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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东屏:如何解决社会问题和取得社会成就?

——制度决定论的又一证明

更新时间:2017-08-10 15:13:52
作者: 韩东屏  
这个国家的整体状况才是兴盛的,这个国家的整体运行情况才是良性的,这个国家的社会治理才是成功的,并且这个“多数状况”越多,比重越大,这个国家的兴盛程度也就越火,良性运行程度也就越高,这个国家的社会治理也就越成功。

  

   2、社会问题和社会成就的成因

  

   为什么同样一种社会事务,有时会演化为社会问题,有时会演化为社会成就?或者说,让社会事务演化为社会问题或社会成就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显然,我们只有先弄清这个问题,继而才能再构思出相应的对策或应对谋略。

  

   这个问题在学科分工上应该归社会学研究,但由于社会学历来没有“社会成就”的范畴,所以社会学界的中外学者迄今就只有关于社会问题之成因的回答,而没有关于社会成就之成因的回答。不过,社会问题的成因应该与社会成就的成因之间存在某种正反对称性,故搞清社会问题的成因也将有助于搞清社会成就的成因。社会学对社会问题之成因的回答出自不同的流派和理论,多种多样,却也不相互排斥。归并一下,共能得到八种可相互兼容的说法,即自然因素说、经济因素说、政治因素说、社会结构说、社会变迁说、社会冲突说、文化差异说和个体异常说。不过,若对这些说法再进一步做仔细分析将会发现,它们所说的成因,均不是产生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或决定因素,有的甚至连成因也算不上。同时可以发现,顺着这些线索继续追踪最终原因,其结果全都是指向了社会制度。这就是说,社会制度才是各种社会问题的终极原因。我这里所说的“制度”,与学界主流观点不同,它不包括人们约定俗成的习俗、道德等非正式规则,仅指由社会或社会组织制定的正式规则。而社会制度就是由社会制定的制度,包括由国家立法机构或政府制定颁布的法律法规、体制建制、政策政令、纪律条例等具体形态。

  

   自然因素说把自然因素作为社会问题的一个成因的理由在于,气候异常或地震、火山、海啸、飓风、冰雹、雪崩、暴雨、洪水和泥石流等自然现象会给人类社会造成灾难,导致灾区、灾民、饥荒、流离失所等社会问题。但阿马蒂亚·森对饥荒的专门研究表明,自然灾害虽然能够造成粮食大量减产,但并不注定会形成饥荒,历史上很多发生饥荒的国家,都不是因为没有足够的食物,而是因为社会分配不公,一些人没有获得粮食的“应得权利”,“实际上,与个人(或家庭)的饥饿直接相联系的是其‘粮食权利’,而不是关于人均粮食供给量等一些遥远的总量统计数据。”阿马蒂亚·森说的有理,而我更认为,所有由自然因素造成的灾害都只是自然灾害而不是社会问题,这就如我们不能将地震造成的人员财产损失说成是社会问题一样,否则,我们立刻就会感到可笑与荒谬。事实上,只有社会或政府对待自然灾害的消极态度和不当作为,才会从自然灾害中生出社会问题。如,总是对自然灾害的发生缺乏有效预防措施的问题、总是不能降低自然灾害的危害程度的问题、灾后灾民总是得不到救助或得不到及时有效救助的问题、灾区总是越轨行为激增和社会秩序混乱的问题、灾后总是流行瘟疫的问题,等等,都是这样形成的社会问题。而政府对自然灾害的消极态度和不当作为,如果不是有意的——事实上每个政府即使为了自己能继续执政都不会有意这样干——最终都与政府没有为可能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制定有效的防救灾制度安排有关。这就是说,如果政府事先有一套设计周密而有效的防救灾制度,那些有可能从自然灾害中生出的各种社会问题就不会出现。比如政府如果在粮食权利方面有应付粮食大量减产时的公正分配预案,就可以避免一遇自然灾害就发生饥荒的状况或社会问题。所以,在自然灾害之后出现的社会问题,其实并不是自然灾害的必然结果,而是缺乏相关有效制度安排导致的。

  

   经济因素说认为低下的生产力或落后的经济难以保障社会的物资供给,这就会造成饥饿、贫困、失业、住房、就医等方面的社会问题,所以,“经济落后是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基本原因”。然而这个说法有些轻率。生产力低下和经济落后会使社会的物质供给不足,但并不是必然会引发以上提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倒是水平不高,效率低下,可失业、住房、看病却没在当时成为社会问题。相反,就业难、上不起学、住不起房、看病难且贵、贫富差异悬殊等社会问题,恰恰都是在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已有极大提高的今天出现的。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就在于这两个时期社会所实行的相关制度不同。前者在资源分配方面相对公正,所以虽普遍贫穷但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并不多;后者则相当不公正,所以尽管社会总体财富已有大幅增长,还是没能防止一系列与民生相关的社会问题的大量出现。因而就如自然灾害并不必然导致饥荒一样,经济落后也并不必然导致“一系列民生社会问题”的出现。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乃是社会分配制度,若该制度公正,即使经济一时落后也不会有系列社会问题的发生;若该制度不公正,纵然经济快速增长也会生发大量社会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赞同孔子的说法:“不患寡而患不均”。

  

   政治因素说认为政治对社会生活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如果政治清明,决策正确,就能有力地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如果相反,就会导致社会风气败坏,社会矛盾激化,社会问题丛生。这个观点基本正确,只是不够彻底。由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是否清明,只能是由该国的政治制度决定的,比如政府官员的腐败程度或廉洁程度是由该国的反腐败制度的有效程度决定的,而所谓“决策正确”之“策”也属于制度的一种,所以将政治因素说说到底,就成了制度因素说,或社会(政治)制度说。

  

   同样,将社会结构说和社会变迁说说到底也是社会制度说。因为被社会结构说认为引发了所有结构性社会问题的所谓“社会结构”,按照持该说之学者的解释,就是指社会体制、社会建制、社会机制、社会控制系统、社会制度、社会政策之类。其中,不仅社会制度是制度,社会体制、社会建制和社会政策其实也直接属于社会制度,或者说是社会制度的不同类型,而社会机制和社会控制系统也只能是由社会制度构成的社会机制和社会控制系统。所以,社会结构说实质上就是社会制度说。社会变迁说也一样,它是把各种发生于社会变迁期或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问题都归因于社会的变迁或转型。但社会的变迁,岂不就是社会制度的变迁?社会的转型,岂不就是社会体制亦即社会制度体系的转型?而随社会变迁出现的各类个体行为失范的社会问题的成因,岂不就在于这个特殊时期的社会出现了较多对个体行为无任何约束的制度空场和让个体行为无所适从的新旧制度冲突?

  

   社会冲突说认为社会问题是各种利益群体相互冲突的必然结果。这种必然性体现为,任何社会资源都不是无限的,任何社会都有各种群体的存在,这些群体为了在有限的资源中获得更大的份额以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难免要展开相互斗争,这就必然会导致一系列诸如压迫剥削、贫富悬殊、族群歧视、财物犯罪等社会问题的产生。因此,社会问题的出现是自然的和必然的,而不是伴随着社会一时失控、失调而出现的偶然现象。社会冲突说对社会问题成因的说明看似有理,实则不然。因为它无法解释,在人类社会历史上,为什么有的时代存在压迫和剥削,有的时代不存在压迫和剥削?也无法解释,在同一时代的不同国家中,为什么有的国家出现贫富两极分化有的国家没出现?为什么有的国家有族群歧视有的国家没有?为什么有的国家犯罪率高有的国家犯罪率低?这说明,各种利益群体或利益集团的存在,只是有可能形成相互冲突而不是必然会形成相互冲突,只是有可能导致社会问题的产生而不是必然要导致社会问题的产生。而决定一个社会内各利益群体或利益集团是相互冲突还是不相互冲突,以及是否会引发各种社会问题的东西,不是别的,只能是社会制度。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社会的资源分配制度是被各个利益群体都认可的,它们之间就不会出现源自资源的相互冲突,更不会出现由资源冲突所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反过来说,一个社会之所以会出现压迫剥削、族群歧视之类的社会问题,就是因为这个社会存在支持压迫剥削、支持族群歧视的社会制度,而不是因为这个社会存在各种群体。所以我们看到,当欧洲发达民主国家在用防止压迫剥削的制度安排取代原有的支持压迫剥削的制度安排之后,原先普遍存在的压迫剥削现象就没有了;当美国、南非废除了各自国家中支持种族歧视的制度以后,种族歧视的社会问题也就有了根本性的好转。至于犯罪率的或高或低,同样是由社会制度决定的。首先取决于社会的资源分配制度,如果资源分配制度被各个群体认可,这个社会的犯罪率就低,反之则高;其次取决于社会治安制度,如果社会治安制度灵敏高效,能使各种犯罪普遍得到及时的打击和严惩,这个社会的犯罪率就低,反之则高。

  

文化差异说也称价值冲突论,是从文化或价值观的差异来解释社会问题的根源,可归为这种说法的具体理论包括“亚文化论”、“文化堕距论”这两个给人命名不当之感的理论,它们的共同观点也是基本观点是:现代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文化及价值的多元化,社会上同时存在着多种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持不同文化价值观念的人,在交往中必然会发生分歧和冲突。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是源于“文化价值上的冲突”。 一方面,文化价值冲突使人们对同一社会现象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例如美国的“人工流产问题”,就是传统的天主教徒和现代的“女权主义者”对“人工流产”的两种观念的激烈冲突而酿成的。前者认为,人类的胎儿已经是完整的人,人工流产就是特殊形式的谋杀。后者则认为,如果不允许妇女做人工流产,就等于剥夺了妇女控制自己身体的权利。另一方面,文化价值冲突造成人们思想准则的混乱。互相冲突的文化或价值观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长期受这种冲突的影响,就会失去协调一致的准则,于是很容易做出越轨行为。正是由于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文化价值观念的差异,才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的产生。我认为,把“一系列社会问题的产生”归因于文化差异是极其肤浅的说法。试问:压迫剥削、贫富悬殊、房价飞涨、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看病贵难、上不起学、官员腐败、假冒伪劣、坑蒙拐骗、黑黄赌毒之类社会问题,哪个是被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引发的?现代社会,又有哪种文化或哪种价值观念不把它们视为恶或不好的状况?至于种族歧视、民族歧视之类看似与文化差异相关的社会问题,正如前面已经说到的那样,其实也不是由文化差异造成的,而是由把种族或民族分为优劣等级的歧视制度造成的。所谓“源于文化价值冲突”的诸如“人工流产”之类的问题,实际上并不是已被政府或大多数公众认定为“不好”而需要消解的实际的社会问题,而是还在理论上被讨论它是“好”还是“不好”以及该如何对待的认识问题或观念问题。同样,所谓“文化价值差异会造成思想准则的混乱,从而导致越轨行为”的说法也是草率的。持不同文化观念或价值观念的人在相互交往中最多可能会产生一些被双方相互指认为不合习俗的行为,但这些行为还不至于是违反制度或法律、政策、纪律的越轨行为,因为社会制度在每个国家之内都是一元的,是对任何人都有约束力的规则,诚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会因人们的种族、民族、性别、年龄、职业以及文化价值观念的不同而区别对待。而持有不同文化价值观念的人也都清楚这一点,并且都知道违反制度要受罚,所以他们即使因为文化价值观念不同而认为某个现行制度不合理,一般最多也只会对其采取口头批评而行动遵守的策略。由于习俗通常只与私人事务相关,制度才与公共事务相关,加之在一个社会中,可以同时存在多套不同的习俗而绝不可能同时存在多套不同的制度,所以,凡是不合习俗的行为均不属于越轨行为,更不会导致社会问题。这就是说,只有不合制度的行为才是越轨行为,才有可能导致社会问题。既然如此,一个社会中的文化价值的多元化,就与这个社会所出现的社会问题没有任何必然的关联。只要该社会的制度是合理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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