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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新:王元化“最根本的一个命题”

更新时间:2017-08-20 09:12:38
作者: 陈新  

  

   《王元化晚年谈话录》是王元化与学生吴琦幸于2007年7月和2008年1月的谈话记录。16次谈话,王元化表示要进行这样的谈话、提出把它整理成书的意见达10多处。7月21日说:“我有很多的意思没有表达出来的,我有文章没有表达清楚的,我有的经历没有讲的。我都希望在跟你谈话中表达出来。”翌年1月吴琦幸再次从美国到上海瑞金医院探视老师,告别时得知学生大概6月底才能再来,吴琦幸写道:“先生‘哦’了一下,眼光中突然闪现一种些微的失望,这是我跟他二十年来,在他眼睛中很少见到的”,“我们的手慢慢放开”。——他们就这样永诀。

   读着这样的文字叫人感动和悲伤,是可以切实感受到这次谈话份量的。这是王元化一直激荡在胸的家国情怀,乃至对人类命运终极关怀的最后表达,对世界的遗言。

   王元化最后谈话的内容非常丰富,他肯定已敏感到自己来日无多,迫切要将最后的所思、所识、所感、所忆,所处的精神世界留给后人。其中,他最为强调的是他一生中的第三次反思。虽然这次反思的成果都结集在《九十年代反思录》等著作中,但他仍然觉得有必要作一次集中透彻、提纲挈领的阐述和强调。

   他说:“我觉得人类认识,不是一个绝对的东西,这是我的最根本的一个命题。所以我觉得这个启蒙学派,把他认识到的就认为是一个绝对真理”,“就非常大胆和独断”,“这是我的第三次反思的核心”。说完,他还是不放心,又说“这次跟你讲得比较透彻一点”,“不知道你听不听得清”。当吴琦幸回答说听得很清楚,“第三次反思是重在对于启蒙思想的反思,是对于认识论的反思”。吴的回答指出了王元化反思的历史追溯和哲学根本,王元化应该是满意的。

   王元化一生经历过三次反思。第三次反思有现实刺激的“痛定思痛”,还有1991年夏威夷国际学术讨论会不同思想观点的碰撞,和量子力学测不准定律的启发。这次贯穿于整个1990年代的反思,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学术攻尖。

   1992年王元化从一篇博士论文中警觉到卢梭有关公意和私意,以及人民转让全部权力给权威,将君主个人转化为“社会公意”,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题目,其中内涵甚深。当他写了2篇短文,朋友提出不同意见后,他找来最好的译本,化了2个多月,反复圈点,作笔记,甚至请教外语专家解读法语原著,将非常难读的卢梭《社会契约论》的真意吃透。再到杭州,又化了2个多月,闭门潜心思考写作,完成了《与友人谈社约论书》长文。其中最重要的观点是,卢梭“把确认什么是公意什么不是公意的能力赋予一个立法者”,“是一种危险的理论”。导致后来出现“以牧人自命的领袖”,“自以为掌握了人类命运,所以才悍然不顾地干出了令千万人战栗的蠢事”。

   王元化第三次反思的另一个重点是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他指出伟大的“五四”运动之中含有负面的因子,就是“对于人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的过分信赖。……一旦人把自己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视为万能,以为可以无坚不摧,不会受到任何局限,而将它绝对化起来,那就会产生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他十分赞赏一位学者的话:“承认人的精神能力的有限性,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思想品性”;“自以为真理在握,或干脆是真理的代表,以真理自居,……给专制主义预备了必要的精神土壤”。王元化认为这些话比自己“说得更为透彻”,禁不住写道:“说得多么好!”

   王元化的这个思想,在整个1990年代文章中多次强调。在《记三次反思历程》的最后,他说:“我必须说,在这次反思中,我取得的另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我对于个人的力量、理性的力量获得了新的认识。……一旦自以为掌握了真理,就成为独断者,认为反对自己的人,就是反对真理的异端,于是就将这种人视为敌人,结果只能是,不把他们消灭,就将他们改造成符合自己观念的那样的人。”

   反思是告别旧我的痛苦蜕变,更有精神自由的大愉悦,获得的新识便格外深沉,楔入灵魂。王元化进入一个新境界,世界也随之改变。如对爱因斯坦“上帝不掷骰子”的不同看法,认为规律不是绝对的;不认同鲁迅激烈的斗争精神;批评胡风、耿庸“那种过激的情绪”、“这种趋于极端”的观点;赞成顾炎武学术可以缓慢地改变社会风气等等。他的另一学生胡晓明还认为,先生的性格气质也因之发生某种变化:“先生近年来多谈待人要宽厚,读书治学要‘躁释矜平’。对于学界的意气之争与帮派之习,对于为人的锋芒毕露与小肚鸡肠,深不以为然。”

   王元化第三次反思的这种最重要的收获,正如刘绪源指出的“与西方现代哲学相接近了”。我还以为,与胡适的平实、“容忍”、“一点一滴”的渐进、力戒“正义的火气”,与卡夫卡所批评的“正义的恶”也是相通的。甚至被林毓生称为王元化最大贡献的对卢梭的思考,也和1953年美国出版的塔尔曼《集权民主的起源》一书暗合。对启蒙运动的反思,1944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启蒙辨证法》一书也已有了先声。也许在人类的精神高地上,王元化并没有添上一块砖,但他勇敢艰苦的探索,扩大了这个高地的面积,通过已存的圆心画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直径,还是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在中国学界引起的反响,激起研究卢梭国家学说的小小高潮,余英时、林毓生为之拍案,就是明证。

   也许,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自然科学的发现惟有第一,而人文学科的许多原理,还需要不断有人通过他们独特的道路、性情、背景、角度,甚至不同的表达,去丰富、深化和加厚。人文学科找到了一个原理并不是它的终结。那些沿着前人脚印,继续开拓不辍;那些艰苦卓绝、竭蹶颠扑的探索,或许与前人暗合,也同样具有重大的价值。“一切诚念终当相遇”,这也许是许多严肃、诚实的学人的共同命运。

   而且,王元化先生“根据理性所蕴涵的自由与责任来探讨中国的新生所应走的道路”(林毓生语)的大襟怀,将第三次反思的最重要的成果,提高到“最根本的一个命题”、思想的“核心”这样一个高度,并反复予以强调,难说不是人类精神探索所达到的新高。

  

   参考资料:

   《王元化晚年谈话录》 王琦幸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8月

   《九十年代反思录》王元化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12月

   《师道师说·王元化卷》 东方出版社2013年1月

   《追寻思想者的最后踪迹——读吴琦幸〈王元化晚年谈话录〉》 刘绪源 文汇读书周报 2013年10月11日

   《历史学家不应只钻故纸堆——著名历史学家伊格尔斯访谈》龚咏梅 见《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一辑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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