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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邱晓磊:论1924年上海总商会换届改选纷争

更新时间:2017-08-16 08:58:14
作者: 朱英、邱晓磊  

   内容提要:1924年上海总商会的换届改选,一改此前当选正副会长大多推辞不就的传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纷争,也体现了在1920年代新形势下商会选举的新变化。纷争之第一阶段是穆藕初与总商会之间就相关法理问题反复进行辩论,其实质并非权利争夺;第二阶段则是“拥傅派”打着维护法理的旗号争夺会长席位,受到“拥宋派”强烈反对。此一纷争并非上海总商会内部不同籍贯之帮派间的权利之争,而是带有不同政治色彩派别之间的权利争斗,最终主要通过内部调停方式予以解决,各级官厅并未发挥明显的作用。

  

   关键词:上海总商会  选举纠纷  宋汉章  傅筱庵

  

   上海商会不仅是近代中国成立最早、影响最大的商会,而且也是成立之初即于清末率先制定和实施具有近代特征之选举制度的商会,在当时产生了重要的示范效应(1)。直至1924年以前,该商会虽然名称有变,选举制度也有某些修改,但其换届改选基本上都是按照选举制度的一系列规定平稳进行。进入1920年代以后,随着政治动荡以及商会内部不同派系之间争权夺利,这一状况逐渐出现变化。

  

   1924年上海总商会的选举纷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穆藕初针对总商会关于已连任两届之任满会董仍具有被选举权的通告,数度公开提出质问,总商会也公开予以回复辩驳,是一场有关如何理解并解释《商会法》相关条文的法理论争。第二阶段则是以会董傅筱庵为首的拥傅派,声称现任会长宋汉章不具备被选举为会董以及在随后的会长选举中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资格,并借此挑起纠纷,为傅筱庵竞选会长扫除障碍,拥宋派则坚决予以反对,认为宋汉章所具资格并无疑议,从而在总商会内部形成一场争权与维权的激烈纷争。

  

   本文即对1924年上海总商会改选纷争的具体情况作一初步探讨。

  

   一、关于任满会董是否仍具有被选举权的争议

  

   1915年12月正式颁行的《商会法》规定会长、副会长、会董均以两年为一任期,正常情况下各商会也均按此规定办理。1924年,上海总商会迎来了第七任会董和正副会长的选举(2)。是年5月下旬该会依惯例召开会董常会,议决本次选举事项:于6月1日通函各会员分发选举票,15日开选举票,次日通知当选会董,7月5日由会董互选正副会长,10日新旧会长进行会务交接。

  

   随后,上海总商会在《申报》等报章刊布致全体会员通函“查商会选举法,会董由会员投票选举,会长由会董投票互选。兹送上选举票一纸,会员录一本,年龄不及被选之会员名单一纸,统希台察,并请先期投票,于六月十五日上午十时起到会监视开匦,以昭慎重为荷。”(3)15日,总商会如期进行会董初选开票,秩序如次:摇铃开会、会长宣言、推举检票员(检票人数、报告人数、监视记数人数)、规定次多数人数、宣告当选姓名、摇铃散会。江苏沪海道道尹代表颜德清到会监视“检票结果,实投四百三十七票,内无效票一张,至下午五时完毕。”本次选举当选会董35人,次多数候补会董35人。《申报》于次日登载了当选会董及候补会董的全部名单及各自所得票数(4)。

  

   上海总商会的本次选举在初选会董时似乎与以往并无二致,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事件,但实际上在此期间即曾发生关于任满会董是否仍具有被选举权的争议。按照《商会法》第24条之条文“会长、副会长及会董任期满后,再被选者得连任,但以一次为限”。(5)依此规定,担任正副会长或者会董,连任一次即为任满,不能再当选。在本次选举初选开票之前,上海总商会曾就此问题函告全体会员,说明《商会法》虽有连任一次为限之规定,但根据农商部有关连任次数之限制,会长副会长及会董任期应“各别计算”的批示,以及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赣省事务所抄送复广州总商会之函稿,任满会董虽不能再担任会董,但可当选正副会长,任满正副会长也可当选担任会董,因此任满会董在初选时仍具有被选举权,否则即被剥夺当选正副会长的应有权利。本次选举时,上海总商会现任会董中,有14人“虽已任满,不能连任,但照章仍可当选,而有被选举及选举会长之权,俟会长选出,然后依法退出(6)

  

   尽管上海总商会对任满会董仍可当选的理由作了较详细的说明,但依然受到反复质疑和批评。《申报》登载了工商界著名人士穆藕初致总商会函,提出三点疑问:第一,会长由会董互选,二次任满之会董,既无再进行被选会董资格,是否仍享有选举被选举会长之权利?第二,设使二次任满之会董,依法应享有选举被选举会长之权利,则难免发生两疑点,一是此届二次任满之会董,是否享有三次选举被选举会长之权利,二是此届二次任满之会董,俟会长选出依法退出后,另行推补,而此项推补之会董设使下届不当选,此项推补会董之选举被选举会长之权利,是否剥夺尽净,抑或准其下届额外授以选举被选举会长之权利?第三,商会所依据者,是否参政院议决之商会法,或此项商会法外,另有可以依据之各省商会事务所函稿?(7)

  

   当日的《申报》同时也登出了上海总商会复穆藕初函,阐明其所发通告的法律依据“为民国九年三月农商部第三百号训令,对于商会法第二十四条限制连任之解释”,认为该会“奉行主管部解释商会法之通令,即系奉行商会法”,而且“上届办理选举,亦循例发有此项通告”。对于穆藕初提出的三点质疑,总商会也一一作出回复:关于会长由会董互选,既无被选会董之资格,何以有选举被选举会长之权利?总商会强调当选与连任系属两事,不得连任不能即指为不得再行当选,会董互选完毕后即行退出,不存在继续连任情形,亦与商会法条文毫无抵触。对于是否享有三次选举被选举会长之权利的疑问,同样“不成问题”,“盖二次任满之会董,被选会长,既系任期各别计算,则会长之任期,应从被选为会长时另行起算,不能指为第三次被选举会长也。”至于任满会董当选,于互选之后退出,再另行推补会董,也不违背商会法,“条文只限制不得连任,并非会董不得中途补人也”(8)。

  

   如何理解和执行《商会法》第24条,以及任满会董是否仍具有被选举权的争议,实际上在此之前各地许多商会选举时就已产生,其缘由是因为《商会法》以及《商会法施行细则》的相关条文中均未明定会长、副会长和会董的任期,究竟是合算还是分算,以致各商会理解不一,“此项规定施行以来,在实际上均感困难,曾经各省商会迭向中央请求修正,迄未邀准”。(9)1920年3月,农商部鉴于修改《商会法》程序较为复杂,遂为此专门发布训令“查商会会长、副会长连任问题,各商会因会长、副会长均由会董内选出,与会董任期合算者居多,亦有因合算致起争执者,自应明定办法,以昭划一。会长、副会长与会董名称既殊,职务权限亦各不同,依商会法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其任期当然不能合算。嗣后各商会于改选之时,所有会长、副会长与会董任期,应即各归各算。从前有因合算争执,尚未另行选定者,亦应照此办理,以归一律,而免争端。”(10)然而,农商部的这一训令并未完全消除相关争议。1921年2月南昌总商会就此问题“又以文电请求农商部核示”,农商部的批示进一步说明:,查连任会长选充会董,连任会董选充会长,自属可行。前次通令解释,所谓各别计算,义即在此。”(11)不难看出,上海总商会在回复穆藕初时强调其通告之合法依据,主要即是来源于农商部的上述训令和批示。

  

   但总商会的回复不仅未使穆藕初信服,反而又引发其新的质疑。《申报》又发表穆藕初质问总商会的第二函,坚持认为总商会之通告虽“有根据民九三月间及民十六月间农商部及大理院对于商会法第二十四条解释之意见,而于书面上则确实根据赣事务所致广州总商会之成案,此不可不声明,以昭实在”。另外,总商会的回复称“上届选举,亦循例发有此项通告”,但穆藕初指出:查上届选举时,现虽二次满任会董之一,确未见有此项同类之通告,且并未享有选举会长后退出之权利。而民十一年选举会董名册内,关于任满之会董姓氏上,盖有‘二次连任照章停止被选’字样。”穆氏还要求总商会“检查上届选举票及查选举会长后退出者何人,推补者何人”,唯此才能“晓然于复函内所引证者”是否确实。更重要的是,穆藕初认为总商会对“部令实属误解”,农商部训令和批示所说的“各归各算”,确切的理解应该是:第一任为会董,第二任为会长,第三任则又合法被选举为会董,第四任又合法被选为会长,如是递嬗,即至一二十任仍属合法。”如果是会长或会董接连两任,则当然受《商会法》第24条之约束,不能借口会长与会董职权不同,而二次任满之会董,仍享有选举被选举之权利。穆藕初还特别强调,选举之有效与否,全视选举人之资格合法与否而定。会董在互选正副会长之前,“必须正式就职,所投之票方能有效”,而任满“会董既已就职,则显然违背第24条之规定,即使选举后退出,而违法就职之咎岂能避免”(12)。不难发现,穆氏指出的这最后一点确实是实际存在的一大问题。

  

   次日,总商会也在《申报》刊发了再复穆藕初函。总商会在该复函中不仅详细列出了农商部训令的全部文字,以证明其通告并未误解部令,而且不厌其烦地转引1921年5月大理院统字第1509号公文,表明其通告完全符合大理院之解释。而大理院此一公文系对全国商联会赣省事务所呈文中列举的子丑两种说法作出的解释“子说谓部令解释,与商会法实有抵触之处,例如会董甲已连任一次,若遵照部令解释,遇改选时自可当选为会长,惟会长一职,依商会法第十八条规定,系由会董互选,甲因受同法第二十四条之限制,不得当选为会董,自无由当选为会长;丑说谓部令解释,与商会法并无抵触,盖当选与连任系属两事,商会法只限制连任会长、会董之再行连任权,并未限制其再行被选权,观商会法第二十四条,不曰连任一次之会长、会董任期满后,不得再被选,而曰再被选者得连任,但以一次为限,不曰再被选者以一次为限,而曰连任以一次为限,可以得其当然之解释。故连任之会长,得被选为会董,尤属毫无问题。”全国商联会赣省事务所感到“以上两说,各具理由,究以何说为当,本所未敢擅决,理合照录此案关系文件,呈请钧院俯赐察核,指令解释,俾资遵守”。大理院的解释公文非常简单明确“查来呈所述各节,以丑说为是”,总商会认为其具体做法与大理院肯定之“丑说”完全相符,而穆藕初之“持论与赣事务所原函之子说相同,但此说未为大理院所采用”。对于穆氏提出上届选举未见有此项通告,以及任满会董姓氏上盖有“二次连任照章停止被选”字样等质疑,复函中说明上届选举贴有与本届同样之通告,本届不过查照旧卷办理,档案具在“敝会查阅档案内粘存之十一年名册,亦并无此项字样,惟第三届选举,因大理院尚未有此项解释,或印有此项字样,此应特予声明者一也”(13)。

  

上述穆藕初的反复质疑以及总商会的答复,均刊于报章,在当时成为一场公开的问答辩论。不过“这些论辩,纯粹限于法理层面,并没有权力或职位攻防的色彩”。(14)穆藕初之所以再三质疑任满会董仍享有被选举权的法理依据,主要是认为此一做法与《商会法》相关条文的规定存在矛盾,不仅其合法性值得怀疑,而且关系到商人信用这一重要问题“商人素重信用,而信用之充分与否,全视办事之合法与否而定之,苟悖于法,信用亦因之而破产,影响于商业者甚大。”(15)总商会也认为穆藕初的反复质疑,实乃钻研法理求精求实之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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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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