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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奇生:从“泛阶级化”到“去阶级化”

——阶级话语在中国的兴衰

更新时间:2017-08-21 21:32:12
作者: 王奇生 (进入专栏)  

   提要:五卅之后,各派政治势力与知识界对阶级概念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有过不同的看法和争论。在此过程中,中共的阶级话语宣传渐居强势。中共在将马克思主义原理本土化、具体化、实用化的同时,也存在阶级概念被极度泛化的问题。文革结束后,学术界对阶级概念重新反思和检讨。近20年来,“阶级”与“阶级斗争”话语逐渐淡出中国政学两界的视野,呈现出“去阶级化”的趋势。如何从中国的阶级实情出发,对近现代乃至当代的阶级进行深入的实证的学理探讨,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学术问题。如相对非阶级的社会分化(如职业、种族、民族等),阶级分化的程度如何;相对非阶级的不平等,阶级导致的不平等有多显著;相对非阶级认同(如性别、地域、宗教等),阶级认同有多强烈;只有恰如其分地把握历史与现实中的阶级实态,才不至于过分夸大或无视社会阶级的存在。

   关键词:阶级;阶级斗争;资产阶级;瞿秋白;毛泽东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组织、动员与武装斗争:1925-1935年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研究”(14JJD770033)

  

   近百年来,在中国的政治与学术话语中,“阶级”无疑是一关键概念。这一概念自20世纪初年传入中国后,直接运用于五四之后的革命与政治斗争实践中,且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意识形态的主导性话语。文革结束以后,学术界对这一概念重新反思和检讨。近20年来,“阶级”与“阶级斗争”话语逐渐淡出中国政学两界的视野,甚至为国人所厌弃。本文试图结合中共革命过程中的阶级斗争实践,就阶级话语在中国的兴衰过程,作一简要勾勒(难免挂一漏万),并对阶级分析的当代学术意义略述己见。

  

  

   在西方,阶级的概念在工业革命早期即被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评论家们广泛使用。而在中国,阶级的概念主要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才受到广泛关注。据瞿秋白观察:“五四时代,大家争着谈社会主义;五卅之后,大家争着辟阶级。”【《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1926年1月29日),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60页。】确如瞿秋白所见,五卅之后,各派政治势力与知识界对阶级概念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有过不同的看法和争论。在此过程中,中共的阶级话语宣传渐居强势。而中共对阶级概念的解释和运用,虽其基本思想来源是马克思列宁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但在革命过程中又有所调整与修正,大体有这样几方面的特征:一是依贫富划分阶级,以阶级划分敌友;二是强调阶级之间的对抗与斗争,反对阶级之间的妥协调和;三是将革命视同为阶级斗争,以革命伦理、革命立场评断各阶级的政治属性;四是阶级概念的衍生,由阶级本体扩大到“阶级性”“阶级化”“阶级意识”“阶级代表”,而这些“阶级性”“阶级化”“阶级意识”与“阶级代表”经常脱离阶级本体而存在,甚至与阶级本体相错位。【如赵利栋在《“五四”前后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阶级与阶级斗争观念》一文中指出,将阶级意识当成与生产力没有联系的思想意识,把意识等同于阶级斗争,是五四前后阶级观念传播的基本特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1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0-96页)。这一特征显然也被中共延续下来。】五是阶级概念的泛化,将一切不平等视为阶级的不平等,将一切斗争视为阶级斗争。如1925年瞿秋白在《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一文中,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解释为阶级斗争,声称“三民主义就是阶级争斗(在)三方面的表现”:针对地主、资本家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之民生主义是阶级斗争;全国人民反对军阀的民权主义是阶级斗争;全中国民众反抗外国资本主义的民族主义也是阶级斗争。【《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1925年9月8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第387-389页。】这意味着在三个不同的层级上出现了三大不同阶级的对抗:农民、工人——地主、资本家,全国人民——军阀,全中国民众——外国资本主义。第一个层级是两个阶级对抗还说得通,第二、三个层级显然就不是阶级之间的对抗了。类似这样极度泛化、模糊、随意运用的阶级话语在中共早期十分常见。1926年1月,毛泽东撰写《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将中国农村民众按贫富划分为八种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手工业者、游民,认为这八种人是八个阶级,且因经济地位各不相同,对于革命的观念也各不相同。紧接着毛又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认为“无论那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详细分析则有五等: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毛泽东:《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1926年1月)、《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2月),分别刊载于《中国农民》1926年1月第1卷第1期第13-20页、1926年2月第1卷第2期第1-13页(原刊页码不连)。】也就是说,不仅中国如此,任何国家都可划分出三等人和五个阶级。毛又分别从农村和都市找出对应的五个阶级,然后将五个阶级对革命的态度,划分为反革命、半反革命、对革命守中立、参加革命和革命的主力军等五种情形。当时中共内部还没有统一的阶级概念和阶级划分标准,大体是各自理解和各自表述。早期理论家之一的瞿秋白虽然指出马克思关于阶级分野的标准是根据生产机关的占有,而不是根据财产所有权,但他又强调,建立在阶级社会之上的一切社会关系都带着阶级性,一切社会关系都是建立在阶级关系之上。【《对于阶级斗争的讨论——再答明致先生》(1926年3月17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第574-575页。】以此推演,一切社会关系都被看作阶级关系。

   中共“一大”即提出要以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废除资本私有制,直到消灭阶级差别。在中共的大力宣传下,几年之内,崇“无(产阶级)”贬“资(产阶级)”,渐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影响所及,国民党人亦不愿别人称他们的党为资产阶级政党,认为那是对国民党的轻蔑和侮辱。【陈独秀:《国民党与劳动运动》,《向导》第71期(1924年6月),见《向导汇刊》第2集,第568页。】北伐时期,更有国民党左派青年欲与共产党争相代表无产阶级,声称:“因为中国已经有了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便认为国民党是代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党。这是只知道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而不知道国民党同样是代表无产阶级。”【赞育:《孙文主义的进步性》,《现代青年》(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第57期(1927年3月17日)(原刊无页码、版次)。】1927年,冯雪峰写了一首诗,诗名为《小资产阶级》,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当时急进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语境。诗中描写他有一回和朋友喝酒时,戏称好友是小资产阶级。好友即刻满脸迸红,拍着桌子说:“你侮辱了我”,差点要动手打人。冯雪峰因此感慨说,“小资产阶级”这一名词近来很流行,我们无疑都是“小资产阶级”,而“小资产阶级”这名词是带着怎样可耻的毒刺呀。【《冯雪峰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7页。】可见“小资产阶级”这一称谓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即已经污名化,而知识分子从那时起即被中共定位为“小资产阶级”。那时的左翼知识青年也“听从”了这样一种安排,自我认定“小资产阶级”是他们的一种原罪。

   在中共革命过程中,阶级话语表达与阶级斗争实践在不同时期虽有所不同,但一直是中共革命的核心问题。1957年毛泽东自我总结说,过去的三十几年,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干了个阶级斗争。【毛泽东:《关于思想工作问题——在南京部队、江苏、安徽两省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20日),新湖大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宣传部编:《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第3册,1967年8月出版,第96页。】其实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说过:最初接受马克思主义时,“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关于农村调查》(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379页。】据青年毛泽东的说法,他之所以选择接受“阶级斗争”学说,是因为“阶级斗争”学说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可直接运用于实际革命事业中;其他主义学说,如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都是“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致蔡和森等》(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正因为此,毛一直坚持运用阶级斗争学说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以及各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进而划分敌、友,并认为划分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辛亥革命的特质是种族革命(反满),中共革命的特质是阶级革命。无论是种族革命,还是阶级革命,均是以社会动员为目标,以扩大和激化社会矛盾为手段。辛亥革命过程中,革命党人的动员策略,主要集中于“排满”宣传,专从满、汉的恶感方面鼓吹,煽动民族仇恨,激发民族感情,非常具有社会动员力。【章开沅:《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动员——以“排满”宣传为实例》,《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5期,第93-99页。】胡汉民后来总结辛亥革命成功的经验有两条:一是策反新军,二是排满宣传。【《胡汉民先生自传》,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78年影印本,第237-238页。】但刻意夸大、激化民族矛盾,固然有利于革命动员,也会产生严重的消极后果。所以,辛亥革命一成功,革命派立马叫停种族分化策略,转而强调五族共和,及时缓解了民族矛盾,并有效防止了国家与民族的分裂。中共的革命擅长运用阶级斗争手段,从大革命时期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到国共内战阶段的土地革命与土地改革,均取得了很好的动员效果。大革命高潮时,中共领导下的工会会员290余万、农会会员900余万,还有15万童子团,其组织触角延伸到全国大部分地区和各阶层民众。一个成立仅五六年的政党,在两三年间,能够发动如此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堪称一大奇迹。在一般社会学家看来,群众是一群缺乏同质性的“乌合之众”,要将其组织动员起来并加入到集体行动之中,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程。亦因为此,中共依靠农民进行革命并最终取得胜利,一直成为中外学界反复探讨的问题。在众多的解读中,最具影响力的解释有二:一是中共通过土地改革,解决了农民最迫切的实际问题。农民因此被吸引到革命中来。二是日本人的入侵,为中共在农村组织发动一场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黄金机会。但这两个因素也许可以解释延安时期,无法解释大革命时期。大革命时期,没有外敌入侵,土地问题尚未提上议事日程,那么中共是如何将上千万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的呢?在笔者看来,阶级斗争无疑是中共早期工运、农运的动员利器。彭湃在海丰开展农民运动时,曾遇到一次“凶年减租”与“丰年减租”的选择困境。1923年夏秋之交,海丰恰遇水灾和风灾,农田完全失收,农民大起恐慌,要求农会趁机向地主挑战,实行减租运动。然而彭湃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农民的解放运动,减租运动,如是因着年凶,是无甚价值的。因为恐他们或竟忘了减租的意义和我们的目的。故有价值,还是要在丰年来减租。”何以凶年减租无价值,丰年减租才有意义?彭湃解释说:“减租是农村阶级斗争的挑战。果然,则凶年减租虽可救死,而田主施惠、佃户感恩,有时反易没却阶级的意识,故无甚价值……反之,丰年减租,则直是农村阶级斗争的挑战,故有价值。”【李春涛:《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1923年11月7日),中共海丰县委党史办公室、中共陆丰县委党史办公室编:《海陆丰革命史料(1920-1927)》第1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8-119、124页。】从农民切身利益来说,凶年减租最迫切、最需要,甚至生死攸关;而从党的阶级斗争目标而言,凶年减租没有价值,丰年减租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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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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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苏区研究》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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