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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晚清收回利权运动新论

更新时间:2017-08-18 13:24:32
作者: 朱英 (进入专栏)  
《国风报》第1年第1号刊登的《中国最近五年间实业调查记》一文称:“我国比年鉴于世界大势,渐知实业为富强之本,朝野上下,汲汲以此为务。于是政府立农商专部,编纂商律,立奖励实业宠以爵衔之制,而人民亦群起而应之……不可谓非一时之盛也。”

  

   在保存下来的苏州商会的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苏州商会就成立商办铁路公司一事与商部往来的几封密电,披露其内容,可以发现当时苏州工商界与商部为争取江苏铁路商办而共同进行的努力及其成效。1906年2月,苏州商会致商部“乙密”电云:“苏浙铁路已定商办,浙已开办,苏亦宜办自苏达浙一段,以期交通,路线百里,费约二百余万。绅商现先认定底股三十万元,余再订章招股。乞大部俯赐注册,名曰‘苏省商办苏南铁路有限公司'。”2月27日,商部即回复“感电”称:“路政重要,急宜郑重以图。希即转诸绅商,妥筹改为‘苏省铁路公司'仍俟公呈到部再行核夺。”3月5日,商部又致苏州商会“镇电”云:“速举总、协理,拟简章,请代奏。”(14)根据上述三电,可知江苏工商界在1906年4月左右公开呈请设立商办铁路公司之前,即已暗地就此与商部有过多次磋商,说明当时的商部尽管也害怕开罪列强,但确实对江苏商办铁路运动给予了一定的支持。之所以采取密电的方式联系,自然是担心英国侵略者过早获悉消息,从中加以阻挠破坏。1906年5月,商办江苏铁路公司也获准成立,王清穆担任总理,张謇、王同愈、许鼎霖为协理,总公司设于上海,在苏州另设驻苏公司。

  

   然而利权的不断丧失,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始终都是一大障碍。因此,清朝统治集团内部越来越多的官员提出应该采取具体措施,维护利权。例如刘坤一、张之洞在联名所上的奏折中指出:外人久已垂涎我矿山铁路“知我于此等事务,尚无定章,外国情形,未能尽悉,乘机愚我,攘我利权”。“各省利权,将为尽夺,中国无从自振矣”。欲筹措挽救办法,只有“访聘著名律师,采取各国办法,秉公妥订矿路划一章程”。(15)当时,朝廷对这道奏折也十分重视,“责成各该督抚等,认真兴办,查照,刘坤一、张之洞原奏所陈,各就地方情形,详筹办理”。(16)稍后,会办商约大臣盛宣怀也说明,在商约谈判中各国均欲强占我矿权,中国必须参酌各国矿律,自行妥定章程“以期主权无碍,利权无损”。(17)商部成立之后,更是以维护利权为己任,并向朝廷奏陈:“路矿两端,实为各国富强之根本,事属相因,政宜并重,所有各省矿产,业由臣部酌定表式,并拟妥定章程,奏明请旨办理。……统计三年之内,如查有切实办事,确遵臣部定章,于路务大有起色者,应准由臣部择优奖励。”(18)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清末收回利权运动兴起之初,清政府各级官员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与支持,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与影响。

  

   复次,公共舆论对于收回利权运动兴起的影响也不应忽略。鉴于利权丧失的诸多危害,20世纪初各种报刊几乎都无一例外地登载了大量呼吁收回利权的言论,形成一种具有相当影响的社会舆论,从而对于收回利权运动的兴起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引导与号召作用。过去,史学界对这方面的影响一直较少提及。

  

   19世纪末的维新变法运动期间,是近代中国报纸杂志兴盛的重要阶段,公共舆论的社会影响也随之日益彰显。到20世纪初又在原有基础上获得更进一步发展,不仅各地报纸杂志的数量明显增多,而且往往会对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集中进行报道和评论,所产生的影响也更大,收回利权即是当时诸多报刊的重要论题之一。具体而言,从各种角度揭露利权丧失的严重危害,以警醒国人,激发社会各界对利权问题的高度重视,是当时各种报刊载文谈论最多的话题。有的还上升至国家与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对利权丧失的恶果进行了十分深刻的分析。例如《四川》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即指出:“彼列强各挟其最阴毒最猛辣之手段,层出不穷,以集中我国之经济界,而大饱其鲸吞蚕食之野心。……此不特经济丧失之问题,实国家存亡之问题也。何则?经济为国家之生命,生命之权既操纵于外人之手,彼更进而以开港场,施行政治,侵我主权,以保护路线,屯置军队,缚我手足,一旦势力巩固,由经济界之瓜分,以逮及于国土之瓜分,此亦埃及、印度覆亡之秩序前鉴未远也。”(19)《大公报》发表的一篇山东旅京学界同人公启,也深刻地阐明:列强“昔之灭人国也以兵力,今之灭人国也以利权;昔之灭人国也夺其土地,今之灭人国也攫其铁路。铁路存则国存,铁路亡则国亡,铁路者,固国家存亡之一大关键也”。(20)如此发聋振聩的大声疾呼,当然会对国人产生极大的警醒作用。不仅如此,当时的报刊舆论还一致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收回丧失的利权,挽救民族危亡。有的强调:“今欲言自立于强权之漩涡中,非先保其路权,以渐复其国家主权不可。”(21)有的则发出警世危言,阐明中国若不亟起抗争,则“二十世纪之中国,将长为数重之奴隶矣!”(22)这样的呼吁,对于收回利权运动的兴起自然也会产生比较明显的推动作用。

  

   不仅如此,大众传媒对收回利权运动的发展也不无影响。运动的主导者对此也有所认识,并积极创办相关报刊作为号召和动员民众的工具。例如“川人知道报纸势力,就在争路时代”。(23)四川保路运动期间,川路公司即曾拨出专款,先后创办《蜀报》、《西顾报》、《白话报》,保路同志会也曾编辑印行《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作为会刊,开辟“报告”、“纪事”、“著录”等栏目,专门登载四保路运动的消息和评论,受到各界普遍欢迎。《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13号“报告”透露“本会报告日出万纸,尚不敷分布远甚。今更与印刷公司再三筹商,苦心设法,每日多出五千张。”由此不难看出其受到各界欢迎之程度,其影响也相应可知。湖南保路运动发展过程中,领导者也专门创办发行《湘路新志》,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利权的疯狂掠夺,不仅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随之造成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引起社会各界对利权问题的高度重视。新兴的民族工商业者一方面出于自身生存发展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源于思想认识的提高,对严重的民族危机深表关切,提出了维护利权的强烈要求,并积极投身于收回利权运动。此外,在甲午战争之后处于内忧外患危局中的清王朝,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不得不开始寻求变革。从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都推行了鼓励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新举措,在此情况下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也有不少官员对利权丧失的危害有所认识,并主张维护与收回利权。20世纪初,收回利权的相关论说在各种报刊也屡见不鲜,成为颇有影响的社会舆论。于是,在上述几个方面因素的交相影响与推动之下,清末收回利权运动即因势而起,并不断深化发展,在当时产生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

  

   二、收回利权运动的主导者和参与者

  

   早期的相关论著一般都认为收回利权运动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帝爱国运动,换言之,即资产阶级是运动的主导者。到20世纪90年代末,有学者对这种传统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如果仅仅依据收回利权运动的结果、目标有利于资产阶级或体现资产阶级利益的判断而加以定性的话,那末,这无疑是低估了这一运动的作用。事实上,作为民族抗争的收回利权运动,无论就其斗争目标还是就其结果而言,它体现的是全民族的利益,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民族资产阶级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存在,而是有着具体内涵的可以把握的社会实体力量。收回利权运动究竟是否资产阶级领导的爱国运动,应该依据具体史实去考察占据这一斗争中心地位的社会力量的属性和特质。……收回利权运动并非是某一社会阶级(包括资产阶级)利益和意愿的集中表现,而是全民族面对国权、生存权丧失殆尽而奋起救亡的民族斗争。”至于说在收回利权运动中,究竟是何种社会力量居于发动、组织、指导的中心地位,这位学者指出:“尽管勃兴于各省区的收回利权运动的规模不同,方式有别,进程不一,但作为斗争发起者的社会力量却主要都是由绅士或‘绅商’集团来担负的。”在收回利权运动中,为了更好将各阶层的力量有效地聚集在“民族抗争”的旗帜下,使斗争取得最终胜利,各地都相应地成立了组织领导机构,在这些组织领导机构中居于中心地位的也不是资产阶级,而是绅士阶层。(24)

  

   还有学者认为,绅商是收回利权运动的中坚力量。“绅与商在晚清社会中进一步相互渗透、合流的结果,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一个与半殖民地半封建过渡社会形态相适应的特殊的绅商阶层。这一新兴社会阶层既有一定的社会政治地位,又拥有相当的财力,逐渐取代传统绅士阶层,成为大中城市乃至部分乡镇中最有权势的在野阶层。他们集绅与商的双重身份和双重性格于一身,上通官府,下达工商,构成官与商之间的缓冲与中介,起到既贯彻官府意图,又为工商界请命的‘通官商之邮’的作用。绅商阶层的形成,既是明清以来绅与商长期对流的结果,更是近代社会历史变动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至于绅商的社会阶级属性,不能忽视“近代绅商业已开始从事相当规模的实业投资,同近代经济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开始接触和使用新的资本主义营运方式,其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也开始出现了带有近代趋向的微变”。因此,可以“将近代绅商阶层的社会阶级属性确定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早期形态”。(25)由此推论,我们也可以说在收回利权运动中居中坚力量的是中国早期民族资产阶级。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绅商’并不具备资本家集团或者资产阶级的典型特征。‘绅商’没有属于自己的雄厚的资本,它只是动员或组织社会资金的主要社会力量。”(26)另外,学界对清末绅商一词的内涵也存在一些争议。具体说来“绅商”一词究竟是分指绅士与商人,还是单指绅士与商人融合生成的一个新阶层,学界的见解并不完全一致。有学者认为,在清末文献中频繁出现的“绅商”一词,“分指绅士与商人的例证较多”,而“单指性较明显的例证则较少,且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疑点”。(27)但也有学者认为,文献中的“绅商”一词,在多数场合指绅与商的合称,但有时也是对亦绅亦商人物的单称。“所谓绅商,狭隘地讲,就是‘职商’,即上文所说的有职衔和功名的商人;广义地讲,无非是由官僚、士绅、商人相互趋近、结合而形成的一个独特社会群体或阶层”。(28)还有学者以清末广东的情况为例,指出在广东虽然形成了一个人数颇多且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的“亦绅亦商”的群体,“但‘绅’与‘商’远未合流,两者的界限与竞争也是很明显的。总的来看,很可能界限和竞争更是主要的方面”。(29)既然对绅商一词的内涵存在这样的争议,那么简单地认定绅商是收回利权运动的主导者或中坚力量,就会存在指向不十分明确的情况,即究竟是指绅士还是指商人,似乎并不能完全确定。

  

   笔者认为,在收回利权运动中起主导作用的可以说是新兴的工商业者。收回利权运动实际上包括两个层面的具体内容,一是收回被列强攫取的铁路、矿山利权;二是自行集资修路与开矿,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离。收回利权运动的组织者与主导者,绝大多数除采取各种方式争取收回利权之外,同时又都积极参与了集资修筑铁路或开采矿山的经营活动,不管他们原来是绅士的身份,或者原本即是商人,抑或是所谓的绅商,在投资参与商办铁路和开矿之后,都可以说是新兴的近代工商业者。

  

还需要说明的是,1906年以后的“预备立宪”期间,立宪派成为一支十分活跃并具有相当政治号召力和社会影响力的政治力量。尤其是具有地方议会和自治议会色彩的各省咨议局的成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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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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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集刊》2013年5月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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