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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中国经济将转入新的增长平台

更新时间:2017-08-30 20:06:24
作者: 刘世锦  

   8月5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长期发展”课题组、《比较》编辑室和北京基金小镇联合举办了《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2017-2026):老经济与新动能》研究报告的发布会。报告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发表主旨演讲。

  

  

以下是刘世锦演讲内容摘录:

  

   最近几年,中国经济正经历一个增速回落的过程。对这个回落过程,经济学界有不同的解释,我们的基本解释是,它是一个增长阶段的转换,是高速增长转向了未来的中速增长。去年,我提了一个判断说,中国经济已经接近底部,但还不是很确定,当时讲了一些理由。经过一年,现在我们可以基本判断经济应该已经触底,转入了新的增长。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有可能进入了一个稳定增长期。这个稳定增长期有两层含义:一方面,它脱离了长达七年的下行轨道,稳住了,会逐步地进入L型的底部;另一方面,经济波动速度比以前明显变窄。过去两年的波动幅度还是比较大的,今后整个波动幅度可能变窄,进入稳定增长期。最近一两年,大家都讲民间投资、制造业投资不振,下降幅度比较大。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周期性现象。前一段时间形势特别悲观,下降幅度特别大,最近基本上稳住了,开始有所回升。刚才我讲那个稳定的含义是,经济增速基本上不再继续下降,基本上拐到L型的底边来了,今后的波动幅度会比较小。经济增长可能呈现出大的L型底边加上小W型的增长态势。

   2017年是经济触底验证期,现在2017年已经过了一半,目前来看,触底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如果要问,现在中国经济会不会由L型变成U型,又回到高速增长呢?我可以明确地说,这不会发生,无论是U型还是V型的大反转,都不可能发生。有人感觉到中国经济现在L型增长难以自拔,意思说这个状态不是好状态。其实,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状态。我们一定不要用一般周期性波动的观点来看,说这几年往下走,之后会往上走。L型增长是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平台,转向未来一个新的中速增长平台。

   中速增长也算是我个人现在的判断,如果增速走稳了,之后它可能持续的时间会在十年左右。我觉得潜在增长速度的均衡点可能在5%到6%之间。但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前,这个增长速度不会低于6.5%。我也相信,最近几年保持6.5%以上增长速度的可能性是有的。

   有人说,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速6.9%,超出预期。现在,有些人看到0.1%或者0.2%的上升就精神振奋得不得了,降下去0.1%或是0.2%就立马悲观得不得了。不是那么回事。现在的中国经济最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新平台,高或者低0.1、0.2个百分点,问题不太重要,关键还是大结构如何,老经济如何转化为新动能。中国现在人均收入8000美元,发达国家一般是4万美元以上,美国是5万美元。中速增长从人均收入角度来讲,就是要从8000美元提升到4、5万美元之间。这个增长动能大部分还是来自一般意义上所讲的“老经济”。

   一方面是,我们现有的部门怎么提升效率;另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已经有而中国还没有的产业和产品,我们下一步该如何发展,特别是服务业领域;还有一方面是,经济增长前沿的开拓性创新所带来的增长空间,这也是未来经济的增长动能,目前来讲,占比还很小。所以我们现在还处在一个追赶期,大部分要做的事情是发达国家曾经做过的。我们仍需要放低身段,认真学习。该引进的就引进,该模仿的就模仿,当然要努力增加创新的部分。

   我认为,接下来经济增长的动能大部分是广义上老经济焕发出新的增长动能。这要怎么焕发出来呢?就是必须要做好一个加法,老经济加上新的体制、新的机制、新的技术、新的商业模式,这也是现在供给侧改革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对此的看法,我在这里谈五点:

   一是行政性垄断基础产业领域的改革、开放、竞争,这是现在最需要做的。最近有一份研究报告提到,现在中国的制造业竞争力在下降,在朝美国转移,多数人认为是税收的原因。经过研究,构成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税收,而是我们的能源、电信、融资、物流、土地这一类的成本。这一类成本大部分是由于我们的基础产业效率不高,或者说是低效率。而这个基础产业领域,现在是我们所谓的行政性垄断问题最突出的行业。因此,我认为通过这些领域的改革来降低成本是全社会现在进行供给侧改革、降成本的最重要的工作。

   二是经济转型过程中通过企业分化而出现的优势企业成长。过去可能一个行业中大部分企业是赚钱的,但现在即使经济形势好转了,也只是一部分好的企业在赚钱。企业的分化很严重,一部分企业可能逐步要出局,有些是被收购,有些是被兼并。这个过程很正常,就是产业转型升级,只有在目前这种竞争加剧分化的情况之下,才能够真正出现。企业日子都好过的时候,根本不可能转型升级。

   三是通过对外对内开放,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这里说到的服务业,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和社会性服务业。这个领域增长潜力很大,但还是要开放。特别是,通过对外开放来带动对内开放,这是中国过去很多年改革开放进程中非常重要的经验,现在仍然有效。

   四是互联网等新技术带动的实体经济优化配置和效率提升。这一点大家感受很深,特别是现在网购变得非常便捷。但是我认为,下一步最重要的是要从销售领域向生产领域延伸,互联网和实体经济优化组合,特别是发展产业互联网。

   五是前沿性创新带来的增长潜能。这是大家关注比较多的,像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等,现在这方面的消息很多。比如说光伏发电,有资料说可能在最近一段时间,它的发电成本已经可以和煤炭发电成本竞争了,现在主要面临的是储能问题。所以,创新这几年仍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已经形成了深圳、杭州、中关村这样一些创新中心。应该说,中国在创新方面,出现了一些鼓舞人心的变化,这会给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第三大都市圈是下一步发展和改革新的制高点。在中国今后中速增长期,人均GDP由8000美元提高到4、5万美元,那些转型升级、创新驱动的故事我想大部分都会发生在这些都市圈,所以我们对都市圈的变化要高度关注。

   最近两年多,一线城市房地产价格上升,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加快发展以后,各种资源,特别是年轻人正是向这些城市里流动和聚集。这样的话,他们对住房的刚需实际上是在上升的。

   房价现在涨到这样一种程度,有一些深层的体制性因素。首先,住宅用地占建设用地的比重偏低。特别是一线城市,过去几年这个比重一般低于25%。最近几年有所调整,但也低于30%。城市建设用地由地方政府独家垄断,农村集体土地不能直接进入市场。虽然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经营性农村集体土地要和国有土地同权同价、同等入市,农民的宅基地也要创造条件进一步流转,但是至今仍然进入不了市场。房地产税是城市化进程中,特别是大都市圈加快发展阶段一项基本的制度建设,但至今仍没有出台。

   更重要的一点,我们既有的城市化发展的理念、战略和政策,与现阶段城市化发展的规律是相背离的。比如说,对人口推行限制政策,政府一直在限制,但实际并没有限制住。这里要问一个问题,当我们认识到城市化、大都市圈的发展规律后,限制人口到底做得对不对呢?这个问题需要反思。

   有人指出,大城市里,例如北京的核心区人口非常复杂,大城市问题相当突出。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认为打破困局的出路在于房地产领域供给侧的改革。增加住宅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的比重,就是在我们现有的制度下,其他方面都不变,是否可以先把这个比重提高到40%以上呢?

   城市结构也需要发生变化,由过去各种资源都集中在核心区域的城市结构,转变成在核心区外围发展大量的小城镇。把核心区里,比如像北京的高校、科研、媒体,还有央企都可以搬出去,在一个个小镇里形成自己的产业支撑。人们可以在这个地方职住结合,就不用跑那么远了,再通过轨道交通把这些小镇连接起来。普及优质的公共服务,形成包容性强、绿色低碳的新型核心城市加大批小城镇的城市网。

   同时,仍要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真正落到实处,这个事我觉得不能再拖了。另外,小产权房的问题很敏感,但没有办法回避,还是要给它一个出路。讲清楚该交什么费,该交什么税,就是正本清源。该是什么问题是什么问题,把这些问题讲出来。

   此外,要积极发展长期公共租赁住房。最近租赁住房掀起了很大的波浪,这确实是住房制度改革当中很重要的政策措施,也是一个新的发展领域。房租的水平反映的是住的价格,而现在房子本身的交易价格是炒出来的价格。我们现在说房子是要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把租房这一块发展起来。过去,租房很不稳定,因此我们现在能不能发展长期公共租赁住房呢?比如,这个房子租五年、十年、十五年,甚至二十年,只要租户不提出搬走,别人不能让他搬。这样,租户就可以把这个租来的房子好好经营,跟买来的房子一样经营。这样一来,很多人不一定非要在那里买房子。

   推行长期公共租赁住房要加快,实施房地产税制度不能拖,这些都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大都市圈是中国经济下一步新的增长点,大部分转型升级、创新驱动都会在都市圈发生。但解决房地产问题还是应当供给侧改革优先,这才是正确的治理之策。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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