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高宣扬:《结构主义》新版序

更新时间:2017-08-06 11:51:26
作者: 高宣扬 (进入专栏)  

   被指控的文化带菌者玛丽,原名玛丽·梅伦(Mary Mallon),生于爱尔兰,并于1884年成功地移民美国。时龄仅15岁的玛丽,迫于生计,当起了佣人,为主人洗衣、做饭、看孩子。但她很快便发现了自己有烹饪的才能,于是果断转行任厨师。然而,这份工作选择却使她在无意识中成为了震撼欧美社会的“文化带菌者”的最早标本,因为伤寒杆菌在不知不觉中侵入她的身体,让她的厨师身份顿时失去正当化的基本条件,也使她陷于被隔离的境地。

  

   然而,玛丽的身体却出奇的健康,尽管她拒绝承认自己是病菌携带者,抗拒当地卫生官员和警察的抓捕,但最终还是被警察抓进了救护车送去医院体检,被押送到纽约附近名为“北方兄弟”小岛上的传染病房。但被隔离两年后,也就是1909年,40岁的玛丽依旧健康地活着,于是便向美国卫生部门提起申诉。同年6月《纽约美国人报》大篇幅的报道了玛丽事件,舆论哗然,卫生部门被指控侵犯人权,次年2月,当地卫生部门与玛丽达成和解,以玛丽不再从事厨师为条件,解除对她的隔离,玛丽表示同意。

  

   但是,这个结局只是暂时的。五年之后,纽约一家医院再次爆发伤寒病,并且两人因感染而死亡,卫生部门在厨房里发现化名为“布朗夫人”的厨师,她就是改名换姓的玛丽。于是,玛丽又回到了隔离区,直至1938年去世,年仅69岁。但验尸报告奇迹般显示:她体内虽然存有大量活体伤寒杆菌,导致她的真正死因却非伤寒,而是肺炎。换句话说,受指控隔离玛丽的缘由,是可以传染他人致死的伤寒病菌,但真正杀害玛丽的却是她因被隔离而患上的肺炎。

  

   在玛丽的遭遇中,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和她一样,我首先是作为“移民”而辗转流浪,对我隔离审查时经常“敲打”我的“罪名”之一就是“回国别有用心”,后来又是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身患传染病,被强制性冠以“外来带菌者”、“散布思想毒草”的莫须有罪名被隔离了十年。

  

   不同于玛丽的地方,只是在于:第一,我是在1952年作为华侨身份而移民回国的;第二,在被隔离审查时,我始终抱着“相信党”和“相信群众”的信条,主动“坦白”我所做的一切,但结果仍然在我的个人档案内让我戴上“犯严重错误”的帽子;第三,我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全体研究人员,在1969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押送到河南省最贫困的息县,在那里的“五七干校”,在这片被盐碱浸泡多年的不毛之地,强迫劳动两年;第四,1971年家父身患脑溢血在杭州老家去世时,我被剥夺回家奔丧的权利,血浓于水的父子情,硬被强力割裂,让我忍受一生中最悲痛的精神折磨;第五,于1968年出生,尚在襁褓中的女儿由军宣队交给了保姆,受到保姆的虐待,当我和太太经受十年审查之后,再见到女儿之时,发现她的身体和我一样又干又瘦,并且还得了一身的疾病;最后,我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下半期至70年代末,是在“伤寒玛丽”事件发生后的半个世纪,而这一时期也是西方社会发生重大变革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发生重大转折的年代。

  

   抵达香港后,我仔细分析了我被隔离时期的历史文化特征。我发现,当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大规模地进行“反右派”和“大跃进”运动的时候,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1908—2009)发表了《忧郁的热带》(Tristes Tropiques)和《结构人类学》(Anthropologie structurale)[8]。1960年中国发生经济困难时,萨特发表《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9],发动了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的激烈争论,也开启了1968年法国及整个欧洲学生运动的思想序幕。在我被隔离审查的十年中,也就是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斯特劳斯在理论上取得重大成果的时候:他的四卷本《神话学》(Mythologiques I–IV)[10]以及《原始思维》(La Pensée sauvage)和《结构人类学》第二卷(Anthropologie structurale deux)[11]等陆续出版,使结构主义思潮处于鼎盛阶段,并带动了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语言学转折和诠释学转折,使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个面貌焕然一新。

  

   在同一时期内,受结构主义思潮启发而形成的“解构主义”、“建构主义”以及新符号论思潮,也在法国乃至整个西方思想文化领域发展起来,当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和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1941— )等人在我受审查的20世纪70年代访问中国的时候,中国学术界对他们的思想理论毫无所知,当时接待他们的中方工作人员,只把他们当成西方记者代表团的成员来接待[12]。

  

   这也就是说,由于四人帮的野蛮封锁,即使结构主义思潮的使者已经悄无声息地敲打我们这个文明古国大门之时,我们却仍然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前沿问题及其争论置若罔闻,而且,更严重的是,当时我们的整个教育研究机构受到严重破坏,对思想文化的研究,反倒成为冠以“传播思想毒素”的罪名的理由。

  

   历史是无情的,越不尊重历史,历史所给予的惩罚就越重。当我们无视历史、歪曲历史的时候,历史本身却恰恰成为了最不可征服的无形力量,敲打着我们封闭的心灵,迫使我们深思,从自我欺骗的梦魇中苏醒,认清形势,追赶已经错过的历史潮流,同时也为我们提供更强的反省动力,重新调整我们自己在人类思想文化历史中的地位。

  

   结构主义的最大理论贡献,就在于它从人类历史总体的宏伟角度,站在跨民族和跨国家的高度,重新探讨人类文化的基本结构以及思想文化更新的基本模式,同时,结构主义还不满足于宏观地探索人类文化的创建机制,它还特别关注不同时代中推动着各种思想文化发生变动的动力基础,并以新的论述模式,取代原来西方传统思想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模式及其主体中心主义原则,直接向近四百年来试图占据全球文化霸权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发出挑战。

  

   当然,结构主义也有它自己的历史和生命。结构主义不只是在中国,即使在国外,也是经历曲折的过程之后才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并又以多种方式,它被人们诠释成各种不同的思想观念,演变成为各种不同的思潮而传播开来。

  

   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思潮,从20世纪中叶开始,至今已经流行半个多世纪,但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和哲学理论,却远没有被人们深入研究,更没有被正确理解和运用。为此,趁《结构主义》新版与读者见面的机会,我再次强调结构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及其重要理论意义。

  

   结构主义发展的曲折性,从学术上看,是与它的跨学科性质以及它对西方传统思维方式的革命性冲击有密切关系。所以,当我们重新评价结构主义的时候,必须扩大学术视野,不仅尽可能地重温已经被遗忘的历史,而且还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认清现代化和全球化对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时代要求,根据现代化和全球化所提出的挑战,把握结构主义所隐含的历史价值。

  

   结构主义主要发源于语言学和人类学,接着,它由语言学和人类学同时扩展到到哲学和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不但是同时进行,而且也几乎以同等规模和速度漫延开来。结构主义以如此迅速和宏大的规模强烈地影响到哲学和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及艺术,恰恰表明它的形成以及由它引领的理论范例变革所蕴含的重大意义。

  

   结构主义的最大理论贡献,就在于它从人类历史总体的宏伟角度,站在跨民族和跨国家的高度,重新探讨人类文化的基本结构以及思想文化更新的基本模式,同时,结构主义还不满足于宏观地探索人类文化的创建机制,它还特别关注不同时代中推动着各种思想文化发生变动的动力基础,并以新的论述模式,取代原来西方传统思想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模式及其主体中心主义原则,直接向近四百年来试图占据全球文化霸权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发出挑战。

  

   首先,列维-斯特劳斯所发展的结构主义是对近现代欧洲政治和文化中的种族主义的批判。针对西方种族中心主义,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列维-斯特劳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种族问题》(The Race Question)一书中,发表《种族与历史》一文[13]。接着,列维-斯特劳斯尤其在《忧郁的热带》一书中集中论述了这一重要观点[14]。列维-斯特劳斯反复强调:所谓“野蛮”(sauvage;savage)的思想并不野蛮,“野蛮”的思想与“文明”的思想,不管出现在何处,都属于共同的人类思想,都一样是人类文明。由此也可以看出,结构主义之所以在其结构主义理论中突出人类历史的“共时性”(synchronie),正是说明人类历史的整体性和一体性,也为了对抗西方种族中心主义者借用以“历时性”(diachronie)的核心概念来分割历史,并由此区分各族历史的先后性,“论证”西方以外各族历史及其文化的“落后性”。

  

   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人类学的出现不只是标志着现代人类学的一个转折,而且也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转折,它试图结束人文社会科学中的西方殖民主义的统治地位,也宣告了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新时代的到来。

  

   结构主义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思路,要求人们从广阔的视野,寻求能够把各种文化现象当成可理解的相互关系网络,从各种文化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找到一个有可能把它们当成相互联系的总体的视角,统一地理解和分析人类文化各个方面及其表现的共同基础。正因为这样,结构主义的新思考模式及其论述模式,彻底地颠覆了贯穿于整个西方思想和文化的“人”的传统观念的“标准化”及其“正当性”基础,也试图揭示隐含在人类文化发展中推动人类文化创新的深刻奥秘[15]。所以,20世纪中叶,结构主义之所以成为法国当代思想革命旋风的启动者并非偶然。在结构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的背后,实际上隐含了整个20世纪下半叶西方理论和思想革命风暴的深层矛盾及其开辟新思路的潜在条件。

  

回顾法国与西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近一个多世纪的变革过程,不难看出:变革的焦点,逐渐地集中到对于主体中心主义原则的重新评估。主体中心主义原则是从古希腊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时代确立的。正如受结构主义影响的福柯所指出的,西方文化的整个系统及其历史,可以用“真理游戏”(jeu de vérité)来概括,其主要使命,就是集逻辑中心主义与语音中心主义于一身,鼓励每一个社会成员以建构自身主体性为终生目标,力图使人的思想活动环绕着“寻求真理为优先”的最高原则,以理性的方式,培养社会成员服从于“真理的逻辑”,在建构自身主体性的同时,使自身不知不觉地沦落为真理理性原则的顺从者,由此保障理性在整个社会中的统治地位,并以此为立足点,将道德理性和法制理性同时地与真理理性捆绑在一起,实现真理理性、道德理性与法制理性三者之间的统一,建构出知识、道德、权力三者交互关联所组成的一种社会制度系统[16]。为此,福柯将西方社会及其思想文化的主体化原则进行这样的概括:“唯有首先通过将主体自身的存在纳入真理游戏之中而付出代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5407.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