。关于“哲学的突破”的重要性,他还说:

  

   “哲学的突破”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一个民族的中心文化价值大体上是在这一阶段定型的,而这些价值对该民族此后的发展则起着范畴的作用……[⑧]

  

   依着余英时的理解,“哲学的突破”之所以能够发生,缘于“理性的思考”。同样,“三大原型”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民族共同的价值信仰,也缘于“理性的思考”。他说:“文化价值为什么能成为一个民族的共同而普遍的信仰呢?用西方的观念说,这是由于理性思考的结果。每一个人都是有理性的。人只要能自由地运用理性,对现实的生活经验进行系统的反省和检查,便自然可以照明现实世界上种种不合理的现象。”[⑨]然而,尽管人类具有共同的理性,但古代几个高级文化之“哲学的突破”的路向却各有不同。之所以会有如此不同,根源在于“哲学的突破”时“三大原型”之理性的着力点不同。大致说来,古希腊哲学是以寻求宇宙的“终极原理”及运行规律为主,它形成了西方自然科学的渊源。以色列的“先知运动”突出了“造物主”的观念,以为人间秩序来自上帝的意旨。印度的“突破”则以现实世界为虚幻,故形成了离世或出世的基本方向。后来,希腊哲学与基督教合流,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这便形成了中古以下以宗教为主体的西方文化。因此,无论在印度文化,还是在中古西方文化,精神价值都是寄托在宗教之中,僧侣阶层成为价值的“卫护者”,而世俗知识分子并不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因此,余英时说:“这恰好说明为什么西方各国一直要到宗教革命甚至启蒙运动以后才出现了现代型的俗世知识阶层。”[⑩]

  

   中国的情况却截然相异。中国古代“哲学的突破”最早有儒、墨、道三派,而维护精神价值的知识分子主要来自儒家和道家;巧合的是,这两派都是着眼于“人间世”的。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11]这种态度基本切断了建立宗教之路。庄子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12]这种说法又阻碍了建立思辨形而上学之路。同时,他们都用一种超越性的“道”来批判现实世界。所不同的是,儒家比较注重群体的秩序,道家较偏重个体的自由;儒家较入世、较积极,道家较出世、较消极。具体来讲,儒家坚持“道”高于“势”;“道”指精神世界或理想世界,而“势”指权势尤其指政治权势。孔子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13]他的反面意思是,因为“天下无道”,故他不得不对其加以批判。孟子更为激烈,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4]“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15]道家则从个体自由的观点出发,通过批判现实以维护中国的精神价值。比如,魏晋时代的新道家用“自然”观念来批判官方儒学的“名教”,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16]的主张。总之,关于中国古代“哲学的突破”,余英时说:

  

   中国人把“哲学的突破”后所建立起来的精神世界或理想世界称为“道”——“道”即是人人都走的大路。但中国人的“道”基本上既不寄身于宗教,也不托庇于思辨形而上学。“道”超越现实的世界,然而并非完全脱离人间。[17]

  

   显而易见,中西之“哲学的突破”的路向差别很大。具体来讲,西方的理想世界即所谓“彼世”与现实世界即所谓“此世”有一种“两极化”的倾向。例如,柏拉图哲学中的“理念”与具体事物、基督教教义中的“天国”与“人间”,其对比都是非常强烈的。特别是在基督教成为西方文化的主流以后,“恺撒的事归恺撒管,上帝的事归上帝管”[18]则变成一种普遍的信仰。这样一来,因为精神世界是属于教会的,故维护精神价值的责任完全落到了僧侣阶层;世俗的知识分子根本没有存在的“余地”,更不必说代表“社会的良心”了。与西方的情形不同,中国的“道”,一方面代表超越性的精神世界,另一方面却又不脱离“人间世”。质言之,“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是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此乃中国思想之“独特的思想背景”。余英时说:“不离世间以求出世间,这就使中国的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成为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不即’才能超越,也就是理想不为现实所限;‘不离’才能归宿于人间,也就是理想不至于脱离现实。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所以形成其独特传统的思想背景。”[19]这样一种“背景”一直延续到今天,因此,可以说中国文化的渊源即在于此。他说:

  

   总之,无论是儒家型或道家型,中国知识分子“明道救世”(顾炎武语)的传统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至今仍在。这确是世界文化史上最独特也最光辉的一页。[20]

  

   二

  

   余英时认为,在讨论文化现象时,不仅应注重文化的“通性”,而且更应注重文化的“个性”。当然,“个性”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他说:“所谓个性是就某一具体文化与世界其他个别文化相对照而言的,若就该文化本身来说,则个性反而变成通性了。”[21]然而,在讨论文化的“通性”与“个性”时,人们往往表现出或者落入“偏见”。具体来讲,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变自然受到西方文化的重大影响,但“现代化”绝不等于“西化”;“西化”又有各种不同的层次,科技甚至制度层面的“西化”并不是文化的核心;此实乃一种基于误解“通性”与“个性”关系的“偏见”。对此,余英时说:“现在一般深受西方论著影响的知识分子往往接受西方人的偏见,即以西方现代的价值是普遍性的(universalistic),中国传统的价值是特殊性的(particularistic)。这是一个根本站不住的观点。其实,每一个文化系统中的价值都可以分为普遍与特殊两类。把西化与现代化视为异名同实便正是这一偏见的产物。”[22]在他看来,在讨论文化的异同时,需要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价值的来源”;二是“价值世界与实际世界的关系”。他说:

  

   我们首先要提出的是价值的来源问题,以及价值世界和实际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两个问题是一事的两面,但后一问题更为吃紧。这是讨论中西文化异同所必须涉及的总关键,只有先打开这一关键,我们才能更进一步去解说由此而衍生的、但涉及中国价值系统各方面的具体问题。[23]

  

就第一个方面来看,余英时认为,“仅从价值具有超越的源头一点而言,中、西文化在开始时似乎并无基本不同”[24]。的确,西方文化认为价值源于“超越的源头”。具体来讲,古希腊致力于通过理性寻求价值之源,无论是柏拉图的“理念说”,还是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动因”,其努力都是逼出一个至善的、作为价值根源的“上帝”。[25]很显然,希腊人是靠“理性”追溯价值之源的,但人的理性并不能充分完成这个任务。不过,希伯来的宗教信仰恰好填补了此一空缺,即,它可将“上帝”作为价值之源提供给人们。在此意义下,“西方文化之接受基督教,决不全出于历史的偶然。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上帝正为西方人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存有的根据”[26]。(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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