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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建刚:胡适容忍理念的形成历程

更新时间:2017-08-07 10:20:50
作者: 林建刚  
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陈独秀:《答书》,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册,第24页。

  

   对陈独秀的这一态度,1922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写道:

  

   “他(胡适)这种态度太和平了。若照他这个态度做去,文学革命至少还须经过十年的讨论与尝试。但陈独秀的勇气恰好补救这个太持重的缺点。”*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3册,第229页。

  

   由此,胡适高度评价了陈独秀‘必不容他人匡正’的主张。他写道:

  

   “当日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的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3册,第229页。

  

   这是胡适在1922年的言论。他当时完全站在陈独秀一边。然而,到了1959年,在写《容忍与自由》时,胡适的态度完全变了。他举了陈独秀的这个例子,来反省知识人的独断与不容忍,他写道:

  

   “现在在四十多年之后,我还忘不了独秀这一句话,我还觉得这种‘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的态度是很不容忍的态度,是最容易引起别人的恶感,是最容易引起反对的。”*胡适:《容忍与自由》,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1册,第766页。

  

   从1922年赞赏陈独秀的言论,到1959年反思陈独秀的言论,可以看出胡适对“容忍”重要性的体悟。

  

   其实,在1930年代,胡适对自己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表现就有所反思。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篇·导言》中写道:

  

   我在1918年4月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把文学革命的目标化零为整,归结到“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这时候,我们一班朋友聚在一处,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都和我站在一条路线上,我们的自信心就更强了。我受了他们的“悍”化,也更自信了。在那篇文章里,我也武断地说:“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篇·导言》,姜义华:《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249-250页。

  

   胡适在这里提到“悍化”“武断”,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当时自己当年不够容忍的反省吧。

  

   1920年代,随着中国社会的日益激进化,胡适在一些问题上的主张也遭到了攻击与围剿,这让他再次体会到容忍的重要性。

  

   1924年,冯玉祥驱逐溥仪,胡适从契约角度为溥仪鸣不平,遭到了时人的广泛攻击,其中就有他在北大的同事李书华、李宗侗。两人给胡适写了公开信。对此,胡适回信说:

  

   “我要请你们认清一个民国的要素在于容忍对方的言论自由。……我并不主张王室的存在,也并不赞成复辟的活动。我只要求一点自由说话的权利,我说我良心上的话,我也不反对别人驳我。但十几日来,只见漫骂之声,诬蔑之话,只见一片不容忍的狭陋空气而已。贤如两位先生,尚疑我‘先等待复辟成功,清室复兴,再乘其复兴后之全盛时代,以温和、谦逊、恭敬或他种方法行之’!此语在两位先生或以为是逻辑推论,但我读了只觉得字里行间充满着苛刻不容忍的空气,使人难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第278页。

  

   胡适担心,国中充满不容忍的空气会限制特立独行者的言论自由。他写给陈独秀的一封信颇能体现他的这一忧虑。1925年,因为《晨报》发表了一些反思苏俄的文章,暴露了苏俄的阴暗面,惹怒了信仰苏俄的激进革命青年,在党派的驱使下,群众激于愤怒,火烧《晨报》。对此,作为党派领袖的陈独秀拍手叫好。他认为《晨报》的言论属于反动言论,因此被烧,纯属咎由自取、罪有应得。这让胡适非常忧虑。1925年12月,胡适在致陈独秀的信中谈到了争自由的原理,他写道:

  

   “……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睛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56页。

  

   此外,信中,胡适还谈到了当时国中舆论中的专制气氛。他写道:

  

   “但这几年以来,却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并不是旧实力的不容忍,他们早已没有摧残异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人物的人。我个人这几年就身受了不少的攻击与污蔑。我这回出京两个多月,一路上饱读你的同党少年丑诋我的言论,真开了不少眼界。我是不会惧怕这种诋骂的,但我实在有点悲观。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残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57页。

  

   胡适指出,当时的顽固守旧者早已失去人心,但是新起来的激进青年却没有养成容忍异己的胸襟气度,如果这一舆论风气形成,社会将会变得更加专制冷酷,爱自由的自由人将会无容忍之地。

  

   可以说,胡适这些话一语成谶,预言了他后来的人生。1949年,激进革命青年的革命成功了,无立足容身之地的胡适只能选择“乘桴浮于海”了。

  

   更让胡适焦虑的是,他发现不仅陈独秀没有容忍异己的气度,就是他的两位朋友陈源与鲁迅,也缺乏容忍精神。

  

   1925年,陈源与鲁迅唇枪舌剑,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争。胡适作为旁观者,全程旁观了两人的论争文字。他为两人的互不容忍感到惋惜,为此,胡适给论争双方写了信,希望双方能够保持容忍精神。1926年5月24日,在致鲁迅、周作人、陈源的信中,他写道:

  

   “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虽然别人也许嘲笑自由主义是十九世纪的遗迹,——我最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地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着他们朝向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可惋惜的。……敬爱的朋友们,让我们都学学大海。‘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他们’的石子和秽水,尚且可以容忍;何况我们自家人的一点子误解,一点子小猜嫌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79页。

  

   胡适的这一调和完全失败。后来,鲁迅在文化姿态与政治姿态上更加激烈,主张痛打落水狗,提出“费厄泼赖应当缓行”,临死前还主张“一个也不宽恕”。

  

   经历了这许多之后,胡适内心是非常失望的。1927年4月10日,他给韦莲司写信倾诉心曲说:

  

   “在国家危急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有义务独立思考,并发表与群众想法不同的意见。可是你发现整个群众以种种恶名加之于你,并与你为敌。这时,你又只有自己来给自己一些劝慰、支持和鼓励了。”*转引自周质平:《胡适与韦莲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5-56页。

  

   上世纪一二十年代的种种论争,让胡适在实践方面认识到了容忍的重要性。对当时许多文化领袖体现出来的专断文风,他非常忧虑,担心这会导致社会的不容忍,进而摧残言论的自由与思想的自由。

  

   三、两位美国老师的启发与现实之刺激

  

   1930年代,随着国难的日益深重,国内的激进化氛围有增无减。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许多政论,零星涉及到“容忍”的问题。不过,这一时期的胡适,在容忍的问题上发言相对较少。抗战全面爆发后,应蒋介石的邀约,胡适担任驻美大使一职,为拯救中华民国放弃了个人自由。

  

   这一时期,胡适的老师布尔的言论刺激他重新思考容忍的问题。1938年4月24日,胡适去看望他的老师布尔,关于两人见面的情形,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去看Prof.George Lincoln Burr,谈了半点钟。此老今年八十,有心脏【病】,尚努力工作不倦,可佩服之至!

  

   他谈他多年收集材料,预备修改Dr.AndrewD .White的Warfare between Science&Theology一书,至今不得少年人担负此事。他谈,他自己所注意不在warfare而在toleration,他以为历史上toleration比rebellion更重要。此论亦有理。”*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七册,第532页。

  

   两人见面后过了一两个月,布尔教授就死去了。这让胡适非常伤心,在给韦莲司的信中,他提到了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并写道:

  

   布尔教授突然去世让我大震惊。我永远忘不了过去这么多年他对我的爱护。……他(布尔教授)跟我说的话是容忍比反叛重要,虽然容忍没有反叛这么耀人眼目。*周质平:《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第227页。

  

   由此可见,对布尔这话,胡适印象极深。不仅写在了日记中,还分享给了自己的女性友人韦莲司,后来在写《容忍与自由》时,布尔教授的这句话也成了文章的引子。

  

布尔教授之外,伊斯曼刊登在1941年5月11日的一则通讯也深刻地影响了胡适。在这篇通讯的启发下,1941年7月,胡适做了题为《民主与极权的冲突》的演讲。演讲中,胡适将二战定性为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战争,一种生活方式是整齐划一不许差异存在的社会,这样的代表性国家是希特勒的德国与斯大林的苏俄;另一种生活方式则是尊重个性,提倡生活方式的多样性与多元化,并保证人民思想、言论、信仰的自由,这样的代表性国家是丘吉尔的英国与罗斯福的美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zhe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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