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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千帆:论《长生殿》的思想性

更新时间:2017-08-08 17:01:50
作者: 程千帆  

   作家依据自己一定的创作意图写成一个作品,而这个作品却在读者中间产生了分歧的、甚至完全相反的解释,因之也作出了不同的评价,这,对于我们来说,不是罕见的,反之,倒是常见的事情。

   这种情形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个作家,只有关心和注意生活,并且从一定的世界观出发,喜爱或憎恨这种或那种生活,才能从生活中获得题材,形成作品的主题思想,并且通过特定的艺术手段,主要的是通过典型人物的塑造,将自己的创作意图成功地表达出来。因此,通过作家认真的劳动而产生的作品,其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过程,就必然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的、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制约下进行的斗争过程;因此,当这个作品已经完成,作为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对于它的认识,对于它的内容与形式的美学判断,也就不是一种很简单的工作,而且是一种有待于以不断的努力使之深化的工作。研究一个作品,也必然要经过复杂的、矛盾的、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制约下进行的斗争过程。

   《长生殿》是十七世纪末叶出现在祖国剧坛和文坛上的杰出戏曲之一。它是洪升以十年以上的时间改写了三次才完成的。洪升写过好几个剧本,也写过不少的诗,但人们却只因为他创作了《长生殿》才将他的名字牢牢地记在心里。两百多年来,这个作品不仅一直在舞台上为人们所欣赏,而且也作为戏剧文学被大家热情地吟诵着。可是,《长生殿》尽管曾经风行一时,而过去对于它的理解,从文献纪录上检查起来,却显然还带有片面性。多数的人,是将它纯然当成一部歌颂剧中主要人物唐明皇李隆基和他的贵妃杨玉环的爱情的作品来看待的。甚至洪升的好友,为了《长生殿》的演出得祸而“断送功名到白头”的赵执信也抱着这种看法,认为作家之写《长生殿》,乃是“才人例解说相思”的证明。(赵执信为了《长生殿》的演出得祸,详见叶德均:《戏曲论丛•演〈长生殿〉之祸》。“可怜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当时人咏赵的诗句Q“倾国争夸天宝时,才人例解说相思。三生影响陈鸿传,一种风情白傅诗。”赵氏《上元观演〈长生殿〉十绝句》之一,见《饴山集》卷十四。)

   如果《长生殿》的写作真是像过去多数人所理解的:仅仅是为了给观众绘制一幅贵族恋爱生活的图画,其中并没有包含着明确的倾向性的话,则我们今天即使不能够完全否定它的价值,也决不可能把它评价得很高。这和它在长时期中间一直受到广泛欢迎的历史情况,是不无抵触的。因此,对这部作品进行一些新的探索是有意义的和必要的。我们已经指出,一部作品的创作过程和对于一部作品的认识过程都是复杂的、矛盾的,同时也是受着历史条件制约的。我们和洪升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我们今天可以掌握更正确、精密和锐利的研究生活的武器,因而不仅可以一方面从前人对于《长生殿》的片面性的理解中吸收其合理的部分,一方面更广泛地和更深刻地发挥作家原来就埋藏在剧作中的思想感情,而且,还可以进一步用一种和作家原有的创作目的不相同的目的来解释它和衡量它,即用历史的现实,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解释和衡量它。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一个古典作家,只要他忠诚地学习了生活,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生活,则他在作品中所显示的形象,往往是大于他的思想的。生活逻辑的巨大力量,每每使得古典作家们违反自己的创作意图,在作品中,通过人物的刻画,作出和自己的意志相违背的结论。这一现实主义崇高原则的理解和运用,使我们今天可以享受到一种幸福和喜悦,那就是:对于一部古典作品,我们有的时候能够比它自己的著者还要理解得深刻一些和全面一些,比过去的读者从其中获得更多的东西(袁世硕同志说:“洪升为什么要写《长生殿》呢?绝对准确的答案,就只有叫洪升自已来作。我们只能根据《长生殿》的内容,洪升的思想,以及其所处时代的社会情况,作个力求正确的探讨。”这个说法是不妥当的。我们今天具备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因此,比过去的作家更其真正地懂得他们的作品,包括他丨门的创作意图在内,不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是完全应该的。如果按照袁世硕同志的理解,那么,我们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工作,就不过是“盲人摸象”,或者“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正确结论的获致将成为不可能了。至于正确结论的获致,必须经过长时期的、艰苦的探索,则是不成问题的。袁说见所著《试论洪升剧作〈长生殿〉的主题思想》,载《文史哲》1954年第9期。)对于《长生殿》,自然也不在例外。

   最近,我花了一些时间重读了这个出色的剧本,并连带学习了已经在各种刊物上发表的研究这个剧本的论文。在学习中,我感到要对《长生殿》获得一致的认识,还得展开更充分的和更深入的讨论。因此,我也就冒昧地写了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我不准备全面涉及《长生殿》中的许多问题,而只准备通过和有的同志在某些问题上所作的商讨,来说明自己对于这个戏曲的思想性方面的一点看法。这些意见是极不成熟的,希望同志们多加指教。

   文学作品的题材总是和特定的历史时代相联系的。它首先是和作家所生活着的时代相联系。其次,如果作家写的是过去的生活,是属于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他就必须仔细研究和分析那个和自己有了距离的时代,才能使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人物性格在艺术中复活。而且,这种研究和分析,又不可能是客观主义的。作家只有对准备写在他作品中的那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感到了强烈的爱憎,并且还感到了有把一些正面的东西推到人们面前使大家也爱它,把一些反面的东西推到人们面前使大家也恨它的必要,作品才有孕育和产生的可能。因此,即使是在以历史为题材的作品中,我们所看到的,也就必然地并不仅仅是某些个历史人物在活动,同时也是作家自己的思想感情在活动。只有当作家的思想感情渗透在作品里的时候,只有当作家把自己的命运和作品中的人物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个作品才会是动人的。

   《长生殿》正是一个这样的动人的历史剧本。作家选择了八世纪中叶,即唐代天宝之乱的前前后后这一段时间里发生的历史事件,作为自己驰骋才能的场合。我们都知道,大唐帝国是祖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和强盛的皇朝,而爆发于755年的天宝之乱,则不仅是这个帝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而且也是祖国封建社会向前发展的鲜明标志之一。虽然对于后一点,洪升在创作《长生殿》的时候,还不可能具有明确的认识,但在历史上,开元、天宝之为一个丰富多彩的、富于吸引力的时代,是一个许多作家都为了要描写它而愿意不吝惜地付出自己的劳动的时代,则是曾经被杜甫、白居易、陈鸿、乐史、关汉卿、白朴等许多作家以自己的作品证明了的。洪升之所以爱好这样一个古老的题材,并且愿意就这个题材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其创造性的艺术实践,可以说,也是受了这样一个绚烂的时代与描写这样一个绚烂的时代的许多古典作品所吸引的结果。

   生活永远是充满了矛盾和斗争的。文学作品既然是生活的反映,反过来,乂是认识生活的丄具,那未,一个作家在从事其创作活动时,就必须善于发现和表现生活中最基本的矛盾和斗争,即社会中带有根本性质的、牵涉到千千万万人民命运的问题。而这样一些问题,在生活中呈现的时候,又往往是极其复杂和曲折的。开元、天宝时代是一个大唐帝国内部的阶级矛盾逐步上升的时代,但755年蕃将安禄山的突然叛变,又使得当时的政治局势,在原有的阶级矛盾而外,又添加了很浓厚的民族斗争的性质。这就本来已经使得这一段历史呈现了相当复杂的面貌。加以在洪升创作《长生殿》的时候,汉族人民巳经生活在满族贵族与汉族大地主的双重压迫之下,作家也不可能不把他自己的生活感受、自己的思想感情灌注到剧作中,而仅仅将《长生殿》处理为历史事件之单纯的再现。这就又使得这个剧本所呈现的面貌,比当时的历史面貌还要复杂一些。开元、天宝之为一个丰富多彩的、富于吸引力的时代,其理由在此。《长生殿》之引起了许多分歧的解释,其基本原因也在此。

   作为文学原料的生活现实,包括历史的现实,是异常复杂而广阔的。作家在其中慎重地选择他所熟悉的和爱好的一部分作为题材,进行创作的时候,也就由酝酿而形成了自己体现在作品中美学方针、情调与风格。洪升继承着古典作家们通过唐明皇李隆基和他的贵妃杨玉环的生活来反映这一时代的传统,仍然以这两个人物作为戏曲中的主要人物,并且从样式对于题材和主题有-定程度的适应性这一理解出发,认为“从来传奇家非言情之文,不能擅场……因断章取义,借天宝遗事缀成此剧”,(《长生殿》自序)对于李杨之间的恋爱纠葛、悲欢离合,作了较多的而且是细致丰富的刻画,这正是题材本身所决定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剧作本身所包含的内容就止于此了。非常显然,交织在《长生殿》中的重要矛盾共有三对,即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恋爱纠葛,李唐贵族统治阶级对广大人民的压迫剥削,蕃将安禄山对李唐皇朝的叛变和对汉族人民的残害。作家的安排既然是要以李、杨二人的私生活为线索来反映整个时代,则他们之间的私人事件——恋爱纠葛就很自然地贯串了全剧,而其余两对矛盾,则是紧紧地纽结在这一根从头到尾的线索上的。因此,在研究这个剧本时,无论是只抓住了这一根线索,而忘记了扭结在这根线索上的、事实上比这根线索所体现的矛盾更重要的另外两对矛盾,或者是虽然看到了这二对矛盾的同时存在,但却没有能对三者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及其发展和转化的情况给以比较具体的探索,都会妨碍我们对它获得完整的认识。不用说,前一种看法是表面的和片面的。它阉割了《长生殿》主要的思想内容,使它降低到一个一般的爱情剧本的地位。至于后一种看法则是孤立的和机械的。它使人不能不得到一个显然与事实并不符合的结论:《长生殿》并不是一件完整的艺术品。

   探索反映在《长生殿》里的三对矛盾和每一对矛盾的两个矛盾面彼此之间的发展变化,乃是理解这个剧作的基本关键。

   对于贯串剧本的线索,即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恋爱纠葛的看法,是目前存在的最主要的分歧。

   有的人曾经沿袭了旧来的说法,认为《长生殿》的“主要情节”是“杨玉环跟李隆基的恋爱”,洪升“把他们之间的爱情表现得异常真挚诚笃。他写出了杨玉环的痴情和李隆基的钟情,对他们的性格作了真实的描写”。(关德栋:《洪升和〈长生殿>》,载《青岛日报》1954年3月23曰。)但不久就“承认了自己看法的片面性”。(方征:《关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对〈长生殿〉的讨论》中记录关德栋同志发表的意见,载《青岛日报》1954年6月30日。)因此,对于这种意见,我们无须再在这里进行讨论。

   有人认为:《长生殿》虽然写的是“杨妃与明皇的恋爱故事”,但作家所强调的是两个人在爱情问题上对立的一面,时非其统一的一面,认为作家把杨妃写得“美丽、聪明、温柔、专情”,而“对照着杨妃这个具有真情的人物,作者便刻画了好色的、性格软弱而自私的明皇”,认为杨贵妃之死,是“遭遇”了“残忍牺牲”,认为《长生殿》在思想性上的重要成就之一,是通过替杨妃洗刷了“含冤千年”所“横担”的“罪名”,反对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女祸亡国论,而这,一方面是反映了人民对这一件历史事实的看法,另一面是发扬了明末以来日益增长的民主思想。(钱东甫:《关于洪升和他的戏曲〈长生殿>》,载《文艺月报》1954年8月号。)

   这种论点是新颖的,其中也含有正确的部分,例如:看出了李、杨二人的爱情生活中有其对立的一面,而这矛盾的顶点就是杨贵妃之死,同时也指出了明末清初的一些思想家对于妇女问题的先进的看法在作品中有所体现。这都是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剧本的。关于后者,作家不仅通过永新、念奴之口,委婉地说出:“那黾是西子送吴王,错冤做宗周为褒丧”,(第三十九出《私祭》)而且还通过李龟年和李摹的对话,正面地说出了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当李龟年叹息着说:

“哎!只可惜当日天子,宠爱了贵妃,朝欢暮乐,致使渔阳兵起,说来令人痛心也!”作家就叫李瞢回答道:“老丈休只埋怨贵妃娘娘,当日只为误任边将,委政权奸,以致庙谟颠倒,四海动摇,若使姚、宋犹存,那见得有此?”(第三十八出《弹词》)这和稍后的袁枚在《再题马嵬驿》诗中所说:“不须铃曲怨秋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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