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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邱晓磊:论1924年上海总商会换届改选纷争

更新时间:2017-08-16 08:58:14
作者: 朱英、邱晓磊  
在会长选举会召开的前一日,上海《新闻报》发表“吕静斋以上海汉口路商界联合会名义向部控告上海总商会宋、方两位会长,请速改选。此事与上月具名‘全埠公正商民’所发之传单相呼应,显见幕后有人。宋汉章因此甚为灰心,禽沪赴佘山修养”(29)。

  

   7月7日,报章登载了谢天锡致总商会反对宋递补为新会董并参与会长选举的两函,使总商会“会员亦分为两派,相互攻讦”。8日,拥宋派中的袁近初、胡哲生两会员在《申报》联名发表致总商会函,对率先向宋汉章公开发难的谢天锡提出了较为有力的质问“报载谢君两函,斤斤以法理为言”,借以认定宋汉章7月1日以后不复有当选会董资格,然本会章程第5章第10条会员资格之规定为“凡曾任会长、会董者,任满后仍认为会员”,因此“宋君之会员资格,不以代表之有无而定其存废。谢君任本会会董有年,何以对于此项规定独未见及?”另外,选举票之有效无效,应在选举会场声明,不能事后追废“六月十五日选举会董时,谢君亦为检票之一人,何以对于宋君之票,不即当场提议作废,听其列于候补名单之首?直至事隔半月之久,递补会董足数后,始行提出疑义,岂昧于前而明于后耶?抑事后受人之指使耶?二者当必有一于此矣。”(30)

  

   此函所揭示的谢天锡质疑宋汉章资格之时间点确实耐人寻味。15日会董选举,宋之得票名列35位次多数候补会董的首位,谢当时不仅在选举现场,而且还是检票人之一,但却未对此提出任何疑义。其原因是当时的宋汉章并未改变态度愿意继续任代表会员职,拥傅派以为宋不会递补为会董进而参与会长选举,更不会对傅竞争会长形成威胁。而在7月1日宋递补成为会董之后,拥傅派立即感受到了严重威胁,不仅在次日即由谢面见宋,企图强行要求宋辞不受补,而且私下找名律师代为草拟致总商会函。在遭到宋拒绝后,谢又在会长选举时公开发难,这一系列所作所为之目的无疑都是为傅筱庵竞争会长扫除障碍,所谓维护商会规章显然只是一个幌子。不宁唯是,以谢天锡之名在报章上发表的致总商会两函,很可能也并非出自谢的手笔,而是拥傅派请他人捉刀的产物(31)。

  

   袁、胡两会员联名致总商会函发表之后,谢不甘示弱又公开回复,坚持认为宋汉章已退会而失去会员资格,自己出面质疑并非受人指使“此非可经相诬蔑者,愿二君慎毋口不择言”,并声称自己“完全为法的问题,法为人人所应守,爱法即所以爱会,忝为本会分子之一,天良具在,难安缄默”。另还说自己在会董选举开票时,并没有担任检票员(32)。然据《申报》6月16日登载的《总商会初选揭晓》一文称:新会董选举开票前,公推会董叶惠钧、劳敬修,冯少山、谢天锡、祝兰舫、石运乾、闻兰亭,会员区石溪、胡约常等9人为检票员。所以,袁胡二人针对谢的回复,又致函特别指明“谢君既认当日在场,何以于揭示候补当选名氏时,不闻提出异议?可见谢君早当认为有效,今事后忽强词争执,殊令人莫明其用意之所在矣”(33)。

  

   与此同时,拥傅派还希望借助官方施加影响达到目的。先是谢天锡致函沪海道道尹王赓廷,强调宋汉章自7月1日退出会员,“则本届选举之无被选举权,不辩自明。……以非会员而谓可选充会董,违法莫甚于此”。随后,拥傅派会员李征五、刘尤青、孙泉标3人也发表致王道尹函,认为宋汉章既已丧失会员,总商会选举将宋列为次多数候补会董之首,后来又递补为新选会董,均属“违背法规”之举。此函要求道尹于总商会再选会长时,务必“驾临商会,详查究竟,严予纠正,以重选举而维法则”。拥宋派会员石芝坤、陈佐棠、陈翊廷3人随即针对谢天锡等人致道尹函称各节一一予以驳斥,并请总商会“据以转函沪海道尹,庶将来呈请解释时部省长官可以明悉双方之理由”。(34)

  

   对于总商会的这场选举纷争,当时的报章也曾发表评论文章予以解析。“宋君之为人,其诚恳为商界所钦佩,且商界以外者,亦对之有好誉,以人论,各方都希望宋君继续当选总商会会长,但商会章程是否许可,却是个先决问题。……以并非会员而能当选会长,任何团体均无此例。”更何况“上海总商会有上海领袖团体之称,且为全国视线所重,我不愿其违背定章而开此恶例。”(35)该报接着发表的另一文,则十分感慨总商会此次选举会长出现的纷争,“有人愿做而一部分人不许他做,有人不愿做而一部分人强要他做,以致发生人选问题的争执”,“其情形为向所未有”(36),表明总商会在选举会长时出现不同于以往的发展新动向,并强调此点更值得商界重视。《民国日报》与国民党关系十分密切,上引两文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海执行部对总商会选举纷争的关注,只是当时的国民党在上海影响并不大,对此次选举纷争的发展走向也不可能产生明显作用。

  

   第一次会长选举流产后,总商会曾议定五日之后即7月10日再召开选举会。但据7月9日《申报》报道:“虞洽卿君及新选会董某君,二日来向双方接洽,尚未得有结果。”(37)拥傅派表示在宋汉章资格问题未解决之前,坚决不同意再举行会长选举会议。很显然,拥傅派就是要取消宋在会长选举中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这样才能达到其最终目的,如果宋仍具有此资格,傅筱庵竞争会长的威胁就无法解除。这样,原定之再开会长选举会的计划不可能如期进行。10日,《申报》再发相关报道“现悉谢蘅牕方面,仍竭力主张须法律问题解决后,始可开票,否则任何人产生,均所否认。至另一方面,则以宋君物望才能,众所共仰,法律问题亦未有何疑问,故亦不认为有调和余地。闻调和人方面现正拟于法律方面,求一双方兼顾之解决法,而会长人选亦已择定一人,大约双方均可通过,惟因接洽尚未妥协,故今日拟暂再延缓。”(38)

  

   然而,当时的报章评论对于调停能否起作用并不乐观,因“双方旗帜渐见显明,词锋渐见锐利,于此可卜疏解的前途了。……由部解释后,双方能否满意?还是个问题,而总商会从此更多事了”(39)。不出所料,在此之后调停仍然并不顺利。虞洽卿等起初提出的调和方案是认定初次会长选举时已投之票有效,宋汉章如当选,“既因行务繁忙、精神不及,不妨允其辞去;或将会董连带辞去,再另行递补”。据说拥宋派方面初始“颇有缓和之意”,后因拥傅派“会员发言方面,对宋颇有责难,于是态度又趋转变”。另外,对这一调和方案,拥傅派中最为活跃的干将谢天赐表示不能接受,调和陷于了僵局。“多数意见,以为惟有请官厅解释”。但是,上海总商会在曹锟贿选事件发生后,已宣布与北京政府脱离关系“直接电呈北京农商部请求解释,恐招会员反对,故请王道尹解释。王道尹亦以原定延缓之期已到,尤难再延,只好将经过情形,呈报省长,请详为解释”(40)。

  

   7月14日,总商会召开会董特别会议,商讨解决方案“经众讨论达三小时之久,尚无切实办法”,只得暂时休会。复会后继续讨论,朱吟江提出本会于1916年11月间因选举发生纠葛,曾呈准农商部“凡曾任会长会董满任后,仍认为会员”,业已编入本会章程第5章第10条“则宋君资格当然存在,无论手续是否错误,仍应当选”。估计出席会议的拥宋派会董人数稍多一些“结果认朱议实为解决纠纷之办法”。闻兰亭进而提出“论法律手续,七月五日投票者已占多数,当然以继续投票为是”,拥宋派的冯少山、叶惠钧等3人积极附议支持,遂请主席付表决“举手者十六人,多数通过”,复又议定本月17日继续投票开匦。会议结束后,谢天锡即向总商会表示抗议“本日开会,未能依法决议,鄙人不能赞同。况法者人人所应共守,绝对不得以多数人之轻与通融而损其尊严。事关法律解释,非会董会所能擅决。此案鄙人已经呈请官厅,依法解释,并闻陆君伯鸿等亦有同类之呈请,自应静候解释后方能进行互选事宜。”(41)道尹王庚廷也向总商会质疑“究竟前次发生异议已否完全解决,未准声复。倘使尚未就绪,临时再有异议,必致更滋纠纷,自应暂缓继续投票”。于是,17日继续投票选举的计划又落空(42)。

  

   其他地区的商会在稍后发生选举纠纷而内部无法调解时,大多都请官方出面予以解决。此次上海总商会出现选举纷争也是如此,但有所不同的是并非由总商会出面上报各级官署,而是由纷争双方直接向各级官署请求解释相关法规,以求得支持。由于双方纷争焦点之宋汉章会员资格问题比较复杂,各级官署也很难作出明确的法律解释,故而同样难以解决这场纷争。拥傅派的会员陆伯鸿等曾函电江苏省实业厅及省长公署,后又有会董朱葆三等致电省署,声称“本届总商会选举新会董,复选解除之宋汉章,实属违法,请饬纠正,重行互选”。但省署批示未遂其愿,只是说“该会职员解职,自应遵照商会法第二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须经开会议决办理;至职员退职除名及停止被选举权,亦应遵照第二十八条之规定,须有会员三分二以上到会,得到会者三分二以上同意”。对省长公署的这一批示拥傅派显然非常不满意,朱葆三等再次致电实业厅,认为省署批示之按《商会法》相关规定办理“与本案宋汉章之自行辞去会员,而无被选举权者绝对不同”,故不能适用。同时,请求实业厅“迅予据情转呈省长,仍与察核寒电所请,重行依法解释,免滋误会”(43)。此前,朱葆三还曾领衔与谢天赐等3名会董联名致电护军使何丰林,其中之言辞已不乏对宋汉章的人身攻击,声称“宋汉章于中行为行长,于总商会为会长,于行于会,独断独行,忽退忽进,忽解除,忽羼补,是违法以非会员而列选于前,复违法于已辞补而倒充于后,实自背根本之法规,兼乱惯行之通例”。但何的公开回复也只不过是“既经发生异议,自应依法纠正,……据情函知沪海道尹查照办理”(44)。

  

   拥宋派的多名会董和会员祝大椿、项如松、张乐君、管趾卿等人,也针锋相对地先后致电护军使何丰林,谴责朱谢二人为“昔日以非会员而应选之人,今乃转以疑未失会员资格之宋汉章为不应列入候补会董,未免数典忘祖,不合事理”。其所说之事乃是1916年总商会议定将“凡曾任会长会董满任后,仍认为会员”一条补入章程,并奉农商部批准在案,而在那年选举中并非会员的朱葆三正是据此当选为会长,谢天赐也据此当选为会董(45),二人“当时躬与其役,寂无一言,而此次轩然大波,日为剧烈之辩难,是否环境转移,黑白可以移位?否则恪守法规一语,当作何解?”(46)《民国日报》发表的评论文章在详述1916年朱葆三先出会后又得以选举为会长的经过后,也说“以上的经过,别人或者可以不记得,或者不满意,惟朱君葆三因有自身关系,大概不致于健忘,现在朱君竟领衔反对了,岂不大奇!即主张争法案者,亦何必颠倒此白发老者若此”。(47)

  

   上海总商会选举纷争发展至此,双方论辩文字日趋激烈。《申报》的相关报道,也开始以“总商会选长风潮”或是“总商会选举风潮”为题,用“风潮”替代以往的“纠纷”一词,反映出这场纷争的程度愈演愈烈,而且似乎给人的印象是看不到解决纷争的任何希望。

  

   三、纷争之影响、发展变化以及会长选举的进行

  

在总商会选举纷争愈演愈烈之时,宋汉章和傅筱庵二人在公开场合都保持沉默不语。宋汉章当时身为未禽任之会长,而且是纷争的焦点人物,如果始终不发声似有不妥。于是,在第二次会长选举流产后的7月18日,宋在报章上发表了一篇公开信,说明自己“素性孤介”,而且时值大病之后,精力未复,此次选举不幸“引起双方法理之争,汉章以未解职之会长,自不能不为远嫌之计。……若为汉章个人计,原可辞不应选,以免除一切纠纷,惟以法律解释不得正当解决,此后仍无从遵守”。他仍希望通过官厅之解释解决纷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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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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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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