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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编一册少数民族文学读本,如何?

更新时间:2017-08-28 22:09:58
作者: 陈平原 (进入专栏)  
文学评论也该不分彼此,否则便是 “歧视”,如此论述表面上很替少数民族作家争气,可实际上不仅无法落实,还可能削弱少数民族文学的竞争性、传播度与阐释力。

   这里想引入美国的经验——他们讲多元文化比我们早,论述强度也大得多。可到今天为止,人家仍讲 “少数族裔 ”。美国白人(欧裔)一亿八千万,约占总人口 63%,此外,西班牙裔三千五百万,黑人(非裔)三千四百万,亚裔一千万,印第安人及阿拉斯加原住民两百五十万。不管是非裔或亚裔的作家 /学者,他们并不忌讳,甚至是刻意强调 “少数族裔 ”的立场,站在边缘处发声,要求特殊照顾。而在中国,让占总人口不到 10%的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与汉族同台竞争,这对他们是很不利的 —赢得了面子,弄不好会失去了里子。正因此,我有点怀疑 “多民族文学 ”这个概念的有效性。若实在需要,不妨含糊点,就说 “民族文学 ”,即从 “民族 ”的角度谈文学,或阐释文学作品时更多关注作家的民族属性。

   考虑到很多少数民族作家因教育背景、文化认同以及对于读者及市场的预设,选择了用汉语书写(不说晋人陶渊明或清人纳兰性德,就说现代的苗族作家沈从文、满族作家老舍、回族作家张承志、藏族作家阿来等),他们的作品早就活跃在 “文学史 ”大传统中,若编辑 “少数民族文学读本 ”,建议不必收录,只在 “导言 ”中提及即可。相对于纳兰性德或沈从文,我更关心那些只用本民族语言写作的作家作品,因其在汉族地区即便不被遗忘,也难以得到深入的阐释与广泛的传播。

   文学不同于相对直观的音乐或舞蹈,文学史也不同于社会学或民族志,这里的关键在语言。明知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回族、彝族等有很多好作品,可因语言隔阂,必须借助翻译才能阅读。于是,牵涉以下两个问题:一是翻译的重要性,二是怎么看待只用本民族语言创作的作家。

   若承认多元文化立场,我们必须尊重那些只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写作,且基本上只在本民族活动范围内流通的作家,以及他们或明显或潜在的对抗汉化、儒化、一统化的努力。据李晓峰、刘大先著《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一九八一至二〇〇九年《民族文学》上十六个非汉族文学作者用母语创作而后译成汉语的作品为一千零二十八篇,对照这些民族作家用汉语在《民族文学》所刊发的作品,结论是:“维吾尔族母语汉译作品占 88.03%,哈萨克族母语汉译作品占 82.39%,朝鲜族母语汉译作品占 64.56%。这种情形说明,在上述三个民族中,母语文学书写占主要地位,而汉语书写占次要地位。这种情形与整体的中国当代文学书写以汉语为主的情形正好相反。”(211页)但是,第一,投稿给《民族文学》的少数民族作家,对此刊物的性质早有了解(如早年的张承志以及今天的阿来,很可能更愿意将好稿子给《人民文学》而不是《民族文学》);第二,少数民族作家之所以选择母语写作,有的是文化自觉,有的则因汉语不太好;第三,同样是少数民族作家,生活在民族地区还是国际性大都市,其教育背景及写作姿态有很大差异。考虑到传播途径及效果,当下中国,应多关注那些坚持本民族语言及文学传统的 “自觉 ”的“民族作家 ”——当然不希望变成一种政治姿态。

   接下来是翻译的意义,以及翻译家的作用。提及现代汉语的形成或现代中国文学的建构,我们都会特别表彰翻译家的贡献。像严复、林纾、周氏兄弟、朱生豪、傅雷等翻译家,是得到文坛及学界充分尊重的。相比之下,翻译少数民族文学或学术著作的翻译家,就没有得到如此礼遇。谈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只讲西学东渐还不够;既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则中国境内各民族文学 /学术的译介,其意义同样不能低估。可实际上,后一种译作,即便精雕细琢,也极少被当作 “范文 ”看待(比如进入中小学《语文》课本),也很难在大学课堂上得到充分表彰。很多译作只是配合自家研究,如西北民族大学的老前辈王沂暖,撰有《藏族文学史略》,但在我看来,其将毕生心血倾注到《格萨尔》的整理、翻译、研究事业中,独译或合译《格萨尔王传》二十余部,更值得表彰。正是基于此考虑,若编少数民族文学读本,除了选择译文时需格外慎重,且不妨借助 “题解 ”或“延伸阅读 ”,谈论那些为少数民族文学的汉译及整理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

   编写作为教材的少数民族文学读本,不同于个人著述。若文化遗产整理,必须 “不厌其烦 ”,功夫下得越细越好;可作为文学传播,则必须考虑读者的趣味及接受能力。以藏族文学为例,现存《格萨尔王传》据说有一百二十多部,两千多万字,是世界上最长的英雄史诗,比《吉尔伽美什》《伊利亚特》《奥德赛》《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等五大史诗的总和还要多。问题在于,走出藏族地区,若非专门研究者,没有几个人真的读过《格萨尔王传》。照理说,既然是中华民族的文学宝典,所有修过中国文学史的大学生或研究生多少总会有所了解吧?实际状况并非如此。除了部头太大,还有就是我们历来重整理而轻传播。对比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在西方乃至全世界的广泛传播,你就明白其中的差距。这与十九、二十世纪西方文化在全球占绝对主导地位有关,但也与人家严谨的整理、精致的改写以及灵活多样的传播方式密切相关。对于流传广泛且变异很多的民族史诗来说,所谓 “原汤原汁 ”的整理,几乎不可能。在哪个时代由哪些专家整理定型,就必定带有那个时代的审美趣味及技术能力。今日中国,要想让《格萨尔王传》进入千百万大学生的视野,在民族政策、“非遗 ”保护、文献整理之外,还得有审美趣味及传播技巧方面的考量。

   说到精致的翻译以及创造性的传播,不能不提及仓央嘉措的诗歌。从一九三〇年于道泉刊行《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开始,近百年间,不知有多少真真假假的仓央嘉措 “情歌 ”在汉族读者中流传。一首《在那东山顶上》,让无数 “文青 ”或“小资 ”如痴如醉。至于拉萨八廓街东南角的玛吉阿米餐厅,更是将神话、诗歌与饮食融为一体。文学传播遭遇商业化运作,必定有所扭曲与变形(包括近年影视作品对于仓央嘉措诗歌的过度消费),但这起码激起了公众的阅读热情。回顾历史上众多文学革命,大都兼及政治、文学与商业。正所谓,水至清则无鱼。完全拒绝商业介入,不是好主意。关键在于如何适时地进行自我调整。这就好像面对老建筑,只说保护不够,最好是 “活化 ”。所有的经典作品(不仅是少数民族文学),如何借助与当下读者的对话,不断地自我更生,是个普遍性的难题。在强调学术价值的 “整理 ”与注重读者趣味的 “传播 ”之外,还有第三条道路,那就是相对清高、不太受资本逐利影响的大学课堂——这也是我对编一册少数民族文学读本寄予很大期望的缘故。

   若能兼及文学家的情怀与教育者的责任,在高校开设 “少数民族文学 ”课程,包括编辑相关读本,是件大好事。具体怎么操作?概言之:第一,在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大格局中,思考各民族文学的价值及贡献;第二,以中华民族大家庭中非本民族的大学生为拟想读者;第三,考虑到中国历史的复杂性,不求完整叙述,更多关注具体作品;第四,选择文本时主要考虑文学及文化价值,而不是各民族人口比例;第五,借助 “题解 ”与“延伸阅读 ”,展开较为宏阔的视野,尤其注重文本的历史性与对话性。

   二〇一七年五月三日初稿,五月十八日改定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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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17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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