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王曙光著《中国农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与以家庭工业为核心的温州模式不同，苏南模式是以乡镇企业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维系温州乡村工业化的是血缘和家族关系，而维系苏州乡村工业化的是产业和技术关系，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苏州这个地方，历史文化底蕴很深厚，物产丰富，是鱼米之乡。苏州人心灵手巧，能工巧匠很多，传统手工业发达，我们平时老说“苏作”，就是指苏州的手工艺品，不论是刺绣、丝绸、家具、服装、雕刻等，只要是苏州的手工艺术，一定代表着精致、精美、上乘。更不用说苏州的戏曲说唱艺术、园林艺术了，都是不可多得的国粹。苏州这个地方风气较新，很早就接触现代的东西，工业在1949年之前就有一定的基础。在20世纪20-30年代，苏州的乡村工业已具有相当的规模，是当地民族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919年常熟县织布手工业场有31家，织布机3 000架左右，男女工人约4 000人；1932年吴县乡间从事织缎的有数千人；吴江盛泽镇“以丝织业为业者，殆不下万户，男女工作人员殆在五万以上”。苏州是历史上手工业、农副业和工业发达地区之一，是商品经济较发达的地方，这就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读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所描述的就是苏南这一带的农村经济情况。
从地理位置上看，苏州农村紧靠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苏州、无锡、常州等经济发达的中等城市又是中国民族工业的摇篮和发源地之一，城乡商品经济相对比较发达。城市工业的老产品和老设备的利用，简单零配件的加工等，一般都就近选择条件较好的农村来扩散，由于苏州农村接受经济、技术辐射能力较强，往往成为首选地，也成为城市科技人员、能人到农村创业办厂的明智选择。同时，因为距市场中心较近，水陆交通便捷，运输成本较低，产品选择范围较大等有利条件，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基础。20世纪60年代初，从城镇工业企业中下放了一批职工到当地农村，60年代末开始的在职干部分批下放劳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苏州农村吸收了17.8万知识青年，他们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工业技术、文化程度较高和熟悉城市工业人际关系的有利条件，积极投身于社队企业。上海等大城市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包括退休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成了“星期天工程师”，他们为创办乡镇企业引路，传授技术和管理经验，成为乡镇企业的启蒙老师。苏州的乡镇企业就是在本地的手工业基础和外来技术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
苏州农村充分利用了自己与外界人力资本的联系，引进技术和人才。他们通过官方联系，民间协作，寻亲访友，国际交流，形成了能利用的国内外乡亲资源关系网。不少乡镇还专门编制了各城市中当地籍人员花名册，平时经常联系，邀请他们回老家过年，召开新春团圆会，为家乡发展出谋献策。在乡镇企业初创阶段，找到一个好的关系就可能办起一家工厂。在计划经济时期，乡镇企业运行所需的技术、设备、资金、原材料和产品销售等生命线大多数控制在别人手中，没有关系就寸步难行。而在外地工作的苏州乡亲为解决这些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1]。
苏州乡镇企业发展的基础也是50年代末期发展起来的社队企业。1958年苏州各地的人民公社逐步办起了不少农机修理、砖瓦、粮食加工、棉纺织以及缝纫等手工业合作社等公社工业企业。1959年根据5个县的统计，共有社办企业540家，工业总产值4 435万元，职工人数2．88万人，固定资产324万元。市郊区1958年有社队企业195家[2]。“文化大革命”期间，城市工业停工停产，市场供需矛盾很大，刺激了计划外生产供给的渠道，这为社队企业兴起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市场环境。苏州的社队企业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注入了新的活力，重新开始起步，以不同的形式恢复和创办了一些工业企业。1972年，中共苏州地委提出“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要求，苏州的社队企业贯彻“三就地”(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方针，积极发展社队企业，开始了社队企业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1976年，中共苏州地委倡导和支持发展农村工副业，提出“农副工综合发展”新思路，在全国领先一步部署发展社队企业，实现了社队企业的历史性转折。社队企业发展从“三就地”基础上拓展思路，开展为城市工业协作配套加工，其中有些产品还出口到国外。1976年，苏州地区(包括现属无锡市的无锡、江阴两县)社队工厂达10513个，社队企业总产值达到9．92亿元，相当于新中国建国初期全地区工业总产值的4．6倍，1965-1976年增长了18．4倍，社队企业的总产值占全地区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65年6．8％提高到35．7％[3]。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开始逐步调整农村经济体制与政策。1979年7月1日，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的通知，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又进一步指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苏州社队企业在十分有利的发展大环境下，一方面充分利用有利的区位优势，积极发展同城市大工业的横向联合，另一方面主动积极的进行自我调整整顿，改革分配制度和提高管理水平，为社队企业的大发展打好基础。1979年苏州社队企业全面整顿，重点是解决企业管理、产品销售等薄弱环节，如财务管理、购销管理、经营管理等，社队企业的技术和管理又上了一个台阶。
80年代苏州社队企业加大了与大城市工业的横向联合。联合协作生产的形式主要有五种：一是为城市大工业配套生产组织的市、县联合；二是以一个县或公社为单位组织的联合；三是产品的零部件和工艺协作；四是以行业为单位组织联产、联购、联销的公司或总厂；五是生产企业与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技术协作。这样的联合生产，既解决产品重复和部分企业任务不足的网难，又有利于发展生产，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增强竞争能力。到80年代中期，苏州社队企业已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结构，已初步形成以城市为中心，以农村为基础，以小城镇为纽带的城乡经济、金融、文化、科技网络，为城乡联结，协调发展奠定了基础。
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这个阶段，“社队企业”这个词就不再用了，流行的词汇是“乡镇企业”。苏州乡镇企业与全国的乡镇企业一样，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也遇到一些瓶颈，其中主要问题是粗放经营、技术水平不高、重视规模而忽视质量，企业竞争力低下，同时产权的不清晰也阻碍了乡镇企业的发展。所以结构转换、产业升级和产权改革就成为当务之急。苏州乡镇企业在严峻的形势下，发展方向开始了历史性的重大转变，在发展战略上围绕“五个转向”，即从注重产值增长转向注重提高经济效益；从外延扩大为主转向内涵挖潜为主；从粗放经营为主转向集约经营为主；从负债经营为主转向以自我积累为主；从内向型为主转向内外结合型发展，把工作重点转到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上来[4]。
无论是苏南模式，还是温州模式，在中国乡村工业化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共性的问题。技术水平低下、人才缺乏、产权不清晰、重复建设、严重浪费资源和能源、破坏环境、难以实现规模经济等问题，困扰着中国乡村工业的发展。乡村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必须实现整体的转型与提升，必须实现技术和制度的创新。2004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乡镇企业要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产业结构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调整乡镇企业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加快技术进步，加快体制和机制创新，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服务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这既是乡镇企业目前发展规模、结构、特点的要求，也是其进一步发展战略、模式的必然选择。90年代中期之后，乡镇企业开始普遍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产业的升级改造，乡镇企业逐步融汇进民营经济的大潮中，“乡镇企业”这个词汇已经不再有人提起了。从“社队企业”，到“乡镇企业”，再到“民营企业”，这三个关键词的转变，标志着中国乡村工业化的三个不同历史时期。
[1]王荣、韩俊、徐建明主编：《苏州农村改革30年》，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年版，第107-109页。
[2]王荣、韩俊、徐建明主编：《苏州农村改革30年》，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年版，第107-109页。
[3]王荣、韩俊、徐建明主编：《苏州农村改革30年》，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页。
[4]王荣、韩俊、徐建明主编：《苏州农村改革30年》，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年版，第1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