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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商民运动时期商民协会与商会的关系:1926—1928

更新时间:2017-08-10 13:13:56
作者: 朱英 (进入专栏)  
以农工、实业两厅厅长、省市工商两部,以及商界之总商会、市商会、商会联合会、商民协会,工界之广东总工会、广州工人代表大会、机器工会、革命工人联合请愿取消年初二团等,各派代表一人参与仲裁会,由农工厅出面召集,并由该厅厅长担任主席。

  

   广州总商会认为商界之请愿行动颇有成效,希望借此机会进一步扩大声势,巩固在商界的主导权,遂提议筹备成立广东革命商人代表大会,并草拟了代表大会筹备处简章,第一条规定“以四商会每会五人组织之”实际上商民协会在其中只占5人,其他15人均来自于商会,而且筹备处附设于总商会,当然只能由总商会主导。商民协会对总商会的这一动向不无警觉,一开始即表示反对。2月15日,广州三大商会与商民协会代表40余人,在总商会举行会议讨论相关事宜。当总商会代表提出这一动议之后,与会的商民协会代表黄祖培等人,“以本会主张援助此次解决工商纠纷之仲裁会,而不主张与党纲不同之组织,故未便遽然加入,当即声言退席。”随后,广州市商民协会又正式致函总商会作出如下声明:“敝会为有党的指导之组织,会员亦受党的训练之会员,对于革命工作,自愿一致努力,对于商人利益,自应极力保障,以故对于此次解决工商一切纠纷之仲裁会,敝会竭其全力,以任后援,不肯稍落人后。惟对于此次与解决工商纠纷仲裁意义不同之组织,敝会未经党令许可,不敢苟且赞同,敝会是日对于贵会等发起组织之广东革命商人代表大会,一致退席,此为上述原因,诸祈谅察。……以前敝会承贵会等之请,选出筹备员5人,所有责任,同时声明解除,并希查照。”(9)

  

   该函开篇强调商民协会受党之指导,会员受党之训练,显然是要以商民协会天生所具有的革命性,在政治声势上将总商会压倒,因为商会唯独在这方面无法与商民协会相提并论。至于“敝会未经党令许可,不敢苟且赞同”只不过是商民协会反对由总商会主导这个革命商人代表大会的一种托词。颇有意味的是,尽管商民协会表示反对,但总商会难得有此机会扩大其势力与影响,故仍然成立了筹备处,举定总务、文书、组织、宣传等七部之正副主任,加紧进行各项筹备工作。同时,总商会还公开致电广东各地商会、各法团与各商店,说明:“我广州、佛山、石龙等处商人联合请愿团,于十二日假座广州总商会开全体大会,一致议决将请愿团改组广东革命商人代表大会,先成立筹备处,并决定组织大纲,其宗旨在团结商人之实力,与自身之联合,进而与各界联合,参加革命工作,拥护革命政府。无论大小商店,每一商号,应举代表一人,即为会员。将来本会成立,一以解工商之纠纷,商业盛衰,在此一举。尚望一致奋起,踊跃参加,俾全省商界得一线生机,以促全民政治之实现,有厚望焉。”(10)

  

   不过,广州商民协会也不会坐视总商会的这一行动以大获成功而圆满收场,转而呈请省市党部商民部出面予以阻止。当时,在商民协会与商会产生矛盾或争执时,除了个别例外,商民部一般都是站在商民协会一边,对商会予以压制。在此次事件中,广东省商民部的态度同样也是如出一辙。就在广州总商会信心十足地加紧筹备之际,月25日广东省商民部即决定报请取缔广东革命商人代表大会:“现在市面发生有所谓革命商民代表会,查其组织原因,系应付年初二问题,而其深意,则为对抗工人之行动。……本党对于商人团体,本应扶植,惟其掠革命美名,而为非革命之举动,此则非取缔不可。且在革命的国民党底下商民,如果实行革命,除了归于国民党旗帜底下,自无立场。而在党指导之下,己有商民协会,该商等离开革命的商民协会,而另外组织革命商民协会,其革命两字,固无根据,即此类行动,亦应取缔。故特提出第十四次执行委员会议,请将该会取缔,最低限度亦须饬令将革命二字取消,当经决议饬令取消革命二字云。(11)广东省党部在第十四次执委会上,根据商民部的这一报告,议决“除饬该会立即将革命二字取消”之外,并通报广东省政府、广东省实业厅、广东省执行委员会,“如该会仍用革命商民代表大会名义请求立案,请勿批准……以正视听。”(12)其后,广州总商会虽仍然继续筹备召开广东第一次商民代表大会,但却不得不取消了“革命”二字。在维持了作为唯一商人革命团体的独尊地位之后,广东全省商民协会最终也同意接受总商会的邀请,派张浪石、许庆之、陈国强三名委员参与全省商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13)

  

   可以说,在这次短暂的纷争中,总商会是否能够使用“革命”字眼,取得“革命”的称号而召开商民代表大会,似乎成为了一个争执的焦点。广州总商会是希望在当时“革命”口号颇为风行和大行其是的年代,通过发起成立广东革命商人代表大会,使自己也能够变相穿上“革命”的外衣,由此摆脱其被视为不革命和反革命的被动政治地位,从而名正言顺而又理直气壮地掌握整个商界的主导权。在商民协会看来,商会就是不革命和反革命的旧式商人团体,虽然在某些方面可以与其进行合作,但在“革命”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不能含糊妥协。如果商会也变成了革命团体,那么在其他许多方面都远远不及商会的商民协会,就没有任何与商会进行抗衡的资本了,最终只能依附于商会之下。就国民党而言,任何所谓革命的民众团体都应该是在其直接领导和指挥之下,而商会却由于历史的原因并非直接接受国民党的领导,因此不能使商会也穿上革命的外衣,否则就有可能为商会创造更好的发展条件,国民党却无法直接进行控制,也就谈不上将来实现对商会从根本上进行改造的目标。所以,广东省商民部坚决要求总商会将广东革命商人代表大会的“革命”二字予以取消。

  

   三、商民协会与商会的激烈冲突

  

   商民协会与商会之间在其他一些具体问题上,也常常会发生冲突与纠纷,甚至出现一些极端行为。例如1927年1月25日汉口商民协会与汉口总商会产生了冲突,将总商会副会长强行掳去关押。由于这次冲突影响较大,很快就惊动了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高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简称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召开第18次会议,专门讨论处理办法。汉口市市长刘文岛列席本次会议并报告冲突产生的缘曲“商民协会有数十人到总商会,迫令该会副会长签捐款二十五万元之字。此事起因,据云市党部因前方兵士很苦,应由民众募款接济,商民协会亦担任募款,要商会出二十五万元。近日,商会因财政部筹款帮同办理,因将此事搁起,而商民协会不明此中情形,以为藐视,要罚商会二十五万元。其时正会长适赴财政部,乃将副会长迫去。”刘文岛还说明总商会不宜取消,并“请予总商会以保障,俾其机关本身不生问题,可以帮忙财政。”(14)作为武汉市市长的刘文岛,显然并不主张在当时的情况下取消总商会。

  

   如何处理这次冲突,是对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的一次考验。国民党一方面要大力支持作为革命商人团体的商民协会;但另一方面,又需要保留并且利用商会,不能完全满足商民协会取缔总商会的要求。讨论中,只有作为汉口特别市党部代表出席会议的詹大悲在发言中指出:“此次商协之事,总商会组织上之不能代表多数商人确是事实,应有相当解决。”但针对此次冲突的具体处理办法,多数委员原则上赞同刘文岛的提议,有的还认为民众团体现在经常出现一些过激行为,应注意纠正,以免产生不良影响。最后作出如下决议:“现在时局严重,各该会等应约束会员,不得自行捕人及有其他越轨行动,如发现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反革命事件,必须报告政府办理。总商会仍应存在,但希望能与各商民团体合作。”对于詹大悲提出的对总商会“应有相当解决”的问题,联席会议主席徐谦表示:“此点前在广州时亦己见及,拟另制商会组织法,现在可以决定总商会于商会法未公布前暂照旧。”(15)

  

   但在1927年5月,又发生了汉阳商会会长周文轩被逮捕、其产业也被查封的案件。该案发生以后,当地报纸曾以“汉阳小商人斗争胜利”为题,在“社会新闻”专栏中作了如下报道“汉阳商民协会为一般中小商人的革命团体,汉阳商会为少数大资本家所操纵,与商协利益绝对相反。该会会长周仲[文]轩等,因见商协势不可侮,深恐影响商会组织,协谋破坏,种种罪状,己共见共闻。日昨周己就捕,商会账项财产,俱由县党部没收,交商民协会接收办理。”(16)

  

   逮捕商会会长周文轩并查封其产业,是在汉阳商民协会的吁请之下,由汉阳县党部于5月11日下令采取的行动。中执会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接到报告之日为周六,当即匆忙召集省市两党部派人商议,但省党部人员未到会。“主席团的意思,认为当现在极力联络小资产阶级的时候,汉阳县党部居然不呈请上级党部,擅行逮捕,显系违背中央的政策,并使一般小资产阶级的商人要说中央对他们是在用欺骗的手段。……因此,主席团就命武汉公安局释放被捕的周文轩,并发还他们的产业。不料汉阳县党部竟敢借口没有得着省党部的命令,抗不遵行。”(17)汉阳县党部抓人之前不呈请批准,事后又拒不执行中央要求放人之命,这种现象显然有违常理。

  

   5月16日,中执会政治委员会第21次会议对此案的处理进行了慎重而充分的讨论,并请汉阳县党部、汉阳商民协会代表和汉阳县长到会作说明。汉阳县党部代表在说明中列举了周文轩的11项反动行为,并声称“县党部自知逮捕的手续不对,要向上级党部请罪,但如果将他释放,恐怕民众心中不服。”湖北省党部代表参董必武,在会上发言说省党部未收到主席团周六开会之通知,故而未派人与会,另还说明:“省党部本决定遵照中央的命令将周文轩等开释,但因为有汉阳商民协会等许多团体来请求不要释放,所以还是将他们拘押。”可见,周文轩之被捕与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下令释放后仍继续遭关押,都与商民协会有关。汉阳商民协会的代表则在会上表示“商会无存在之必要”。(18)

  

   对于周文轩的处置,会议讨论时有立即释放并发还其产业或送交相关部门调查处理两种不同意见,谭平山、董必武、顾孟余等人提出应送法庭或革命军事裁判所调查处理,徐谦则认为应该执行国民政府放人的命令,最后议定:“令武汉公安局将查封财产发还,周文轩、周仲暄二人释放。”至于周文轩被指控之反动行为是否属实,会议指定由司法部重新进行审查办理。关于对汉阳县党部的处理,作为顾问的鲍罗廷提出:“将汉阳县党部解散”,徐谦、谭平山对此基本上表示赞成,但董必武有不同意见,会议决定“汉阳县党部应由湖北省党部予以严重之警告,如再有违法行为,着即解散。”(19)

  

   5月19日,武汉公安局接奉命令,于次日将周文轩释放。21日和22日,武汉公安局又接连两天派人至汉阳,与汉阳县长及逆产临时管理委员会约同两周之代表,将所没收之财产清查发还。在5月25日召开的中执会政治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徐谦还报告了司法部重新审查周案的情况,认为“汉阳县党部所列举的十一条罪状,经审查之后差不多都不能成立。”(20)至此,该案才终于尘埃落定。

  

但在此前后,也有个别地区的商会被取消。例如1927年3月,长沙市商民协会即呈请湖南省商民协会筹备处,请求“将长沙旧商会实行取消,以便统一商民组织,集中革命力量”。湖南省商民协会筹备处呈报武汉中央党部、政府各委员会及省商民部,认为:“长沙全市商民均己加入市商协,同一地域实无两团体并立之必要。属会观察湖南情形,总商会名义尽可取消。”(21)中执会转批中央商民部审核处理,4月7日中央商民部回复:“该案现已令行湖南省党部商民部核办,俟其呈复再得呈报。”湖南省党部商民部对取消总商会的要求也表示支持,并呈文中央商民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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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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