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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效民:七个十年,七点感悟

更新时间:2017-08-31 23:41:29
作者: 智效民 (进入专栏)  

   日前看到张鸣的一篇文章,感慨“还没过中年就老了”。张鸣引起我的共鸣,也勾起我的回忆。

  

一、心态从容的父母,给了我无拘无束的童年。

  

   我是1946年出生、1952年入学的。开学后的一个星期天,父母要检查我的作业,但我就是不让,他们只好放弃。从此我进入了信马由缰、无拘无束的时代。每天放学回家,几乎都要看一场电影。后来我把座位号保存下来,一个月居然攒了26张。去掉四个星期天,几乎每天要看一场。想到这里,我觉得现在的孩子比我在电影里看到的黑孩子还要可怜(当年还真有一部名叫《黑孩子》的电影)。

   那时候电影院不仅有30年代到50年代的国产片,还有香港片和译制片。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影片对我的思想感情、是非观念、审美情趣,都有积极的影响,这是课堂上不可能学到的东西。


二、广泛的阅读兴趣,提高了我的写作能力。

  

   上了中学以后,我对数学比较重视,对语文不感兴趣,因为语文老师总是讲主题思想,段落大意,写作特别之类。初二年级期中考试,我的语文只有38分。所幸我喜欢看长篇小说,这对我的写作能力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不久遇上教育改革,要求语文考试以作文为主,这才让我度过了语文这一关。

   后来我逐渐认识到写作是一种重要的能力,即便是数学家,也需要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何况万一当不了数学家,或许还能依靠写作找份工作,维持生计。


三、不怕年少轻狂,就怕没有独立的分析和判断。

  

   1964年高中毕业后,我在高考时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被打入另册,没能进入大学。随后我主动下乡插队,想以此证明自己虽然出身不好,但是“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愿望特别强烈。但是下乡以后我才发现,主动放弃城市户口是一件极其愚蠢的事,而农村的情况与当时的宣传完全不搭界。

   无奈之下,我只好潜伏下来,坚持读书,等待机会。在苦熬七八年、也就是相当于一个抗日战争以后,我才趁城市出现教师荒的机会,回城当了一名小学老师。

   现在的中年人也未必知道,在那个全国学习解放军和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代,美女们的理想不是找个子弟兵,就是找位老大哥。至于被视为“臭老九”的小学教师,她们连正眼看一眼的机会都不给。当时父亲曾经问过我:“你不是不愿意当小学老师吗?”我说:“我今天当了小学老师,明天就能当中学老师,后天就能当大学老师。”其实,当时的大学老师中40多岁找不到的媳妇的钻石王老五也很多,我这样说真有点“匈奴未灭,何以为家”的慷慨。

   还没当上小学老师就想要连升三级,这实在是有点狂妄。但是我却有自己的分析判断:当时大学一直停办,所以我觉得“教师荒”很快就会从小学漫延到中学、大学里去。


四、人生需要不断调整,不断充电。

  

   没过几年,我就跳槽进入一个工厂子弟中学。因为文科可以自学,数学却不大可能,所以我被迫放弃数学家理想,当了一名语文老师。

   当时文革尚未结束,学校非常混乱,这正好给了我足够的读书时间。那时候除了“手抄本”之外,还有内部发行的“黄皮书”、“灰皮书”、“白皮书”在坊间流传。这些书让我大开眼界,并对国外情况和文明走向有所了解,从而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文革结束以后,我报名参加了山西大学中国近代史专业的研究生考试。但因为没有托人“拜码头”,所以名落孙山未能如愿。这次考试虽然失利,却让我找到了自己的兴趣和人生的方向。


五、要想有所得,必须有所失。


   直到40岁那年,我才凭借一个偶然机会进入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一开始,我还想通过写论文、做课题获得同行承认,但很快就发现学术界早已是学霸横行,腐败严重。

   于是我开始致力于随笔写作,并为自己立下“不写论文、不做课题、不参加评奖”的宏愿。“三不主义”虽然让我在职称评定和工资收入上受到不公正待遇,但是在独立思考和研究写作方面却让我获得解放。甘蔗没有两头甜,要想有所得就必须有所失。这也是我在不惑之年的一点感悟。

   六、做学问要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因为这些学术随笔在海内外报刊上发表后反响不错,所以就有出版社愿意将它们结集出版。这些年我先后出版十几本书,其中《胡适和他们的朋友》和《八位大学校长》(后改名为《大学之魂:民国老校长》)不仅一版再版,还被读者在国家图书馆文津奖中评为“推荐之书”。我虽然以“三不主义”自律,但这个奖项是读者给的,所以我欣然接受。

   做学问需要耐得住寂寞,所谓“板凳要坐十年冷”就是这个道理。但是现在许多学术单位却用“鞭打快牛”的态度对待年轻人,不愿耕耘,只问收获。结果是拔苗助长,毁人不倦。这恐怕是当今社会的通病。

  

七、忘掉死亡,忘掉年龄。

  

   退休以后,我除了继续写作外,还去香港访学,到台湾开会。拙著《民国旧梦》出版后,我又在北京、南京、宁波、韶兴、南昌、温州等地参加读书沙龙,与读者聊个人经历和治学经验。有意思的是,前两年山西某县县委书记因为看到我在广东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教育在民国》,便主动与我联系,让我去给他们县的干部和老师们讲一讲民国教育。这件事说明什么,我不好妄测,也很难判断。

   这几年我还多次跟团出国旅游,先后去过越南、柬埔寨、南非、韩国、德国、法国、瑞士、意大利、东欧十国以及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20来个国家。相比于老外到中国的自由自在,我对于这种旅游形式非常反感,但由于没有其他办法,也只好勉强接受。因为它毕竟开阔了我的眼界,让我知道咱们生活在怎样一个世界。

   此外,我61岁学车,64年岁买车,如今已经是一个老司机了。我这样做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为了享受汽车文明,二是为了拓展生命的宽度,因为生命的长度无法控制。有了车以后,我不仅多次往返于北京太原之间,还去过承德、赛罕坝林场、秦皇岛、北戴河、内蒙等地。今年我又要换车,老伴非常反对,我对她说:“我不能换你,连个情人也不能换?”这话是我在听到“男人都把爱车当作情人”之后获得的灵感,也把老伴气得够呛。

   在此前后,我还有两次南下自驾游:换车之前去了河南安阳;换车之后,去过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等地,并以“古稀自驾游”为题,在公众号上炫耀了一番。

   最后,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还能多去一些国家和地区,最大限度地实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愿望。

   人活七十古来稀。看到这里,你难道不觉得我是一种稀有动物?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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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智话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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