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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任望:沉潜与超拔——张謇研究管见

更新时间:2017-08-30 13:33:07
作者: 黄任望  

  

【摘要】张謇研究总体仍处“沉潜”状态,并未成为“显学”。建国以前、建国到“文革”、改革开放以来三个主要历史时期对于张謇的历史研究冷热交替。张謇研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时代与环境、人文社科发展和史料挖掘等条件开始具备;但是,既有的思维惯性、知识疏离以及对象本身的客观难度构成挑战。建议重新定位、评价张謇,积极对接世界性学术议题,进行适当聚焦,加强跨学科、交叉式研究,使张謇研究的视野和格局更加开放、宏大。

  

   【关键词】张謇研究  回顾  分析  建议

  

   作者简介:黄任望,国家海洋局(中国海警局)调研员;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国际政治专业。个人邮箱:huangrw76@aliyun.com请批评赐教。

  

   百年以来的张謇研究曲折前行[1]。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2006年评价说,张謇研究在20世纪后半叶取得有目共睹的成绩;虽然规模和数量已略有可观,但“研究方法与视角大多仍然比较单调”,“往往流于就事论事,既缺乏宏大的叙说,更缺乏深刻的阐析,其成果必然停留于较低层次”。他提倡要“更为主动的走出去,与其它学科对话、沟通以增进相互理解,从而合力将张謇研究提升到更高境界”[2]。近十年来,张謇研究又取得新的进步。本文拟对国内的张謇研究再次进行整体回顾,探索其中的规律,并就机遇与挑战作出分析;同时,根据一些新情况作出预测。谬误之处请广大同仁指正。

  

   一、沉潜[3]与律动

  

   近十多年来,较有代表性的张謇研究综述文章主要有:《国内外张謇研究之回顾与展望》(庄安正2000年)[4],该文对张謇研究作了在世时期、去世到建国、建国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00年的四个分期。《近十年来张謇研究述评》(王玲2003年)[5],该文对张謇研究作了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和公益慈善四个领域的划分。《张謇研究与张謇学》(张廷栖2006年)[6],该文探讨了“张謇学”成立的客观、主观条件。《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南通张謇研究》(张廷栖2008年)[7],该文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张謇研究作了复苏(1978年12月—1984年)、启动始发(1984年底—2000年)、全面发展(2000年—2008年)的三个阶段划分。《张謇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张兰馨2009年)[8],该文对张謇研究作了解放前、解放后至文革中、改革开放至今三阶段划分。《近十年张謇研究回顾》(陈争平2015年)[9],该文显示近十年来学界的兴趣点主要集中在张謇的近代城市建设、经济思想、农业现代化、大生企业制度及经营管理、近代教育事业、地方自治思想、社会公益及文化事业以及“张謇学”等八个方面。《欧美日的张謇研究》(羽离子2004年)[10]、《台港地区对张謇及其事业的研究概况》(羽离子2010年)[11]介绍了海外张謇研究概况。有关张謇研究的综述性、总结性著作(图书)则有:《张謇研究百年回眸》(王敦琴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我与张謇研究》(尤世玮、杨树德主编,苏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日本学者久保田文次的文章《张謇研究在日本的发展》(2013年)[12]显示,日本学界对张謇的研究从1920年代一直持续至今。

  

   (一)张謇研究的基本格局

  

   根据以上研究综述文章、著作提供的线索,借助部分材料[13];可以看出,已有的张謇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张謇的政治、经济、教育、社会治理、公益慈善以及文化方面的思想与活动等领域。研究的方法和视角涵盖文、史、哲,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宗教学、文化学、人类学、城市规划、工程建设、水利、交通、农业、海洋开发与管理、医学等专业,甚至涉及军事、外交、艺术等等。广义的张謇研究成果包括两大部分:一是经过广泛收集和系统整理的张謇研究历史资料,如两版《张謇全集》(1994年版和2012年版)[14],以及大生档案[15];二是学术研究作品,包括图书(著作)、期刊论文(文章)、报纸文章、学位论文、会议论文(文章)等[16]。

  

   建国以后,国内研究张謇的代表性著作,综合类有:《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章开沅著,中华书局1986年版、日本东方书店1989年日文版)、《张謇传》(章开沅著,中华工商联出版社2000年)[17]、《张謇评传》(卫春回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张謇与近代社会》(章开沅、田彤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张謇研究论稿》(金城主编,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年)、《张謇——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虞和平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论张謇》(章开沅著,经济日报出版社2006年)、《伟大的失败的英雄:张謇与南通区域早期现代化研究》(严翅君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等。专题类有:《张謇和立宪派》(李时岳,中华书局1962年)、《张謇农垦事业调查》(姚谦,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张謇的文化自觉》(黄振平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近代中日两国企业家比较研究:张謇与涩泽荣一》(周见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传统与前瞻:张謇经济思想研究》(王敦琴著,人民出版社2005年)、《张謇与南通“中国近代第一城”》(吴良镛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张謇实业与教育思想概论》(马斌著,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辛亥革命时期的张謇与近代社会》(章开沅、田彤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张謇与近代新式教育》(王敦琴、崔荣华、徐静玉、石静、徐晓旭、邵玮楠著,人民出版社2015年)等。国内涉及张謇、与张謇关联较为密切的专题类专著还有《大生系统企业史》(《大生系统企业史》编写组,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工业化与社会变迁:近代南通与无锡发展的比较研究》(单强著,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大生集团、荣氏集团,中国近代两大民营企业集团比较研究》(金其桢、黄胜平等著,红旗出版社2008年)、《商人精神的嬗变——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商人观念研究》(马敏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大生纺织企业集团档案经济分析(1899—1947)》(顾纪瑞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近代大生企业集团资本运作的兴衰》(何新易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年)[18];等等。

  

   海外值得关注、以张謇为主题或涉及张謇的论著,已经初具规模[19],其中不乏名作、佳作,也多由权威学术出版机构出版。但是,国内相应的引进和翻译工作还未充分启动和有效展开。这是张謇研究的一个较大缺憾。对海外张謇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和重点译介,尤其是对一些经典作品和代表作进行深入探讨,应当成为国内张謇研究与国际学术接轨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通过世界性的学术比较,国内学界有可能对张謇作出新的定位和评价,激发问题意识,产生新的知识生长点。

  

   (二)沉潜与律动

  

   从整体来看,如果以“显学”——即是否占据学术研究的视阈中心,研究成果是否成为社会公众的关注焦点,以及有无产生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为标准,国内的张謇研究一直还是处在相对沉潜的状态。

  

   新中国成立(1949年)之前,张謇创办、经营大生企业以及围绕“父教育、母实业”开展的南通近现代化建设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甚至引起国际关注;但是,这在当时并未引起民国学界的学术关注和研究兴趣。1910到1930年间的张謇研究主要是积累、形成文献资料,以事迹报道、名人介绍和传记为主[20];1930、1940年代,《两淮水利盐垦实录》(胡焕庸1935年)、《实业家张謇之经济思想》(马一行1937年)、《张謇的思想及其事业》(彭泽益1944年)、《张季直先生的教育思想》(张渊杨1947年)等,具有研究性质的学术成果甫始出现[21]。而与之相比,日本人鹤见佑辅的《偶像破坏期的中国》(1923年)专门论及张謇,驹井德三[22]的《中国江苏南通州张謇关系事业调查报告书》(1923年写成、1925年日本出版),较早的表现出了研究特质;驹著被视为国内外学者研究张謇思想的开山之作[23]。而且,1929年日本历史学家橘朴谈到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时认为,张謇和盛宣怀、梁士怡等人不同,张謇是“乡绅用独自资本和信用作基础,以政权为其背景而获得发展”,“损益归自己负担,原则上与资本主义企业并无两样”[24]。可见,相比同期日本官方人士和学者的敏感、锐利,民国学界对于张謇的学术反应是消极、滞后的。这一方面可以归结为战乱和政争的缘故;另一方面其实也显示出,在学界和公众的认知层面,张謇的渐进主义建设道路基本淹没在了中华民族整体的激进主义革命洪流之中[25]。

  

   新中国成立以后,1961年的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会促成张謇研究一个小热潮的短暂兴起;之后则是长期的沉寂。以徐崙的《张謇在辛亥革命中的政治活动》(《文汇报》1961年12月26日)、李时岳的《张謇平议》(《文汇报》1962年4月3日)及其同年出版的《张謇和立宪派》(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一书、曹从坡的《张謇的悲剧》(《江海学刊》1962年第7期),以及管劲丞与徐崙的商榷文章《张謇历史初谈——张謇在辛亥革命中的政治活动考实》(1962年6月24日)为代表,这些文章和论著具有比较显著的时局背景[26],政治立场鲜明,多以揭露、批判民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软弱性为出发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引入,使当时的张謇研究具有一定创新性。但是,研究方法和视角的过度单一化,也使得张謇研究的自然生长和发展壮大受到影响。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史学背景和研究氛围,限制了张謇研究的真正活力。文革十年(1966年—1976年),由于极左思潮和势力的影响,张謇研究基本中断[27]。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以后,张謇研究得以恢复,并且进入相对繁荣阶段。但是,这一时期的张謇研究仍然具有“沉潜”的特质。只是这种“沉潜”与前两个时期的消极、停滞不同,具有蓄势待发的积极意义。改革开放至今,张謇研究的领域得到拓展,研究方法和视角大大丰富、延伸,研究成果在数量和质量上已经较为可观。但是,从客观效果来看,目前的张謇研究仍未变成“显学”。一方面国内一流学者对于张謇的关注不够,另一方面能够在国内外产生影响的一流研究成果不多。国内的张謇研究仍以文献资料性、记叙说明性居多,运用专业理论进行深度分析、探索内在规律的则相对欠缺。除了章开沅教授、吴良镛教授等少数学者的研究成果具有较大影响外,国内的新生代学者仍在酝酿、探索之中,整体的“层次”和“境界”不高,尚未开辟出新的气象[28]。“层次”、“境界”的的提高、开辟,需要借助“知识迁移”;只有国内的人文、社会科学整体复兴,相关专业的理论、方法引入史学研究,并得到充分消化和熟练运用之后,张謇研究才能“水涨船高”。

  

以上三个主要历史时期张謇研究的冷与热、学者对于张謇的评价,呈现一种波状律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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