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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之林:以写作反抗幻灭与虚无——有感于《王蒙自传》

更新时间:2017-08-17 23:36:59
作者: 董之林  

   但我这里想讨论的是,一个人或一个作家,是否具备青春的潜能和抒情诗人的气质,这一点不是问题的关键;而是当青春的璀璨消失了,写作何以为继?王蒙1956年以《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蜚声文坛,随即消失在“反右斗争”的政治运动浪潮中,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的新时期才得以复出。经历如此无常世事,王蒙本该最是有理由也有资格说“幻灭”和“虚无”的了。但环顾自传,那一句调侃的话“哀大莫过于心不死”,却是王蒙坚持写作的真实写照。王蒙可以放弃或不得不放弃许多,唯独写作这一点,他不仅实际上始终在写,就是在各类文字中,也从未轻言放弃。王蒙也因此和他的父亲划开了界线,他不会像王锦第那样郁郁而终,无穷的潜力无以发挥,也无从证实。在这当中,文学的梦想固然是王蒙在二十年来颠簸而坎坷的生活中有力的心理支撑。但从机关到基层,从内地到边疆,从城市到农村、牧区,不论逆境还是顺境,对周而复始的“日子”和其中展现的各色人性,王蒙悉心体味的兴致始终不减,始终不失去对生活的热情,这应该是维系写作更重要的原因。

   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热情”和“兴致”又从何而来?《王蒙自传》给了一个非常感人的答案,那就是王蒙自“初恋”直到“就要与我度金婚的妻子” 崔瑞芳,这位非常有个性和人性光彩的女性,她在如何看待人生问题上,给自命不凡的少年才子以“启蒙”。王蒙刚被打成“右派”,有一段描写令人过目不忘:

   我给身在太原的瑞芳写信详细论述对我的批判帮助是必要的正确的有益的。然而,她根本不相信这一套。虽然她也读了狄更斯与阿·托尔斯泰。她在学校,拒绝接受将她搞成“官、骄、娇、暮、怨”“五气”的代表,不惜与学校领导决裂,离开了学校。现在一切明白,如果我与她一样,如果我没有那么多离奇的文学式的自责忏悔,如果我没有一套实为极“左”的观念、习惯与思维定势……归根结底,当然是当时的形势与做法决定了许多人的命运,但最后一根压垮驴子的稻草,是王蒙自己添加上去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是王蒙自己把自己打成右派,毫不过分。

   可以将此读作王蒙对个人命运的忏悔,却也可以读作王蒙就此解脱了一种近似“原罪”的心理阴影或心理负担。因为有了“芳”的参照,有了妻子的比一般同情式的劝慰更令人豁然开朗的个性展现,王蒙不必再做那种最有害身心健康的自戕式的认罪和检讨了。其实,任何稍有生活常识的人都会认为,被打成右派的王蒙,比那个与老婆“办不了事”、坚持要划王蒙为右派的单位负责人,要活得好得多!好和坏的标准,不在于时尚流行的一些玄妙、诡异的说辞,而在沉潜于社会底部的人之常理,人之常情。但越是常识, 往往越不容易被观念风行的时代所理解,越是让痴迷的文学青年认识不清。如果把文学写作视为写作者的生命,那么,王蒙的妻子就是使“少年维特”获得一种韧性生存的理由,她以自己真实的存在,为他打开了通往斑斓多姿的日常生活的一扇门窗,这里有广阔的人生天地,可供驻足观赏;有目不暇给的人性内容,可供流连忘返。关键是欣赏者有没有荡开一尺的距离。王蒙从“芳”那里,获得一种从容的心境,或者说,一种欣赏的距离。所谓“人生百戏”,有的人能看见,是一种福气;有的人却一辈子无缘见识,急煎煎地来世上、无趣无味地走了一遭。因此,王蒙在一段总结中说:“我这一生常常失误,常常中招,常常轻信而造成许多狼狈。但是毕竟我还算善良,从不有意害人,不伤阴德,才得到护佑,在关系一生爱情婚姻的大事上没有陷入苦海。一九五六年我们相互选择仍然与初恋时一样,我们永远这样。这帮助我避过了多少凶险,这样的幸运并不是人人都有。”反观王蒙“七十年”,斯是真言。

  

(四)

  

   作为广告词,“国家日记”和“个人机密”的说法会扩大作品的“轰动效应”,但我更倾向于把《王蒙自传》当作文艺作品来读。这部作品显示了作家、艺术家对人与生活独有的感知,独到的表述方法和叙述角度,以及善于捕捉细节的特殊才能。或许这就是鲁迅当年说“我宁看《红楼梦》,却不愿看新出的《林黛玉日记》,它一页能使我不舒服小半天”(《三闲集·怎么写》) 的道理。不同的人观察同一问题、同一事件,由于所处的位置不同、角度不同,就会有不同的打量和不同的印象,姑且将其他人的角度称为一种“假”; 那么鲁迅所说的“假中见真”,便是衡量作品的一种标准,说明与“怎么写”的方式方法相比,作品真实性的内涵,即作品对社会人生的普适性涵义,具有决定的性质。因此在鲁迅看来,“假中见真”的作品,要比那些自称“日记”和“机密”,但原本不适于公开出版的“真中见假”的作品,高出不知道多少倍。

   王蒙人生七十年,由于他个人非同一般的人生经历,他的人生自述当囊括了曲折而宏伟的历史命题。加之历史学家把历史比喻为一项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基因工程,历史学有预知未来的功能,使“历史”一词有更加厚重的分量。如果把历史看作是一幅有高山大湖、雄浑壮美的地形地貌的屏风,那么文学家的关注点,更集中在那些容易被宏大叙事所忽略的历史缝隙,或者说历史的褶皱。王蒙善于从这些“缝隙”和“褶皱”入手,写人情世态,如过眼云烟,然而历史的生动可感,由此存焉。

   譬如描写“文革”期间,在新疆乌拉泊干校,王蒙结识原文化厅干部祖颖之。“他是地道的北京油子,说话幽默,健谈。他当过兵,去过朝鲜,一九五七年没戴帽儿,但被开除了团籍。他经常叹息,正嫩的时候,让人家给掐了尖儿啦。”他的夫人是舞蹈家,家里经常举行艺术家聚会,也邀请王蒙,“与艺术家的接触,给我一种‘复辟’的感觉”,全是“内地、外国与文艺的话题、轶事和旧事啦,以及那种笑容,那种摇头摆尾的举止,与巴彦岱二大队的社员们是如何地不同啊。却原来,经过‘文革’的疾风暴雨,他们仍然是他们”。然而,“复辟”的喜剧还没收场,幻灭的悲剧已拉开大幕:

   祖颖之对一切不抱希望,每天用标准的北京话嘲笑一切。他自嘲没有“银子”。他嘲笑某某吝啬是从肋条骨上带着血丝扒下钱来。他甚至不让自己的孩子上学了,他认为我们确实是生活在一个上学无用读书无用的时代。他吸烟,喝酒,牢骚,不认为能做成任何事情。千方百计,他在“文革”结束以后帮孩子移民到了澳洲,很快,他也有了去澳洲的希望了,他患了食道癌,不久,去世了。(第一卷,第335页)

   命运弄人。虽然颓废和疾病、死亡没有必然的联系,但精神上的萎顿和消沉,逐渐抽空一个人的生命力却是不争的事实。祖颖之远非时代风口浪尖上的人物,和王蒙的“大起大落”相比,他经历的不过是一些“小灾小难”, 唯其如此,他的悲剧才更令人唏嘘不已。阶级斗争、政治运动、左右纷争,对祖颖之的死似乎都应该负有责任,但把个人遭遇全归咎于此,也有失偏颇。祖颖之的确是宏大的历史叙述难以兼顾到的一个角落。

   一般印象中,王蒙久经政治运动沙场,八面玲珑、八面来风。《王蒙自传》自然离不开政治运动,这是王蒙人生七十年来中国社会生活的历史,谁想要摆脱,躲进一个清静的“象牙塔”,无疑像拔着自己的头发硬要离开地球一样的可笑,那或者是一个“心造的幻影”,或者是一种矫情。但有趣的是在《王蒙自传》中,自认为积极参与了每一次政治运动的王蒙,实际上,却是一个对政治运动不明就里的角色。这是因为他的关注点,或兴奋点,主要在那些提不上大的政治台面、却富于人性和文化内涵的方面。比如,写“反右”运动初期,“我被邀请参加了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批判丁玲、陈企霞。我被惊呆了,我惊异于为了批丁玲先从陈企霞的男女关系问题入手,发动柳溪同志以受害者的身份揭露她的一度的情人陈企霞。怎么是这样的手段?”(第一卷《大起大落》)又比如,写“文革”即将结束,“春节期间,几乎所有的互相拜访者谈周总理,说邓小平,谈江青,而态度都一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我也悲哀,新中国已经二十多年,人们谈论的仍然是忠臣,奸臣,佞臣,失察,得宠,腹诽,蒙冤与天大的不平。中国社会啊,你的进展就是这样艰难吗?”(第一卷《从“七、八、九三个月”到“四五”》)再比如,写90年代王蒙“回到写作行当”后,与夏衍交往较多,“夏公关心政治,但他从来不多说个人的蜚短流长,有时他略略一笑,表示对某人的不感兴趣。有一次说到文艺界是鲁太愚与全都换。由于与韩国两位政治家姓名谐音,令人解颐,这在他,就算是说得最刻薄、最严重的一次了”(第三卷《师长、朋友们》)。难怪有各种历史机缘的人,却不是历史的宠儿,这里几乎每一处描写都是对一种宏大历史叙述的解构,都是对文艺从属于政治观念的解构。

   上面的例子是王蒙对上层政治生活的一些感受,那么回到平民百姓的生活,王蒙是否就如鱼得水呢?事实上,他也不能。比如关于“搓麻”:

   我也到朋友家中搓麻,但是我在牌桌前的定力有限,最多打上两圈已经哈欠连连,鼻涕眼泪涌现,我的只打两圈的习惯与对输赢毫不在乎的不以为意的劲儿(一般我一面打牌一面唱老歌,我特别爱唱的是“咳,我们,我们胜利的旗帜迎风飘扬……”与“大柳树,开了花……”),引起牌友的公愤,很快,我就被牌友们所抵制,被赶出牌局,想打牌也找不上伴儿了。(第三卷《震荡与从容》)

   不仅“被赶出牌局”,“局外人”的角色是伴随王蒙一路走下来的。当然, 以“局外人”来概括王蒙与政治贴得很紧的生活经历,的确与他实际的身份不符。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或者换一种思路,一个作家、文学家,除了痴迷于写作之外,又怎么能企盼他痴迷、效忠于“牌局”或其他呢?即便曾经沉没于“半生多事”,也要铸就“大块文章”,这就是王蒙的“九命七羊”,也是王蒙以写作反抗幻灭与虚无的生存方式。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在《现代世界知识分子的角色》一文中说:当某一事件发生的时候,“法国作家、艺术家和学者以具有某种权威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的身份介入政治,其时他们宣称自己是知识分子。而这种权威的基础,在于他们属于相对自主的人文、科学和文学世界,也在于与这种自主相联系的操守、无私和能力”。[5]时代的文化趋势瞬息万变,法中两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和现实也非常不同,但即便如此,读者还是可以从《王蒙自传》与布尔迪厄的知识分子的“相对自主”中找到某种暗合。

   至于作品,以及这种“相对自主”的写作对他人有什么帮助?我想,我是从《王蒙自传》、从这种自救方案中获益的读者之一。

  

   本文选自董之林老师的《大事小情》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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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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