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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商民运动时期商民协会与商会的关系:1926—1928

更新时间:2017-08-10 13:13:56
作者: 朱英 (进入专栏)  
说明:“查旧商会为大商人从前承仰军阀鼻息之机关,剥削中小商人之利器,即以现在而论,每与各地商协暗相抵触,有妨商运之统一。当此革旧维新之际,自应铲除此种障碍,以利进行”。最后,中央商民部令湖南省党部商民部呈取消旧商会情形,准予备案,并在致湖南省商民部的指令中“合行令仰该省党部商民部核办,着即呈复备查为要”(22)。

  

   另外,南昌总商会甚至也曾一度被南昌商民协会接收。1927年5月初,南昌商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常委李郁等人呈请江西省党部商民部转中央商民部:“窃四月二十七日南昌各民众团体暨卫戍司令部、南昌公安局,会同清查反革命委员会于清查户口时,将南昌总商会会长张继周逮捕,认为有反革命行为,已致该会负责人。兼之本党三次全省代表大会决议案,应将旧式商会取消,交商民协会接管,根据以上原因,特于四月二十七下午七时开执委裁判委员执行联席会,关于接收总商会问题,议决成立南昌市商民协会接收南昌总商会委员会。”(23)中央商民部也曾一度同意“接管旧商会一节,暂准备案。”(24)在此之前,江西全省商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己于5月5日召开大会,通过了“取消商会、商团并接收其器产案”。此案通过之后,中央商民部特派员张振鹏在大会上虽说“总商会为无明令取消,俟中央取消时说明接收办法,再行遵办”,但同时又同意“现在全省商民协会已成立,即以总商会为办公地点,其财产器具概由南昌市商民协会接收,可由其暂保管。”因而实际上江西省商民协会在未报经中央商民部批准之前,即己先行接管了南昌市总商会。(25)

  

   由于当时中央商民部采取这种摇摆不定自相矛盾的政策,而且有批准一些地区取消商会的先例,于是,其他一些地区的商民协会很可能也会纷纷仿效,甚至不经呈报即自行其事,其结果势必引发更多与更尖锐的矛盾。国民党中央商民部,遂于5月16日报请中央执行委员会,说明:“查各省商民协会筹备处或全省商民代表大会,往往未经中央党部核准,对于旧商会即行接收或取消,似于手续未合。本部兹拟一办法,除己经接管省份不计外,嗣后各省商民协会筹备处等团体对于旧商会之接管,应事前先行呈请中央予以核准,经中央党部核准,然后遵令接管。”(26)很显然,中央商民部的意思并非是禁止商民协会接管商会,只是说明商民协会需要事先呈报核准,不得自行采取行动。但是,由于无论是取消还是接管商会,尽管有国民党中央商民部的训令,但实施起来也遭到商会的强烈反对,使商会与商民协会的矛盾冲突更加尖锐。因此,5月18日召开的国民党中执会政治委员会第22次会议讨论这一问题时,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商会问题应通过制订商会法的方式解决,在目前情况下商会与商民协会应“同时存在”,最后议决的结果为,商民协会对于商会“不准接管”。()27)于是,中央商民部又赶紧向各省党部商民部发布通令,说明“除湖南、江西己经接管不计外,合行该省党部商民部商民协会等团体,遵即以后对于旧商会不得任意接管”(28)。国民党也并未因此而完全改变对待商会的态度,只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转而采取另一种权宜之策,故而为时不久就又发生了更大范围的有关取消商会的争议。

  

   四、商民运动期间商民协会与商会的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商民协会与商会之间除了不断发生矛盾与冲突,但在某些方面又不乏合作关系,甚至有些商民协会成立时商会领导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例如1926年4月成立的湖南省党部商民部,为了推动湖南商民协会的兴起,组建了长沙市商民协会筹备处“通令长沙市商界一律加入”(29)。长沙市商会的领导人左益斋,是商民协会筹备处非常活跃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像这样由原商会领导人为核心,筹备建立该地区商民协会的情况,在此前的广东省未曾有过。1926年8月国民党湖南全省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商民运动决议案”,确定“商民协会会员,不宜脱离现在商会,并须同时积极谋商会之改革与刷新,商民协会在不妨碍全体商民利益时,须与商会合作。”(30)这样的规定,在其他地区也是很少见到的。1926年12月10日长沙市商民协会正式宣告成立,左益斋又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湖南湘潭的商民协会也是由原来的商会职员发起成立的。先是湘潭商会的阎振启等商董积极活动,联络本帮商人,发起“组织大规模之商民协会,藉作商会之替代机关”接着,客帮商人刘沅臣等商董“亦仿照举行,以资对抗”双方都“请县党部核准备案,并恳派员前来指导,以利进行”后经省商民部派员协调,会同县党部“与该两会中坚分子多方疏通,力劝双方化除意见,通力合作”在县教育会召开会员大会,正式推举筹备员,成立‘湘潭县商民协会筹备处’。至此,阎、刘两方之本帮与客帮商董分别组织之商民协会机关,“则归纳此处,合并办理。”(31)湘潭县商民协会的筹建也步入了正轨。

  

   从一部分地区的情况还不难发现,在要求废除苛捐杂税、发展工商业和反对帝国主义等斗争中,商民协会也曾与商会联合开展过一些活动。尽管商会以大商人居主导地位,商民协会以中小商人为主,相互之间存在矛盾,但同为商人团体又在某些方面有利益相通之处。如苛捐杂税损害整个商人的经济利益,发展工商业则是整个工商界的一致要求,帝国主义的奴役更是对整个中国民众的凌辱,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商会与商民协会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利益冲突,能够协调一致地合作开展活动。

  

   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维护国家主权的对外抗争中,商民协会与商会一般都没有什么明显的分歧,而且往往能够联合行动。1926年2月,担任粤海关税务司的英国人贝尔,借口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拘留未经海关查验的八艘货艇,使其无法行使职权,竟然宣布将粵海关封闭,“停止验货,不准起卸”企图以此手段断绝广州一切对外进出口贸易。这次“封关事件”激起广东各界民众的坚决反对。商会与商民协会也共同行动,联名表示强烈抗议:“断不容贝尔一人,而断中国与各国通商之交通;更不容以贝尔一人,而绝我全省之命脉。”(32)

  

   随后开展的仇货运动,作为反抗英帝国主义侵略的方式广泛进行。为了更好地开展仇货运动,广州工商界在国民政府指导下成立了审查仇货委员会,并(33)发起召集四商会联席会议,讨论改善审查章程暨厘定办事细则,以利进行,而资改善。”③在本次联席会议上“四商会”即广州商民协会、广州总商会、广东商会联合会、广州市商会共同拟订了提议书,提交审查仇货委员会讨论通过。这一事例,再次证明国民政府需要利用和依靠商会解决相关问题。稍后,广州市商民协会又曾与广州总商会、市商会联名,“对于英舰武装驶入省河,水兵登岸,占据西濠口各码头事,会衔布告。”(34)

  

   1927年1月初,由广东省商民部发起召开的广州商民代表大会,也是由省商民部、市商民部、全省商民协会、广州市商民协会、南郊商民协会、总商会、商会联合会、市商会等,分任筹备工作,并且由上述6个商民团体各推举1人组成大会主席团。与会的代表向大会提出了百余件议案,经提案审查委员会核并提交大会表决者,总共34件。由于这些议决案“关系于全省商民至为重大,故大会特通过组织一议决案促成会,负责办理促成事宜,以期决案早日实现。”()35)大会发表的宣言,还呼吁广州的新旧6个商人团体应该“联成一气”“团结我们的精神,扩大我们的力量,一致参加国民革命。”(36)该宣言没有将商会作为不革命甚至是反革命的落后商人团体加以排斥,而是强调商民协会应该与商会联合起来,扩大商民的力量和影响,共同参加国民革命,这在当时还并不多见。(37)

  

   同年6月26日中央商民部部务会议讨论武汉店员工会应否存在问题,也涉及到对商会与店员工会、商民协会之间相互关系的新认识。当时任中央商民部代理部长的经亨颐认为:“一旦取消店员工会,三万店员难免发生纠纷,而且组织成立者,中途取消于革命进行上亦有未便。至于旧商会之组织,不但店员不能加入,中小商人亦多不能插足。现在只有请中央速颁新商会法。至于商民协会表面上与商会接近,精神上却与工会沟通,店员虽为商家之一部分,实际又加入工会。所以根据中央策略,似宜一方根据新商会法改组旧商会,使可以代谋一般商民之利益,与总工会对立;一方令店员工会与商民协会接近,如店员发生小纠纷,即由商协解决,大纠纷即由总商会与总工会解决。”()38)会后,中央商民部将此次部务会议讨论的意见和建议,专门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进行了报告。由这段史料我们可以看出中央商民部的以下几点看法,第一,仍认为商会是大商人控制,中小商人不能插足的组织,只是表面上与商民协会接近,需要加以改造;第二,可通过制订新商会法,对旧商会进行改造,使之能够代表和维护一般商民的利益;第三,可以发挥商会调解店员与店东纠纷的作用,小纠纷由商协解决,大纠纷由总商会与总工会解决。但当时的中央商民部认为,旧商会的改造以及发挥其与总工会一起解决大的劳资纠纷的作用,并不是当时就能办到的,只不过是一种设想。

  

   1927年4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批准举行的长江流域商民代表大会,是商民协会与商会相互合作开展的一项重要活动。该会由“中央商民部、中央宣传部、国民政府财政部、国民政府交通部、总政治部、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商民协会、汉口总商会、武昌总商会、武昌市商民协会、汉阳县商民协会筹备处、汉阳县商会十三团体,各派代表一人组织筹备处。”(39)从中可以发现,国民党中央批准商界召开像长江流域商民代表大会这样大规模的会议,不仅并没有将商会排除在外,而且还指定武汉三镇的商会与商民协会完全一样,均派代表一人参与组织筹备处,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将商会与商民协会等同看待了,这不能不说是国民党对待商会的一种新迹象。还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商民部负责编印的《长江流域商民代表大会日刊》,在创刊号上登载的文章指出:“中国国民党领导之商民协会,是被压迫的商民群众之结合体,于国民政府治下,在大会中我们也觉得他己能广植其力量,并在积极谋实业之进展。同时旧日的商会,也逐渐趋于革命化而感发兴奋,急起直追,是第二种误解亦可解除。”(40)认为旧商会“也逐渐趋于革命化”,这也可以说是在某种程度上透露了当时国民党中央商民部中一部分人对商会的更新认识。

  

   实际上,商民运动兴起之初,在国民政府辖区范围内的广州,商会也有表示拥护国民政府、支持国民革命的举动。例如1926年初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时,广州四商会曾共同召开欢迎大会代表的联席会议。商会代表在会上致词表示:“几年来的国民革命工作,只有农工学兵,从未有商界参加。今天这个会,就是商民参加革命的大会。”(41)在国民革命军北伐之后,所到之处大多也曾受到商会与商民协会的共同欢迎。例如1926年12月国民革命军接连攻克江西各地,南昌总商会即公开表示支持,并举行欢迎会,热烈欢迎国民军,总商会会长张继周表示:“今日欢迎会,非徒具形式,诚我商人表示与革命军势力合作之真意也。”()42)不管是出于何种动机,南昌总商会的这一举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商会拥护和支持国民革命的政治态度。

  

   本文刊于《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3期,感谢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硕士仝宏博提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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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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