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继伟:塑造未来社会的关键趋势

——在2017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发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03 次 更新时间:2017-08-09 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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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继伟  

谢谢德里克·阿博利先生,也非常感谢劳伦斯·萨默斯教授刚才精彩的发言。特别是在劳伦斯·萨默斯教授发言之后,发现他的观点很多和我接近,我就照我的准备来说吧,互相之间有一些补充。我们的题目是“塑造未来社会的关键趋势”,这个问题有些难度,我试探性地讲些意见。我想讲五点。


第一,近中期全球面临总需求不足和总供给提升的障碍。

如何良性地提高总需求,可持续地改善总供给能力,是近中期的关键。金融危机对各国造成的冲击和恢复过程的缓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相关国家在总供给一侧的脆弱性,当然也反映了全球化将大家联系在一起,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逃脱全球性的冲击。

总供给一侧的脆弱性怎么造成的?基本上是由于过度的管制、过高的福利和民粹化的倾向,造成的劳动力市场流动性、灵活性不足,基础设施建设的动员能力不足和技术创新不足,所引致的总供给能力提升障碍。应对金融危机冲击,应当适度加杠杆,各国也确实都在适度加杠杆,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加杠杆,阶段性地增加总需求,防止危机快速蔓延,并且应当利用好这一喘息的时机,抓紧进行包括金融监管的改进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也就是TFP)的结构性改革,以改善总供给能力。推进结构性改革,既应对短期危机又建立起中长期良性的增长机制,从而财政、货币政策就可以逐步去杠杆,经济进入恢复性和可持续增长。

但是,货币财政加杠杆给出了经济稳定的幻象,因而不愿意忍受改革的阵痛。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买来的时间如果浪费掉了,政策空间会越来越小,最终需要在紧货币、紧财政的条件下进行改革,阵痛会更加剧烈,就更难凝聚共识,容易滑向左倾或者右倾的民粹主义。现实情况是,从全球角度看,杠杆率高企,而TFP停滞或者下降,民粹主义泛滥。在此艰难时刻,更需要关键政治家的担当和睿智,既能凝聚民心,又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顺序推进改革,改善供给。


第二,科技进步加快重塑经济和社会结构。

例如,信息技术的发展,智能制造会越来越普遍,甚至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云计算的应用,在公开市场投资上,以85%的概率战胜市场(beat market)的情景是可能的,而且相信不会太远。投资界的朋友不必过分的担心,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找到办法。

再例如,新能源技术的发展使成本下降、应用方便,对于传统能源的大幅度替代也不会太远。

还例如,互联网和3D打印的发展,信息、技术、商业模式的传播,甚至服务和制造的转移,不再有时间、距离和地域的限制。

总之,创新将改变经济和社会结构以及就业形态和收入分配,各国之间的经济平衡关系改变特别是全球化不可阻挡。


第三,全球化的发展。

全球化是资本、技术、可贸易产品和服务,以及劳动力、土地等跨疆域的配置,由于各国发展阶段不同、人口结构不同、自然条件不同,全球化优化了资源配置,是多赢的,各国都在受益。同时,各种要素的流动性不同,流动的形态也不同。土地是无法物理性流动的,但是土地的使用形态绝对受全球化的影响。例如,巴西、阿根廷将原先的草场改种大豆,大量出口到中国。对于劳动力的跨域流动,各国都有合理的限制,没有一个国家不加限制的,这都是可以理解的。资本、技术、可贸易产品和服务的流动性要强得多,也是难以管制的。过多的管制和壁垒会呈现双输或者多输的结果。当然短期的跨境资本流动是否有益是不确定的,而且在当前金融监管之下,大家也在考虑如何合作,对短期的跨境资本流动进行合作监管。

资源的优化配置,带来了各参与国国民福祉的提升,当然不一定导致合理的收入分配,也很难区分出收入分配的变化有多少是由科技进步造成的。刚才劳伦斯·萨默斯教授深入阐释了这一现象,我就不再重复。总之,这就需要政府的调节,例如改善基础设施,改善教育,等等。但反全球化的措施阻挡不了全球化,也降低了国民福祉,削弱了改善收入分配的财富基础。


第四,当前全球协调的必要性再次凸显。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领导人面对共同的灾难,空前一致地加强了政策协调,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去年,我作为联合主席,和周小川行长共同主持了G20财经渠道会议,期间与在座的雅各布﹒卢财长有非常好的合作,我们有很多不同,但最终都达成一致。

时至今日,面对杠杆率高企、生产率停滞、经济增长总体缓慢、收入分配状况恶化、贸易摩擦加剧、民粹主义盛行,我不认为负责任的经济学家、政治家、企业家会认为,全球的经济已经实质性的、可持续的复苏。而且,各国的政策空间在缩小,协调产生合力就更加必要。我们有太多的事项需要协调。

例如,竞争性的降税有没有终点?过去中国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在全球范围是中等偏下的,现在已经逐步变成了税率的中枢,可能还要往下降,有没有终点?任何一国,实行正的进境税和负的出境税能否奏效?现存的双边税收协定是不是要重新修订?中国已经签署近100个双边税收协定,如果出现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各国要不要重新谈判?如果引起全球性的相互报复会是什么样的结局?

如何运用好货币政策和适宜的财政政策工具,有效降低杠杆率又不引发降杠杆过程中的风险。这个问题各国都碰到了,对中国而言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金融监管应当把握到什么程度,使得金融体系是安全的,不会让纳税人为风险“买单”,同时又能以适宜的成本支持实体经济。加强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分析和风险监控,也需要相互的协调。

如何加强多边开发机构的作用,动员各种力量,包括私人部门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加强薄弱、脆弱地区,例如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

贫困和自然灾难是地区动乱的重要原因,减贫和应对气候变化一定程度上是全球外部性事务,更需要协调行动。

今天我注意到,今年首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刚刚结束,会议公报中删除了去年达成的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措辞,也不再提及应对气候变化的全面合作。我还注意到,中国财政部在会后的声明中强调,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支持推动气候变化的合作,所以公报中这两点遗憾肯定不是中国造成的。当然,会议的协调过程还不为人知,但说明确实需要全球协调。

如此等等。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上发表了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演讲,正是表达了中国领导人加强全球协调的意愿和诚意。


第五,我们处在十字路口上。

全球进入了新常态,这一点中国领导人早有认识,在2013年提出了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的阶段,也就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进而提出“三期叠加”将是今后五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的新常态。这一时期的经济政策,要在适度加强需求管理的基础上,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新常态的提出,也是考虑到全球经济在近中期高度不确定性的外部因素,所做出的综合判断。中国决心做好自己的事,同时负起应当承担的外部责任。

全球经济进入了新常态,这一点,IMF总裁克里斯汀·拉加德女士曾有表述,其特点不必赘述。问题在于,各方面如何认识?国际如何协调?要认识到,科技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的革命,人口结构的变化,是人的意志不能改变的,将深刻影响各国和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要认识到,高杠杆率和低生产率的搭配,蕴藏着高风险,危机还有可能不期而至。做好自己的事,承担起责任,应当是各国的共同选择。以邻为壑、转嫁风险,只会得到报复性的反击,只会引发灾难。改革常常是由危机触发的,改革、开放、合作是光明之路。危机还可能触发另一种情景,就是冲突和对抗,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我们处在十字路口上。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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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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