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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国民革命时期商民运动的成效与缺陷

更新时间:2017-08-18 13:32:29
作者: 朱英 (进入专栏)  
均更为具体,相对而言也更为准确。该报在连续刊登这—调查表时特别说明:“自我军克复武汉,民众组织,异常发达。所有各种团体组织情形、沿革、地址及负责人姓名,均有记载之价值,亦均为社会所急欲明了。本报特派外勤记者,分别调查,为有系统之记载,以饷阅者,兹先将汉口特别市商民协会分会调查表录左。”(22)调查表所列总计为139个分会,与此前报道汉口特别市商民协会举行全体会员大会时所说之141个分会数基本一致(原表所列也为141个分会,但有2个重复排列的分会,故总共只有139个分会),但其中有5个分会实际上并未成立,另有2个成立后因故被取消。据调查表之统计,截至1927年5月汉口特别市商民协会所属之分会实际上应为132个。尽管这个数字比前述之分会总数少了9个,如果算上被取消的2个分会则少7个,但仍然足以反映当时汉口商民协会迅速发展的明显态势。

  

   众多商民协会的建立,对于提高更多商人的政治觉悟和动员广大商人参加国民革命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各个分会的成立大会上,通常都是由来宾先发表演讲,阐明商人参加革命之意义,随后商界代表也相继登台演说,表达商界投身国民革命之决心。因此,各分会的成立大会实际上可以看做是一次商界的政治动员会。例如由药业商人组织的汉口特别市商民协会第34分会,于1927年1月7日举行成立大会,与会者近百人。首先由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政治部代表沈国光发表演讲,随后商界代表刘一华等人也登台演说,表示:“现中小商人,均有觉悟,即联合战线,共同奋斗,打倒军阀,以完成革命工作。”(23)会场气氛十分热烈,与会之商人也情绪高昂,颇受鼓舞。商民协会的成立与中小商人组织程度的增强,在进一步动员和组织商人开展各项政治活动,维护广大中小商人的经济利益等许多方面,也发挥了较为突出的作用。即使是分会也都积极组织商人从事相关活动。例如广东顺德桂洲商民协会分会建立后,“对于会务固积极进行,关于政治运动,尤热烈参加,现更为训练会友起见,特开设商民夜学,教授孙文主义及商业上之常识,学生有三十余人云”(24)。

  

   第三,商民运动的开展,促使广大中小商人的革命性也有所增强,成为支持和投身于国民革命运动的一支重要社会力量。随着商民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商民协会在许多地区成立之后,对组织商人支持或参加革命起到了明显的作用。有些商民协会“苦心孤诣,引导商民趋革命之途,明示其革命前方之敌人为帝国主义者、军阀及买办阶级、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颇收商人认识革命之成效”(25)。更多事例足以表明,在商民协会的组织和引导之下,各地中小商人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在商言商的传统习俗,踊跃支持国民革命,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产生了相当的政治影响。中小商人成为支持国民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称得上是值得重视的新发展趋向。

  

   例如,1926年5月广东全省商民协会在广州召开,通过拥护国民政府决议案、请政府出师北伐决议案,阐明“吾商民之觉悟,而加入国民革命战线上,同时哀悯吾北方民众之惨受剥肤,认为有出师北伐之必要”。只有北伐取得成功,才能“促帝国主义者及军阀之崩溃,而实现总理之遗嘱”(26)。北伐军进入湖南尤其是进驻长沙后,长沙市商民协会都曾向各业募集捐款,慰劳北伐军,表示对国民革命的声援与支持。“当北伐军攻克武汉时,长沙各界举行游行庆祝。市商协发动各行业募集大批慰劳物品,有南桔、毛巾、肥皂、香烟、牙刷等,堆存于鱼塘街商协戏台下面,由李光烈、陈惠均等轮流看守,随后用两个车皮运往武汉劳军。”(27)除此之外,处于澧水下游,北毗鄂西的津市商民协会,为动员广大商民支持革命,“按照市党部的统一布置,召开了多次群众大会,组织过游行示威,开展了宣传鼓动工作,还接待了进城的农协会员,配合工会、农会进行各项革命工作。所需经费,则由中小商户以捐赠方式自行筹集”(28)。在湖南其他地区,大多数县市商民协会也都曾组织商民,积极开展过慰劳北伐军或者是类似的一些活动。

  

   北伐军攻克武汉之后,武汉商民协会与广大中小商民纷纷以慰问国民革命军和庆祝北伐胜利的形式,明确表达拥护国民政府和支持国民革命的政治态度。汉口、武昌、汉阳三地商民协会曾与工会、农民协会等民众团体一起,慰劳享有骁勇善战之“铁军”称号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举行了规模甚大的军民联欢会。会场上的革命气氛十分高涨,与会的军民代表纷纷发表演说,各界团体还向“铁军”捐送了大量的慰劳物品(29)。国民革命军克复上海、南京之后,武昌商民协会又在报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庆贺宣言:“各界同胞们!久被帝国主义和军阀所统治、所蹂躏、所宰割的上海南京,现在已为前敌将士与上海工友的牺牲奋斗,得到了最后的胜利,完全克复了。展阅前方的佳电,我们不胜欣幸之至,所以近日武汉各团体,都有极热烈的庆贺。可是我们一面庆贺,尤应一面努力北伐,拯救我们被压迫受痛苦的北方同胞们,一致得到共同的解放,才能完成总理的遗嘱。”(30)

  

   第四,随着商民运动的开展,广大中小商人的反帝爱国热情也空前高涨,积极参加各次反帝爱国行动,成为反帝爱国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广东商人就曾主动积极地表示:“我们应该全国一致团结起来,拿我们的团结力向着一切帝国主义进攻,向着直奉军阀进攻,要实行速开国民会议,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严办段祺瑞。我们站在广东的全体商民,敢率其全力,牺牲一切来和我们全国的商民同胞,一致奋斗。”(31)

  

   1920年代,反对英帝国主义运动此起彼伏。在北伐军自广东向湖南进军时,英帝国主义为了维护其在华利益,帮助吴佩孚、孙传芳等军阀进行抵抗,后又与美日等国各派军舰来华,停泊于长沙城外的湘江,日夜梭巡以示威慑。1926年9月,英帝国主义在四川万县制造屠杀中国民众的惨案,引起中国人民强烈愤慨,反英运动日益高涨。为组织商人联合各界开展反英运动,筹备在25日举行大规模反英游行示威,长沙县商民协会专门召集各业代表联席会议,议决各项具体办法:各业于当日8时前整队到达商民协会办公会所(即湖北会馆);每业至少派百人到会,而且越多越好,另派纠察10人维持秩序;符号和口号由商民协会先行制就,集会时核发,旗帜标语传单也由商民协会预备,届时分发;游行当日上午,一律休业半天,各店休业标语均书写“反对英帝国主义帮助吴佩孚、孙传芳进攻革命军”、“反对英国兵舰自由行驶内河”、“取消中英间一切不平等条约”、“打倒英帝国主义”等(32)。如此周密地布置反帝运动,这在过去尚不多见,从中可以看出商民协会在组织商人开展政治运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至1927年1月,全国反英示威运动仍持续高涨,湖南省也不例外。湘省各界成立了反英示威及追悼汉口“一?三”惨案殉难烈士大会筹备处,并公开发出各界扩大对英经济绝交委员会公函,号召广大民众更加踊跃地参加反英运动。长沙市商民协会在运动中也十分活跃,与总工会、农民协会等民众团体积极配合,遥相呼应,紧急通告广大商民与各界采取一致行动,在反英运动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商民协会的呼吁与组织之下,广大商民也成为了这场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万众一心的反帝爱国热情。

  

   汉口商民协会成立之后,首先组织广大中小商人参加的是因“一?三”惨案引发的武汉各界反英爱国运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场反帝爱国运动声势浩大,成果显著,最终促使国民政府收回了汉口英租界。

  

   自国民革命军攻占武汉之后,汉口民气激昂,英租界当局则十分恐慌,在租界一码头、二道街等处安置电网,堆积沙袋,戒备森严。汉口各团体连日举行新年庆祝活动,游行演讲,1月3日与英国水兵发生冲突,死伤民众多人,激起全市公愤。次日,武汉工农商学各界团体代表700余人,即行召开联席紧急会议,提出收回英租界等八项条件,由此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反英爱国运动。会后,又推举代表14人前往国民政府请愿,政府委员孙科出面接见,对所提条件允许全部接收,分别办理。

  

   在这场反英爱国运动中,商民协会从一开始就公开表明其政治态度,积极动员和组织广大商民参与其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汉口商民协会曾在报上发表宣言,历数英帝国主义杀害我国同胞,侮辱我国国格,制造“五卅”惨案、沙基惨案、汉口惨案、南京惨案、重庆惨案、九江惨案等侵略罪行。尤其不能忍受的是此次“一?三”惨案,英国侵略者“竟在我们国民政府首都之下行凶,竟在庆祝北伐胜利的新年大纪念日,向我们赤手空拳的同胞行凶”。为此,汉口商民协会在宣言中向广大商民大声疾呼:我们要下决心,要一致地与强盗英帝国主义作殊死战,复我们的仇,雪我们的耻,争我们的人格,争我们的自由,争我们国家的体面,同时也就是争我们的性命……同胞们,我们要团结起来。从前五卅结果,我们业已得了很大的教训,但那是在军阀压迫之下。现在不然了,我们要坚决、要勇敢、要沉着,同时要担任秩序,担任纪律,竭力地援手政府,一致地向世界强盗首领英帝国主义作不断的斗争,不收回英租界不止,不收回海关自主不止,不废止一切不平等条约不止,不驱逐英人全体出境不止,不联合世界民族完全打倒杀人的强盗不止。”(33)类似反对帝国主义的愤激文字与激烈的态度,可以说在以往反帝爱国运动中的商人团体与商界人士中都是很难见到的。

  

   在武汉工农商学各界的大力声援之下,国民政府也颇受鼓舞,向英国领事提出严重抗议,并组织“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管理英租界公安及市政事宜。随后,国民政府与英方举行多次谈判,表达收回汉口英租界的决心。2月,迫使英国政府谈判代表同意签订国民政府《收回汉口英租界之协定》,这场反英爱国运动最终取得了胜利,以浓墨重彩书写了国民革命运动史上值得赞颂的篇章。汉口商民协会后来又曾在另一份宣言中呼吁:“同胞们!我们已经得到了相当的解放,我们要完全的解放,要先一致地巩固革命势力;要巩固革命势力,要坚持到底,打倒强盗的英帝国主义。”(34)

  

   不过,关于商民运动的成效,国民党中央商民部的评价却过高。1927年6月以国民党中央商民部名义编辑的《中国国民党商民运动经过》曾对商民运动的发展及成效作了如下的描述:

  

   本党自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起有了商民运动,经过三四年来运动之结果,在本党执政导领下的商民,大多数既能打破其不问政治的心理,进而为参加改革政治的行动,并且许多商民很明了他们的痛苦,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等所给赐的;而组织起来和工农群众一致联合努力参加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运动了。现在虽然统一导领商民的全国商民协会还正在计划中,但目前既组织的也有五十多万,在过去的事实中和目前的状况上,我们虽不敢说商民运动是怎样的收效了,但我们也可以说自从本党有了商民运动以后,商民的心理确极大改变了。从在商言商的死习惯,一跃而为参加政治;不但参加政治,而且认明他们的痛苦由来与解除方法,起来组织联合工农朋友集中在同一旗下去奋斗。现在中国的商民,是革命化的商民了(35)。

  

如果说通过短短数年的商民运动,中国的商民已经成为“革命化的商民了”,那么国民党当然就可以声称其已基本达到起初推行商民运动时所制定的“在使商民参加国民革命之运动”这一宗旨和目的,但实际情况恐怕与国民党的估计存在着较大的出入。有台湾学者指出,在实际开展商民运动之前,因国民党也强调保护农民与工人的权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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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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