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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鲁:经济增长与结构再平衡

——2017.07.02在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的演讲

更新时间:2017-08-27 09:02:10
作者: 王小鲁 (进入专栏)  

  

   我今天想讲的题目是“经济增长与结构再平衡”。这个题目前些时候我在别的场合也讲过,但有些数据作了更新,而且是对不同的听众。这里讲的都是我个人的观点,我想先简单说说最近的经济增长形势。

  

   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今年一季度GDP增长6.9%,和去年的6.7%相比稍微有一点加速。出口由负转正,1-4月增长了8%,去年出口是负增长,今年出口形势似乎有明显好转,同时顺差也在收窄。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过去我们出口下降主要是因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在逐渐的丧失,大家可以看到来料加工、进料加工这部分的加工贸易在下降,这一现象在最近两、三年特别明显,但是今年头几个月加工贸易有所回升。我觉得它是一个短期的现象,因为加工贸易的下降表示我们从过去的低收入国家变成中等收入国家,劳动力工资水平提高了、工资成本上升了,过去靠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的比较优势在逐渐丧失,需要建立新的比较优势。这是一个长的转型过程,而且是在一定发展阶段上必然要出现的现象。今年虽然出口形势改善了,但是很明显的一个特点是加工贸易回升,那么从这个情况看,恐怕出口好转主要还是短期因素所为。而且这个短期因素,我想是否和前一个时期的人民币贬值有关系?人民币贬值,出口产品的价格变得相对便宜,因此出口有一个短期的回升。当然,也有整个国际经济形势相对好转这个因素在起一定的作用。

   从工业来看,工业增加值1-4月份增长6.7%,和去年全年相比提高了0.8个百分点,我记得去年全年应该是5.9%,因此工业增长有所加快。但是我们看看主要工业产品分类的增长情况,投资品的回升占主要部分。因此,可以判断工业的增长主要还是投资带动,当然也和国际、国内市场原材料价格回升这个因素有关系。

   1-5月的投资增长是保持在8.6%,但其中,国有控股投资增长了12.6%,民间投资仅仅增长了6.8%,两者之间有非常明显的差异。而民间投资是基本表达市场导向的投资趋向,民间投资仍然相对比较低迷,就说明整个形势没有大的好转。国有控股投资更大程度上是政策带动的,仍然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促进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如果把民间投资划分一下的话,制造业的民间投资只增长了4.9%,这个6.8%的投资增长有很大程度是房地产投资起的作用。房地产投资增长了8.8%,比去年全年加快了1.8个百分点。这个加快有前一个时期的一些主要城市房价上涨这个因素的刺激,它带动了房地产投资,因此,从这个角度看,这也是短期因素。

   再看消费,刚才讲出口、讲投资,那么三大需求中间剩下的一个因素就是消费,消费品零售增长略低了0.1个百分点。但是,说老实话,我对消费品零售这个指标的可信度不是特别有信心,我更看重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的统计。今年一季度居民收入增长 7%,有所加快,但是消费仅仅增长了6.2%,减慢了0.6个百分点,消费有所减速。

   最近几年官方政策仍然是希望靠较大力度的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但实际上投资对经济增长起的带动作用在不断地衰减,而且过去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就是过度投资,因此投资未来起什么样的作用是不容乐观的。消费相反起了相当的支撑作用,最近两、三年虽然其他方面形势不太好,但是消费总体来看比较稳定,消费的增长对经济起了支撑的作用。如果看支出法GDP核算数据,最近两、三年消费占GDP的比重有所回升,回升了两、三个百分点,那么这还是一个积极的因素。但在整个经济状况不大景气的情况下,消费不可能长期持续一枝独秀,它会受到影响。我们看到最近消费增长减慢,可能就是这样一个信号。虽然过去两、三年不错,但是消费的变动和整个经济增长形势的变动是有一个滞后关系的,这个滞后关系现在正在慢慢体现出来,所以未来消费很可能也会缓慢走低。这个现象是过去几年经济形势导致的结果。因此,增长减速还是有趋势性。

   这里要提到的是,如果讲短期形势的话,一个积极的因素是5月份M2的增长率降到了9.6%,这是多年来第一次M2降到10%以下,我认为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原因是过去长期以来保持了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我们提法上叫作“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是实际上货币增长是远远高于GDP增长的,仍然是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样一个政策导致的结果就是杠杆率不断上升,金融风险越来越大,而且金融效率不断下降。现在5月份的M2增长降到10%以下,我认为是一个积极的变化,但它究竟是一个趋势性的变化,还是短期的波动?我们还不知道,因为我们不知道央行到底心里怎么想。

   所以,综合判断:今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形势变化是有向好的趋向,但还是投资拉动为主的短期因素导致的结果。全年来看,恐怕还是前高后低,上半年的形势变好我认为不能看作一个拐点,不能说“已经变好了,未来形势会越来越向好”,不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刚才说的是从需求角度来看经济增长。如果从供给角度来看经济增长,前一个时期官方一直在讲供给侧结构改革,那么供给侧结构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主要强调的是这五点。这五点确实是供给侧结构失衡的表现,我说它是“表现”,但不能讲它是内因,内因我们还要分析。那么从表现来看,产能过剩是我们结构失衡中最突出的问题。前一个时期的政策调整是主要靠行政措施压产能,因而有些大宗产品的产能过剩情况有所缓解,像钢铁、煤炭这些大宗原材料价格大幅度的回升。但是总体来看,过剩的问题还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而且更重要的是,用行政手段来压产能恐怕只是扬汤止沸,而不是釜底抽薪。什么样的变化才叫釜底抽薪?釜底抽薪应该是从体制上解决导致不断形成产能过剩的问题,可是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看到多少变化。因为产能过剩现象世界各国都有,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的阶段也都会出现产能过剩的现象,但是像我们国家如此长时间、大幅度、持续的产能过剩,而且长时间调不过来,这确实少见。

   为什么调不过来?说明市场没有起到该起的作用。在市场主导的情况下,产能过剩到一定程度,市场就要发生调整,该下降要下降,该发生经济结构的调整要进行结构调整。但我们现在的结构调整仍然主要是行政性的,在这种行政性的结构调整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现象,比如说钢铁产能过剩怎么办?分摊任务,各地都要压产能,分到有些地方,就是人人砍一刀,人人都要压一块,而且不管你是好的企业还是不好的企业,都是人人过刀。有些地方更有甚之,专压缩民营企业,不压缩国有企业。保留下来的国有企业甚至可能是长期亏损,经营情况非常不好的僵尸企业,而压掉的民营企业中包括一些经营好的企业。因此靠行政手段压产能只是一个治标的办法,还不是治本的办法。

   再看房地产库存,过去一些三四线城市有大量的空置房,前一段的结构调整使其有局部的消化,但总体上仍然大量过剩。

   我们说要“补短板”,那么“补短板”要补什么呢?主要补高新技术产业、补先进技术制造业,但是这些产业的发育仍然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特别是有赖于市场环境的改善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单靠政策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恐怕只能起短暂的作用。

   再看降成本的因素,成本高,其实反过来讲意味着生产率低。在改革早期的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总体上看每年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在两到三个百分点,保持了很长的时间。但是过去十几年中,全要素生产率在持续下降,我们用和过去同口径的方法来计算,现在全要素生产率已经由正转负。当然不同的研究得到的结果不尽相同,有人说还是正的,但是降低了。无论怎样,有一点是共同的,大家都看到了全要素生产率在持续下降,这是大部分研究共同得到的结论。要扭转这个局面,首要的问题是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一点我们还没有看到根本性的改变。

   再看杠杆率,总体上看,杠杆率还在持续上升,贷款和社会融资增速差不多是GDP的两倍,金融风险继续加大。到5月末,人民币贷款达113万亿,GDP去年只有74万亿,贷款总额远远超过GDP,M2是GDP的两倍多,社会融资是两倍多,而且这个倍数还在继续上升,表示我们的杠杆率还在继续增加。我用社会融资来近似的计算杠杆率的变化,实际上是一个不完全的口径,因为社会融资里没有计算政府债券,如果是全口径的计算,杠杆率现在大概是GDP的两倍半左右。

  

   刚才讲结构失衡的因素只是从供给侧讲,我认为还是不够全面的。虽然官方不断地在讲供给侧结构改革,但是在我看来供给侧的结构失衡和需求侧的结构失衡是紧密相关的,单提一个方面不够。供给侧存在结构失衡,但是需求侧也存在结构失衡,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需求侧的结构失衡起着更重要的作用。那么突出的问题是什么呢?我认为突出的问题就是长期以来的过度投资和消费相对不足。产能过剩、房地产库存过大、杠杆率过高都和这个因素有关。过度投资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咎于各级政府的投资扩张政策,如:产业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地方发展政策。但是投资扩张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它能提高总需求,特别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如果消费不好,政府又没有办法改变消费,怎么办?政府增加投资,短期是可以扩大需求的。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一个现象:通过投资扩张的办法来扩大总需求,这仅仅是一个短期效应,在中长期它起的更重要的作用是扩大了供给。因此,在短期需求扩大之后,我们必然会看到新一轮供给的扩张。因为我们刺激了社会总投资,大家都去大规模投资,造成了新的需求,比如要增加钢材、水泥的采购、增加设备订货等等,短期看需求扩大了。中长期呢?我增加的投资会形成新的项目,特别在生产领域,它会形成新的生产能力。比如我们看到2008年以后大规模的货币刺激和宽松的财政政策,带来的结果就是产能一轮又一轮地扩大,包括钢材、水泥这些靠投资刺激的基础原材料、以及设备的产能都在扩张。

   那么扩张的结果是什么呢?下一轮你的产品卖给谁?这又变成了一个新的问题。消费不足靠投资来拉动,投资把短期的需求拉上来了,但是投资形成的新产能又靠谁来拉动?这变成了一个新的问题。长期看,如果不断的靠投资拉动,就会造成一个你提着自己的头发想把自己从地面上提起来的现象,变成一个靠不断地揠苗助长来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所以,我们反思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会得到一个结论:扩张性的投资政策,包括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不能长期使用,特别是不断刺激投资的货币政策,长期应用就会造成结构失衡。

  

   我们来看消费率和资本形成率的长期变化。在改革时期的80年代到90年代,我们的消费率大体保持在60%以上,直到2000年之前,资本形成率保持在30%-40%之间。但是2000年以后出现了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就是消费率持续下降,资本形成率持续上升,储蓄率也在持续上升。资本形成率2011年达到了48%,这是历史最高点,比2000年以前上升了十几个百分点。2011年以后有所回落。因为2016年的支出法GDP数据还没有公布,2015年是回落到45%左右,比最高点回落了3个百分点,但是比2000年以前仍然高大约10个百分点,如果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们高26个百分点。

再看消费率,消费率在改革期间长期以来是60%多,但是从2000-2010年,消费率下降了十几个百分点,从百分之六十几一直下降到48.5%。虽然最近几年回升了3个百分点左右,2015年也还不到52%,仍然比2000年以前低大约10个百分点,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8个百分点。所以,就目前的情况看,除去少数个别国家的特殊情况以外,我们的消费率在世界各大国中间是最低的,我们的储蓄率和投资率是最高的。但因为过高的资本形成,导致了产能不断扩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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