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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论世界政治体系

——兼论建构自主性中国社会科学的起点

更新时间:2017-09-05 10:23:01
作者: 杨光斌 (进入专栏)  
抓住了资本主义,只是抓住了理解世界体系的一条线索,另一条线索就是西方或者说白人这个行为主体。有了现代性秩序即民族国家的西方白人,通过资本主义扩张而建立起来各种以国际法为主体的世界秩序,构成了所谓的世界体系。这里的世界体系不但在经济上是资本主义的,在政治上也由白人所主宰的,因此世界体系实质上应该是世界政治体系。世界政治体系既包括旨在保护体系制定者的各种国际制度(international regimes),也包括体系制定者所处的非正式的世界结构或世界秩序。世界政治体系的三个关键词是:资本主义、白人(尤其是盎格鲁-萨克森人)和国际制度。

   就这样,资本主义的经济优势(包括后来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所带来的文化上的种族主义,以及由此最终所形成的所谓的国际制度,就是能够被称得上世界政治体系的世界政治史的三大线索。其中经济主义和文化主义是历史逻辑的过程性结构,国际制度是现状性结构。而且,文化主义和经济主义从来不是二元化的,而是互相证成的,文化主义为经济主义证明(提供合法性),经济主义强化白人优越论,并以此而构成了白人主宰的国际秩序或国际制度。

   先看资本主义的过程性结构。在经济主义的过程性结构上,18世纪是西方国家国内资本主义化的过程,标志有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国内政治资本主义化的副产品则是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洲的诞生,世界政治产生了新的政治主体。19世纪则是全球的资本主义化,即通过帝国主义扩张而建立起殖民地体系,这一过程的标志是19世纪80年代欧洲列强对非洲的大瓜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副产品是民族自决权运动,新兴国家加入到世界政治体系之中。不能忽视的是,帝国主义不但引发了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战争,还直接导致白人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战争,即两次世界大战。战争是帝国主义化的资本主义所演绎的世界政治的最重要的主题。两次世界大战并没有消灭资本主义。尽管催生了社会主义阵营,但资本主义经济依然具有主宰性,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这种主宰性的标志。

   再看种族主义的过程性结构。在文化主义的过程性结构上,伴随着白人资本主义统治全球,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支持下,白人优越论盛行。摩根索认为,文化帝国主义如果能单独成功的话,就是最成功的帝国主义政策。

   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很多著名人物都有种族主义色彩。比如,自由主义大师约翰·密尔(John Mill,又翻译为“穆勒”),曾作为东印度公司职位最高的官员——审查员主管印度事务十几年,写下了著名的《英属印度史》,该书将人种划分为高级的西方白人、次等的亚洲黄种人、只会从事体力劳动的黑人,为英国统治印度和其他殖民地寻找理论借口,即所谓的实现殖民统治的合法化。在1857年印度大暴动之后,密尔宣布放弃自己的《论自由》,认为自由并不适合所有民族。其实在其著名的《代议制政府》中,密尔也同样说虽然代议制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形式,但它并不适合所有民族,只是英国人的政府形式。自由主义理论家是这样,更别说当时的政治人物了。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对前往中国镇压义和团的士兵做了所谓的“匈奴人演讲”(HUN SPEECH)。“匈奴人演讲”的流行版本就是:杀、杀、杀,杀得中国人再也不敢抬起头来!这是何等丧心病狂的白人优越论。

   值得指出的是,19世纪流行的白人优越论因为民族自决权运动而失去了道德上的合法性,但是它转而被包装成自由主义民主。白人优越论和自由主义民主的内在联系是基督教文明。面对经济帝国主义和白人优越论的羞辱,殖民地国家的精英和大众曾同仇敌忾,但面对变换了形式的自由主义民主,非西方国家的很多精英则臣服了,苏联因此不战而败。因此,对西方赢得冷战胜利贡献最大的是意识形态。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经济主义和文化主义的过程性结构中,都存在一种波兰尼(Karl Polanyi)所说的“双向运动”。资本主义的副产品是社会主义,二者相互博弈;白人优越论的副产品是民族自决权,二者相互博弈。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白人优越论与民族自决权之间的双向运动,酿成了世界政治中的扩张与战争等主题,而以这些为主题的故事又被各种主义推动着,包括自由主义、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民族主义等。

   这样,可以初步对能够称得上世界政治体系的(近代)世界政治史作一个简单的界定:世界政治史是由资本主义驱动的白人优越论及其所建构的由白人主宰的国际制度与国家关系演化的历史,其中既包括西方国家国内政治制度的演化,也包括西方国家国内政治演化所催生的思想观念对全球性秩序的影响。这一界定包含如下三个要点:

   第一,作为现状性结构的国际制度。这里的国际制度不但包括国际关系理论所说的正式的国际组织和地区性组织,诸如联合国、世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等,也包括约束这些组织的国际法和各种规范与道德(非正式制度),更包括这些正式与非正式组织背后的政治结构,比如20世纪上半叶的“无政府状态”、冷战时期的两极结构。世界政治结构是国际制度之锚,国际制度的性质依赖于世界政治结构,没有世界政治结构视野的国际制度研究也只能步西方人后尘。

   第二,世界政治体系的性质:不平等与霸权。图1展示了世界政治体系的性质。首先,过程性结构的性质,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白人优越论,都是典型的扩张性理论,具有经济和文化上的双重不平等性。资本主义扩张所形成的世界体系,自然呈现出沃勒斯坦所说的中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很多后发国家只能作为依附型国家而存在。更重要的是,文化霸权主义的过程性结构产生的结果是话语霸权,把西方的利益说成是普世主义的;而非西方国家社会科学的空白或者滞后性,又使得非西方国家学者对此信以为真。这是一种最成功的殖民主义。后发国家的知识分子曾极力反抗经济帝国主义,也反抗那种赤裸裸的种族主义的白人优越论;但是当这种固有的殖民主义以普世价值面目而出现的时候,非西方国家的很多读书人臣服了,成为“观念战士”,以西方国家的视角来看待本国的一切,包括政治选择。然而,300年世界经济史表明,没有哪个大国是按照所谓主流理论而跻身于强国之列的。

   过程性结构的不平等性必然是结果性结构即现状性结构的不平等性即霸权性。也就是说,不平等的扩张性过程所形成的国际制度,必然是霸权性质的。“霸权稳定论”的实质由此可见一斑。这种学说认为,霸权性制度才是稳定的,并可以相互依存,这就是看起来很讲究和平的自由主义的内在逻辑。

   第三,世界政治体系的意义。弄清楚了过程性结构的扩张性质和现状性结构的霸权—不平等性质,即世界政治史中的资本主义与白人优越论(行为主体)所进行的扩张、战争、贸易等(时代主题)演绎出了国际制度(结果),有助于生存于其中的我们中国人理解自己选择的政治道路,以及政治过程中时常出现的爱国主义情绪(不能随意地称之为民族主义)。大致可以说,美国社会科学基本上是为维护这种过程性结构的不平等和现状性结构的霸权而展开的论述。遗憾的是,生活在这一意义之网(世界政治结构)的中国人,因为封闭所导致的学术停顿,在社会科学上必然出现“拿来主义”的做法,进而其思维方式也被改变。

  

三、世界政治体系下社会科学的性质:以政治学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为例

  

   人类学术思想源远流长,但社会科学体系则是二战之后形成的,尤其是冷战的产物。美国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又被称为冷战政治学。中国学界所熟悉的美国社会科学家,更别说政治学家和国际问题专家,大多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或美国其他政府部门服务过。

   1950年3月,美国中央情报局拟定了一项国家安全委员会指令,这项指令事实上成为建构美国社会科学的最高指导文件,要求建构以自由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诠释、传播自由理念自然是政治学家擅长的工作。在这一过程中,大学教师特别是政治学系的教师承担了许多中央情报局心理战的工作,其研究经费也根据这项指令比1950年的3400万美元增加了四倍。按照1950年7月10日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指令,宣传一词的定义是,“任何以影响特定群体的思想和行动为目的的新闻、专题讨论或有组织的努力和运动”,均可称为宣传工作,核心是心理战。

   研究表明,美国社会科学其实是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心理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可以被称为“冷战社会科学”,政治学更是典型的冷战政治学。说到底,冷战政治学就是为了维护不平等性的过程性结构和霸权性的现状性结构作辩护,其核心是被论述为普世主义的自由主义民主。普世主义是19世纪白人优越论的一种更加隐晦的政治表达。要理解在国际社会科学界居主导地位的美国社会科学的性质,就必须了解这一世界政治体系的背景,否则就难以理解为什么一个本来是文化沙漠的国度,二战后十几年内就搞出了一个又一个研究范式,一跃成为全球思想集散地和文化输出国。下文简要梳理既定世界政治体系下的政治学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以揭示美国社会科学服务于冷战的指向。

  

   (一)政治学理论:从结构功能主义到转型学

   二战后的美国政治学大致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即20世纪50~70年代的现代化研究,和20世纪80年代~21世纪初叶的民主化研究。看起来这是两个主题(现代化和民主化),但其实就是一个主题,那就是西方化——研究非西方国家如何变成西方国家,而且这两个阶段的指导思想都是自由主义民主——一种维护不平等过程性结构的学说,在经济主义上维护资本主义的优势,在文化主义上以普世价值的面目维护事实上的白人优越论。

   现代化研究的主导性范式是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在1955年提出的结构功能主义。在这种学说看来,非西方国家只要具备了西方国家所具有的7种政治功能,包括政治社会化、政治录用、政治沟通、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政治结构也就现代化了。这完全是非历史的政治设计,甚至变成了美国国务院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手册。实行西方化政策的发展中国家非但没有实现现代化,没有形成民主,反而出现了“政治衰败”。这样,这种现代化理论才随着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衰败而慢慢衰败。

到了20世纪80年代,取代现代化理论的是民主转型学。西方政治学者相信,不管非西方国家的政体是什么样的,终点都是美国式的自由主义民主。到了21世纪初,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副总裁卡罗瑟斯(Thomas Carothers)发出“转型范式的终结”的感叹,他认为绝大多数转型国家的现状都不符合转型学的预设:转型范式由5个核心假设界定着,第一条假设是其他四条的总纲,即任何一个摆脱独裁统治的国家都被认为是在向民主过渡;第二个假设是,民主化倾向于按照一个有序的过程展开;第三个假设是,相信选举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第四个假设是构成转型国家基础条件的经济水平、政治历史、制度遗产、民族构成、社会文化传统或其他结构性特性,在民主转型的开始或结果中都不是主要因素;第五个假设是,构成第三波的民主化转型是建立在一个团结一致、运转正常的国家之中。但是现实越来越清晰地表明转型范式已丧失解释力。被美国国会和援助人员们坚持称为是转型的许多国家,并没有向民主转型,那些所谓正在展开民主转型的国家,许多都没有沿着转型假设前进。坚持使用已经失去生命的范式,只会拖延民主援助领域的前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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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政治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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